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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存与是清代公羊学复兴的代表人物。由于他的成就，一下子打破了千余年的消沉，接续了西汉董仲舒和东汉何休的公羊学说统绪，使这一独特的儒家古代学说重新获得生命。他的著作，为清代公羊学创辟了得以继续前进的基地。
庄存与（康熙五十八年至乾隆五十三年，1719—1788），字方耕，江苏武进人。乾隆十年中一甲二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在考试中他模仿《天人三策》第三篇，做了出色的文章，因“素精董子春秋，且于原文册曰以下四条，一字不遗。上大嘉叹，即擢侍讲”
。历任直隶学政、礼部右侍郎及湖南、山东学政，典湖北、浙江乡试各二次，充天文、算法总裁官及乐部大臣。乾隆三十二年命在上书房行走，“卯入申出，寒暑无间，皇子时亲讲说，爱敬日深”
。与金甡、刘星炜三人同称为“乾隆中直上书房诸臣以学行称者”
。又曾被命与礼部尚书德保重辑《律吕正义》。年七十，卒于官。他的主要著作是《春秋正辞》《春秋举例》《春秋要旨》。另外又著有《周官记》《周官说》《毛诗说》，仍主古文经传之说。《清儒学案》称他：“生平践履笃实，于六经皆能阐发奥旨，不专事笺注，而独得先圣微言于语言文字之外。”
魏源则称他学术的特点是：“崒乎董胶西之对天人，醰乎匡丞相之述道德，肫乎刘中垒之陈今古，未尝凌杂
析。”
龚自珍曾记载庄氏生平轶事：“公性廉鲠，典试浙江，浙巡抚馈之以金，不受，遗以二品冠，受之。及途，从者以告曰：‘冠顶真珊瑚也，值千金。’公惊，驰使千余里而返之。为讲官日，上御文华殿，同官者将事，上起，讲仪毕矣。公忽奏：讲章有舛误，臣意不谓尔也。因进，琅琅尽其指，同官皆大惊，上竟为少留，颔之。”
这两件事反映的庄氏认真的性格与其治学的诚笃是有联系的。庄存与的学术影响了其从子述祖，孙绶甲，外孙宋翔凤、刘逢禄，皆喜谈公羊学说，成为清代著名的常州学派，刘逢禄尤能传其学。但在当时，庄氏所究心的专讲“微言大义”的公羊学，与当时盛行的训诂考证的学术风气相异趣，故他有关公羊学的著作长时间不被学者所重视，魏源对此曾发出慨叹：庄氏的公羊学著作，“世之语汉学者鲜称道之”。魏源又表彰庄氏具有因权奸当道而忧心国事的志操：“君在乾隆末，与大学士和珅同朝，郁郁不合，故于《诗》《易》君子小人进退消长之际，往往发愤慷慨，流连太息，读其书可以悲其志云。”
庄氏这种鲠直的性格反映在学术上，便是重视特识真见和开创新学派的风格。
庄存与著《春秋正辞》，直接是受到赵汸的影响，同时他又公开举起旗帜，要尊汉代董仲舒、何休今文学家之“古”，求公羊学之正途。
《春秋正辞》
共十三卷。庄存与开宗明义，宣布自己不同于赵汸的主张：
存与读赵先生汸《春秋属辞》而善之，辄不自量为隐括其条，正列其义，更名曰“正辞”，备遗忘也。以尊圣尚贤，信古而不乱，或庶几焉。
由赵汸的《春秋属辞》到庄氏的《春秋正辞》，一字之差，实包含着性质上重大的变化。在阐释《公羊传》的标准上，他明显推尊董仲舒、何休，这即其“尚贤”的含义，故庄氏所说的“信古”，实则指信两汉今文学派家法之“古”。他依照这一标准去求《春秋》辞句中蕴涵的正确的义理。
上文说到，赵汸《春秋属辞》是在长期湮灭无闻之中为公羊学说保存了“火种”。然而他的书对《春秋》义旨的总结又属于比较表层的，未能深入到公羊学的实在意义。我们比较赵汸和庄存与两人对隐公元年即位与否的不同解释，即可明了庄氏学术旨趣的特色。
赵汸《春秋属辞》首条提出：“嗣君逾年即位，书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不行即位礼，不书即位。告朔朝正，书王正月。”这一义例，是他从“隐公元年春王正月”至“哀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见于《春秋》中十一条记载归纳得出的。赵汸认为：鲁桓、文、宣、成、襄、昭、哀七个国君，都是第一年嗣子继位，“逾年正月朔日，乃先谒庙，以明继祖，还就阼阶之位，见百官，以正君臣”。国史因书“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而隐、庄、闵、僖四君元年，都仅书“元年，春王正月”，不书即位。赵氏认为这些都有特殊原因，如“隐公摄君位，不行即位礼”
。
按赵氏所说，隐公元年首条的记载，只是据鲁史而来，毫无深切微妙之意旨。
