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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郑玄遍注儒家经典，主古文家说而兼采今文，实际上是把今文家说统一于古文之中，于是古文学派盛行，以公羊学为主干的今文学派遂告衰落。东晋元帝设立五经博士，都用古文学。从东汉末年起，至清代乾隆年间庄存与著书重新提起公羊学说，中间经过千余年的消沉，今文学“澌灭殆尽”了。
在此一千多年间，能提到公羊学说哲理者，诚为空谷足音。唐代文学家、思想家韩愈注意到公羊学说含有深刻的哲理。在《原道》这篇名文中，韩愈引用公羊学家关于民族问题的理智的观点：“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当时，殷侑有志于撰一部《公羊传》的注疏，韩愈深感在公羊学说几绝，要妙之义无人寻绎的情况下，这种志向大可嘉许，于是致书鼓励，愿意为他写序。信中说：“近世公羊学几绝，何氏注外，不见他书。圣经贤传，屏而不省。要妙之义，无自而寻。非先生好之乐之，味于众人之所不味，务张而明之，其孰能勤勤绻绻若此之至？固鄙心之所最急者，如遂蒙开释，章分句断，其心晓然。直使序所注，挂名经端，自托不腐，其又奚辞？”
可惜殷侑对公羊学的见解无从得见，其书成否也未能知晓。由于公羊学说长期几乎无人问津，故像明清之际顾炎武这样渊博的学者，也对公羊学说无所了解，他从古文学派的立场，认为何休对“三世异辞”的解释，既费事，又不通，“甚难而实非”
。只有元末学者赵汸著有《春秋属辞》，与公羊家法关系密切，而成为清代学者庄存与著书的直接先导。
赵汸，元末明初学者，安徽休宁人，字子常。自幼励志向学，不事科举。曾拜九江黄泽为师，学《春秋》之要。后复从临川虞集游，获闻吴澄之学。筑东山精舍，读书著述其中。著有《春秋师说》三卷，《春秋集传》十五卷。尤以二十年之精力，著成《春秋属辞》十五卷。另成有《左传补注》十卷。明初诏修《元史》，征汸预其事，书成辞归，未几而卒。学者称东山先生。
赵汸著《春秋属辞》的意图是，他不满意当时学者只据《左传》解释《春秋》，认为“《春秋》断截鲁史，有笔有削，以寓其拨乱之权，与述而不作者事异”
。故认识到《公羊传》重视《春秋》的“义”是对的，但他不用推阐“微言大义”的方法，而通过考证“属辞比事”，来推求《春秋》之旨。宋濂为赵书作序，批评前人解《春秋》之失，云：“其所蔽者，《左氏》则以史法为经文之书法，《公》《穀》虽详于经义，而不知有史例之当言，是以两失焉尔。……有能会而同之，区以别之，则《春秋》之义昭若日星矣。”
宋濂的话，实即称赞赵汸运用了探求经义和归纳史例二者会通的方法，可谓深得赵汸二十年著书之苦心。
赵汸采取按照《春秋》属辞归类、求得义例的方法，将全书分为八篇：（1）存策书之大体；（2）假笔削以行权；（3）变文以示其义；（4）辩名实之际；（5）谨中外之辩；（6）特笔以正名；（7）因日月以明类；（8）辞从主人。
其中，第（1）至第（6）是主要部分。因为，据作者的认识，“自《左氏》不知有笔削之旨，为公羊学者遂以《春秋》为夫子博采众国之书，通修一代之史者，于是褒贬之说盛行。又有以为有贬无褒者，又有以一经所书皆为非常，而常事不书者，有谓黜周、王鲁者，有谓用夏变周者。其失在不知有存策书之大体之义而已”
。又说：“圣人拨乱以经世，而国书有定体，非假笔削无以寄文”，因而应该注重“假笔削以行权”。“然事有非常，情有特异，虽笔削有不足以尽其义者，于是有变文，有特笔。而变文之别为类者，曰辩名实，曰谨中外。”故又应该注重“变文以示义”“特笔以正名”。
《春秋》一书记载简略，若欲从中归纳出整齐有法的“例”，必然此通而彼碍，陷于支离破碎的地步，故董仲舒已有言之，“《春秋》无达例”，实已告诉人们此路不通。赵汸为求《春秋》的例，烦琐不得要领，结果《春秋》的义，晦而不明。他列“存策书之大体”共七卷，一百二十一目，读之使人感到主次难辨。他所列举的例目，有：
嗣君逾年即位，书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不行即位礼，不书即位。告朔朝正，书王正月。
即位不在正月，故不书正月。
岁首必书王月。无系月之事，不书王月。
一时无事，书首月。
事之系日者，遇晦朔则书晦朔。
公母弟卒书弟书字。
诸如此类。像这样归纳出来的“例”，实在对理解《春秋》拨乱反正的“大义”无甚帮助。而赵汸不赞成公羊学家探究《春秋》的褒贬，反对王鲁、黜周这些命题，更是把公羊学的主旨掩盖了。
然则在东汉以后公羊学沉寂千余年中，赵汸著成的这部《春秋属辞》究竟有何价值呢？其价值在于，赵汸在书中肯定《公羊传》得“学《春秋》之要”，从而启发后人推寻公羊学的真义。
卷八《假笔削以行权》序云：“孔子作《春秋》，以寓其拨乱之志，而国史有恒体，无辞可以寄文。于是有书，有不书，以互显其义。其所书者则笔之，不书者则削之。《史记》世家论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正谓此也。……而夫子于《春秋》独有知我罪我之言者，亦以其假笔削以寓拨乱之权，事与删《诗》定《书》异也。自《左氏》不明此义，为其徒者遂不知圣人有不书之法。《公羊》《穀梁》每设不书之问，盖其所承犹得学《春秋》之要，而无所考据，不能推见全经。”赵汸讲《春秋》一书乃孔子假笔削以寓褒贬之权，并认为《公羊传》得学《春秋》之要，这在千余年的沉寂中显属难得，提醒人们记住《春秋》中寓含圣人笔削的大义，并称《左氏》“不明此义”。这就对后人提出了值得思考的问题，而不再一味盲目因袭古文学派的成说。赵氏书中《特笔正名第六》对《春秋》的“特笔”区分甚详，有：“讳会天王以王狩书”；“嗣君出奔复归称世子”；“以庶孽易嫡嗣未逾年见弑，称杀其君之子”；“诸侯灭吾同宗之国称名”等。这样做也在客观上引导后人去推究《春秋》之义。总之，赵汸《春秋属辞》虽未能求得《春秋》拨乱反正大义之所在，但因为赵汸志在推寻《春秋》之旨，并认为《公羊传》比《左传》在“学《春秋》之要”上做得更好，这就启发后代有识之士继续去做更有价值的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