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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相逢刘礼部，
高言大句快无加；
从君烧尽虫鱼学，
甘作东京卖饼家。
这是龚自珍在嘉庆二十四年（1819）写的著名诗句，当时他是有感而发，本人也未曾料想到，这首诗在文化史上竟成为清朝中叶以后今文经学派取代古文经学派，跃居学术主导地位的有力宣示。龚自珍和刘逢禄的会见，是公羊学薪火的传递，更是两代学者经过交流而促使学术思想出现升华和飞跃。刘逢禄以其历数十个寒暑的探索，重新发现公羊学“以经议政”的重要价值，故独具慧眼提出“欲正诸夏，先正京师”，预示着公羊学说将发挥政治的力量。龚自珍是嘉道年间思想界一颗耀眼的新星，有着过人的政治洞察力和深刻的哲学思考。这一年，龚自珍二十八岁，第二次到北京应试落第。此前，他已写出一系列重要政论，对腐败政治作了抨击。他从哲理高度认识到“一祖之法无不弊”、变革是历史的必然，又亲历大江南北，对社会矛盾、民生疾苦有切身体验，对于八股科举制度毒害士人的作用和烦琐考证禁锢士人头脑的严重危害看得更为真切。经过刘逢禄的启发，龚自珍想得更远，于是立志以阐扬公羊学说，倡导变革、揭露现实社会种种严重积弊为己任。
公羊学说在龚自珍手里成了批判专制的武器决非偶然。在同一时期，他写有另一首著名的诗，题在北京陶然亭壁上：“楼阁参差未上灯，菰芦深处有人行。凭君且莫登高望，忽忽中原暮霭生。”
比喻清朝统治已经到了日落西山的境地，危机四伏，社会极不安定，湖草深处已有人在活动了。在此之前，龚自珍已在一篇政论中预言“山中之民”将有“大音声起”。这些，都是现实社会矛盾激化在这位诗人和思想家头脑中的反映。不久之前规模巨大的白莲教起义、发生在京畿地区的天理教起义相继爆发，新的民众反抗活动又在酝酿。当统治阶级仍在懵懵然歌舞升平的时候，龚自珍和他的挚友魏源已尖锐地论断封建统治已经到了“衰世”，更大的社会变局即将到来。清代公羊学说由刘逢禄奠定基础以后，到了龚、魏手里，便被改造成为批判的武器，倡导变革的哲学。以公羊学为中坚的今文经学的复兴和盛行，与清朝统治危机日益暴露、有识之士先后觉醒、探索救亡道路相伴随，相激荡。到戊戌时期，以康有为为代表，更将公羊历史哲学与西方政治学说和进化论相糅合，发动了近代史上意义重大的维新变法运动，公羊学说因之风靡海内。
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它发生—发展—衰亡的规律，同样地，中国经学自孔子删《诗》《书》，修《春秋》，创立儒家学说起，两千多年间，也经历了它的发生、发展和衰落。经学时代的结束恰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的最后一幕，便是清代中叶以后今文经学的复兴，取代古文经学派（朴学）而成为学术思想的主流。今文经学以公羊学说为代表，在政治上有力地抨击封建专制的腐朽，冲击旧制度的根基，推动社会的变革。在思想学术上，冲破正统思想禁锢下“万马齐瘖”的局面，为迎接西方进步思想的输入和创立“新学”推波助澜。进步思想家豪迈地宣称好学深思之士喜读《公羊》，顽固派则惊呼公羊学说“举国若狂”。因此，嘉庆以后公羊学说的复兴和盛行是经学时代结束前壮观的一幕，夕照辉煌，晚霞满天，预示着新世纪行将到来。
当晚清公羊学风靡于世的盛况刚刚过去，20世纪前期士林人物，不论是进步思想界或顽固派营垒，都有过值得重视的评论。顾颉刚先生认为，今文学是晚清时期向新学发展的学术潮流。陈寅恪先生说今文公羊之学在戊戌前后流被甚广。陈垣先生也曾深受晚清公羊学说的影响。
顽固派代表人物叶德辉的一段话，则从反面证明公羊学说对晚清政局的巨大影响：“仁和龚定盦先生，以旷代逸才，负经营世宙之略，不幸浮湛郎署，为儒林文苑中人，此非其生平志愿所归往也。曩者光绪中叶，海内风尚《公羊》之学，后生晚进，莫不手先生文一编。其始发端于湖、湘，浸淫及于西蜀、东粤，挟其非常可怪之论，推波扬澜，极于新旧党争，而清社遂屋。论者追原祸始，颇咎先生及邵阳魏默深二人。”
叶德辉咒骂公羊学说是使清朝统治覆亡的祸首，实则恰从反面证明它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功臣。然而，最近几十年，对清代公羊学复兴的历史作系统研究却很不够，这显然是必须补上的很有价值的工作。
关于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态度和方法，陈寅恪有过颇为精辟的论述：“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借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
他讲对于古代思想家之学说，必须联系其环境背景，设身处地，采取了解、同情的态度，然后对于学说的真谛和著述的目的，才能有真了解。这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要把问题严格地提到一定历史范围之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是相通的，因而对我们审视历史很有启发。今文经学实以公羊学为主干。清代今文学的复兴，就是公羊学说重新提起和被改造推演的历史。公羊学的复兴和盛行，乍看起来，似乎带有怪异的色彩，有旁门左道之嫌，难以索解，实际上，我们若能知人论世，以了解、同情的态度考察，则它在百余年中，由重新提起—张大旗帜—改造发展—达于极盛，是环环相扣，十分合乎逻辑地展开，又因时代条件变化和思想家不同的学术个性而注入新的生命，更与政治、社会、外交上迭起的风波息息相关。这一学术变迁史，也从一个侧面展现出18世纪至19世纪中国人哲学探索的历程和救亡图强思想的不断高涨，就其波澜起伏、腾挪跌宕的特点而言，又可视为一部有声有色、饱含隽永哲理的多幕活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