然则，按庄存与的解释，这一记载却包含非常重要之意义。他说，《春秋》这样书法，不是隐公未尝践位、行礼。“公践其位，行其礼，然后称元年，君之始年，非他人，隐公也。”进而说，这样书法，是表示隐公只摄相位，以将来让位于其弟桓公。可是，桓公后来弑其兄隐公，是大恶的行为，恰是隐公助长他的。所以隐公这种让恰恰应受到谴责。他由此得出一条原则：“《春秋》之志，天伦重矣，父命尊矣。让国诚，则循天理、承父命不诚矣。虽行即位之事，若无事焉。是以不书即位也。君位，国之本也。南面者无君国之心，北面者有二君之志，位又焉在矣！十年无正（按，指自隐公二年至十一年，《春秋》经文中均无“正月”字样），隐不自正，国以无正也。元年有正，正隐之宜为正，而不自为正。不可一日而不之正也！”
庄存与这样解释，《春秋》中首条的书法，实包含有国君应遵从天理、父命，庄严治国，而讥评鲁隐公却未能依此而行这些深刻的意义。
庄氏《春秋正辞》全书分为正奉天辞、正天子辞、正内辞、正二伯辞、正诸夏辞、正外辞、正禁暴辞、正诛乱辞、正传疑辞九类，是按庄氏所理解的公羊家的观点，将《春秋经》重要的文辞按类归纳，逐条作出自己的阐释。
庄氏解释“元年春王正月”中元、春、王、正月、即位五项一同出现，是代表了王承天而治、诸侯上奉王政这一套最根本、最重要的意义。因而称之为“建五始”，作为“正奉天辞”的第一项。他重申何休所说：“政莫大于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气，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五者同日并建，相须成体，乃天人之大本，万物之所系，不可不察也。”且又引述董仲舒《天人三策》所言人君依天意行事，以正朝廷百官，统率万民，四方之内正气充旺，邪气荡清，达到风调雨顺，万民协和，五谷丰登，草木茂盛，四海太平的境地，王道得到完美的实现这番话。这就有力地证明：庄氏的公羊学著作是以董仲舒、何休的学说为根本出发点，利用公羊学来宣扬王权神授、天人合一、君臣名分不可逾越的观点。
庄氏还归纳了另一条原则：“宗文王”。他这样主张：
公羊子曰：王者孰谓？谓文王也。闻之曰：受命之王曰大祖，嗣王曰继体。继体也者，继大祖也。不敢曰受之天，曰受之祖也，自古以然。文王，受命之祖也，成、康以降，继文王之体者也。武王有明德，受命必归文王，是谓“天道”。武王且不敢专，子孙其敢或干焉。命曰文王之命，位曰文王之位，法曰文王之法。所以尊祖，所以尊天也。
文王者，代表本朝的“太祖”，只有他才是受命于天。其余历世君王只是“受之祖”，都要奉行太祖规定的成法，这样才是“尊祖”，才是“尊天”。庄氏的解说，是要强调他治公羊学的目的也在证明王权受命于天，后代必须恪守祖宗成法，否则就是违反“天道”！这位处于乾隆时期清朝统治所谓“盛世”的公羊学提倡者，其学术宗旨分明在于“拱奉王室”。
此三项，本是汉代公羊学家最重视的信条，然而在儒学演变的历程中，它们早被人们遗忘。庄氏由于尊奉董仲舒和何休的学说，必然要重视这些信条，学者社会一千几百年所失落的，如今重新被拾起，《春秋正辞》中所论，真可谓是两汉公羊学大师在千余年后引起的回响。
庄氏旁征博引，对“大一统”加以发挥：
公羊子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记》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国无二君，家无二尊。以一治之也。”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过矣乎！
显然，庄存与没有拘泥于何休《公羊解诂》的字句。何休对隐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解释的原文是：“统者，始也，总系之辞。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这里，何休用国君受命改制，使举国上下一致奉行周王的正朔，表示“自公侯至于庶人”无不奉行周王的政教。其实质意义，是讲用封建专制政治来统一全国，不过意思不够明显。庄氏有见于此，他更加直截了当，指明“《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任何人都不允许有违背于专制王权统一政教的行为。为了突出这项意思，他又引述董仲舒所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对此，庄氏特别加注，说：“此非《春秋》事也。治《春秋》之义莫大焉。”意思是，上引这段话不是《春秋》一书中本有的内容，是董仲舒运用《春秋》大一统观点加以发挥的，在汉代产生了极大作用，今天仍然有指导意义。这些都是治《春秋》者所加的“义”，足见《春秋》公羊学说多么重要！
再者，关于“通三统”这一公羊学的又一根本观点，庄氏的解释有很中肯之处，也有理解不够深入之处。他阐释的原文是：
何休曰：“夏以斗建寅之月为正，平旦为朔，法物见，色尚黑。殷以斗建丑之月为正，鸡鸣为朔，法物牙，色尚白。周以斗建子之月为正，夜半为朔，法物萌，色尚赤。”“……王者存二王之后，使统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礼乐。所以尊先圣，通三统，师法之义，恭让之礼，于是可得而观之。”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刘向曰：“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也。”按，日月星辰之行始于日至。阴阳风雨之气，征于丑仲。王政民事之序，揆于寅正。三正并行而不悖，尚矣。
“三正”，是夏、商、周三代所实行的三种不同历法，是由于天象观测取得进步和生产经验积累推动历法的沿革。公羊学家即针对这种历法制度的变革，引申出一套理论：三代分别实行三种历法，新朝建立，就要确立新的正朔，规定朝廷所崇尚的服饰的颜色，说明不同的朝代，制度上必然要有适当的变革。这就是“通三统”，由此引申出“改制”之说。公羊学家还认为，孔子所说殷代对夏代礼乐制度，周代对殷代的礼乐制度，都有继承，又有损益，“改制”的主张正符合孔子“损益”之说。庄氏又引用刘向所称“天命不独私一姓”，还包含有一层积极意义：正如旧历法沿用既久误差过大即要废除，新的正朔将取而代之一样，朝代也是要更易的，一姓的君王不可能永远不变，“天命”有可能转授别人，让他姓做君王。
庄存与对“张三世”的论述，文字简略，但也包含有重要的意义。其原文是：
据哀录隐，隆薄以恩，屈信之志，详略之文。智不危身，义不讪上，有罪未知，其辞可访。拨乱启治，渐于升平，十二有象，太平以成。
这段话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解释《公羊传》原本所有“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公羊传》隐公元年云：“公子益师卒。何以不日？远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原意是，由于这一年所记鲁隐公时事，离孔子修《春秋》的哀公时代已经很远了。因年代远近不同，所据材料详略不同，事件、人物与记载者关系密切的程度不同，故在用辞上自然有所不同。然则其中包含着春秋十二世二百四十二年不应视为凝固的、死板的整体，而应按一定的标准区分为不同阶段这一可贵的合理因素。经过董仲舒解释，何休又将之进一步发挥，这“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三句话，便具有深刻得多的内涵。庄存与采用了董、何的解释。“据哀录隐，隆薄以恩”，即何休所说因时代远近不同，“见恩有厚薄，义有深浅”，故采用异辞，使之符合于人伦名分。“于所见之世，恩己与父之臣尤深，大夫卒，有罪无罪皆日录之”；“于所闻之世，王父之臣恩少杀，大夫卒，无罪者日录，有罪者，不日，略之”；“于所传闻之世，高祖、曾祖之臣恩浅，大夫卒，有罪无罪皆不日，略之也”
。《公羊传》又说：“定、哀多微辞，主人习其读而问其传，则未知己之有罪焉尔。”
何休对此作了解释：“此假设而言之。主人，谓定、哀也。设使定、哀习其经而读之，问其传解诂，则不知己之有罪于是。此孔子畏时君，上以讳尊隆恩，下以辟害容身，慎之至也。”
说明孔子修《春秋》，对定、哀两世，因与现实太近，故多忌讳，而采用委婉隐晦的笔法，让当日国君读了这样的记载也无法找到把柄，断定他有罪。然而，后人却能够根据他用辞的曲折微妙，去探求深切的寓意。故说：“屈信（同伸）之志，详略之文。智不危身，义不讪上，有罪未知，其辞可访。”以上是庄氏重申董仲舒及何休用“三世说”解释“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
第二层意思，是用“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解释三世说。这一项，何休原来所作的解释内容相当深刻，并且在社会进化和民族融合观点上都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可是庄氏却说得很简单：“拨乱启治，渐于升平，十二有象，太平以成。”他对此体会甚浅，所谓“十二有象”，是指《春秋》十二公的数目与一年十二月一致，符合于天数，也即何休所言：“《春秋》……所以二百四十二年者，取法十二公，天数备足，著治法式。”
尽管未能做到深入的解释，但庄氏毕竟接触到“三世说”这一要义，这就接续上董、何的义法，并给后来者以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