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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终于考进赫赫有名的格致中学，大概得分恰巧在录取线以上吧。连“闷葫芦”汪小麟都说我运气好，额角头瞎高，高得碰着天花板。
格致中学的黑铁大门，是朝着广西北路的，从一侧的边门进去，经过门房间（正式名称叫传达室），再由另一扇门出来，眼前便是一幢很高的教学楼入口处。向里面张望，长廊好深。大楼右侧有车棚，是供师生放脚踏车的。左边，长方形的大操场，毫无遮隔地一分为三：前面，水泥地面的篮球场；中间一块泥地最大，可容纳全校师生列队集合而绰绰有余；后面，有单杠、双杠、沙坑等设施。
我们初一的教室在底楼。一天上午，几个同班同学为好奇心所驱使，悄悄登楼探察。原来，楼顶上还有一座阔大的平台。从平台一侧俯瞰墙外，一条狭窄的弄堂映入眼帘。这怪里怪气的弄堂里，好几个门口挂着灯笼。灯笼的玻璃壳子外面写有奇哉怪也的名字：桃桃、赛西施、小贵妃……这种奇特的灯笼，在弄堂口也高挂着。弄堂内，此时静悄悄。
“这些是妓女的名字。”一个家住附近的同学，露出神秘兮兮的样子，压低声音告知，“到了夜晚，灯开得亮堂堂，名字特别刺眼，弄堂里也就闹猛得一塌糊涂了。”
“啧啧！啧啧！”众同学似懂非懂，点头咂舌，又悄悄返回底楼，恰如结束了一场历险。
我确实很不活跃，连上学下学总要经过门口的大世界，即“大世界游乐场”，也没踏进去过。据说外地人到上海来玩，那是必去之处，我却从未进入！法华镇的老人都说，那是个诡异的所在，是藏污纳垢的地方，我便连据说绝对能引人发笑的哈哈镜也不敢进去见识见识。
从西区到市中心上学，每天往返要乘“叮叮当当”的有轨电车，又花时间又费钱。只怪我只顾选名牌，没考虑到这一层。
有轨电车的顶盖上，斜斜地翘起长辫子，底下的小轮子嵌进两条锃亮的钢轨。车厢分前后两节。前边一节较长，外面漆成蓝色，里面好像还一分为二，头等和二等。这种车厢票价贵，我这个才上初中的穷学生乘不起，自然而然，只能选择拖在蓝车厢后面的、又名“拖车”的三等车厢。这种车厢，外表漆成银灰色，但大都早已锈痕斑驳，一副自惭形秽的样子。
有轨电车
不过也有交好运的时候。偶尔，不知何故，前后两节车厢全是蓝色较长的那种，后面的一节仍按三等的价钱售票，于是我便上去了。原来这里比较平稳、安静，不像银灰色车厢那么晃动得厉害，而且哐啷哐啷，响个不停。
我不欢喜到里面去坐铺有软垫的位子，而是就近插到车厢尾部的一角站着。这个位置具备两大优点：第一，蓝色车厢不分头尾，两端都有驾驶设备。此刻尾部的驾驶设备虽不能启动，但跟那虚设的机械和脚踩的铃离得那么近，便有一份“我在开车”的自得其乐，真叫瞎开心；第二，从车尾近观远眺，不仅视界开阔，而且宛如在欣赏场景不断漂移的电影。两旁高高矮矮的店铺或住家，连同行人、电线杆、行道树、黄包车、三轮车，都在向后退去。朝同一方向行驶的汽车，则总是快得追过仿佛我在掌控的电车，令人稍稍有点吃败仗的感觉。
考进名牌中学，无疑大可庆幸，不过，每天要买电车票，对我家来说，算得上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有位同学家住龙华，比我更远，他天天踏脚踏车来回。于是我缠着姆妈，也要买辆脚踏车。姆妈将我一军：
“你会踏哇？”
“当然会呀。”
我不无自豪地透露了一个小小秘密。
那还是在念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有两位同学邀我一道去学踏车子。车子呢？有。附近小弄堂口有一个搭建出来的木板棚，低矮得很，顶棚上铺着烂稀稀、污糟糟的油毛毡。这便是一家租车行。木板棚里，挨挨挤挤，放着一堆破旧的矮脚踏车。这些车称作矮脚踏车，是为了区别于供成人使用的、规格正宗的脚踏车和供小娃娃使用的两轮或三轮童车。
这堆宝贝车子，真不晓得从何处觅来，油漆脱落得彻底，车身锈蚀得厉害，灰不灰黄不黄，只有龙头两边经常捏的把手套子显露出幽幽发亮的木头本色。踏这种车子，前后上下，不该响的地方都吱吱嘎嘎，发出怪声，而那应该响的铃，却只残剩一点发响的功能，像嗓子干涩，喉咙喑哑。当然，这点功能绝对必要，否则初学者踏得摇摇晃晃，太容易撞上行人。
矮脚踏车的特定高度，使小学三年级到六年级这样半大不小的学生，成了车行老板老山东瞄准的对象。租车费以小时为计算单位，倒不贵。不过我们都不想开口跟家长要钱。一来知道家里不宽裕，二来有意保密。
我们自有高招妙计。
高大盛炒货店，两开间门面，在法华街上，算得上大店名店了。是两兄弟来沪谋生，从摆小摊做起，逐渐扩大，日益兴隆的。
炒货店，前店后工场，卖自炒的瓜子和油氽豆瓣什么的。油氽豆瓣要用蚕豆制成，因此每逢蚕豆大量上市季节，炒货店老板便就近招集一些孩童，帮着剥豆瓣。也要大人，只是不要掉了牙齿的老者。我们——我和同学汪小麟、张大铭，也去了。
说是剥豆瓣，其实用不着用手指剥。大家坐在自带的小板凳小竹椅上，从麻袋里取出浸泡得湿漉漉的青绿色蚕豆，在有一抹黑色的那头啃掉些许，随即用拇指和食指使劲一挤，一粒完整的豆就迸射出来。那豆不干净，那水也不清洁，啃的时候，齿舌间明显地感到一股涩味，可谁也不在乎。
我们人小灵活，双手和牙齿配合巧妙，速度蛮快。星期六下午，干他三个钟头，得到的钱，次日下午足以付租车费。
先是你帮我，我帮你，扶的扶，推的推，缓缓向前。自以为掌握了重心和方向以后，总是急着让伙伴闪开，别帮了。此时当然最容易摔跤或出洋相。在行人稀少的新华路上，我曾身不由己，往对面的人行道冲去，前轮撞在电线木头上。幸亏车身矮，脚尖够得着地面，速度又不快，即使摔倒也不很重。没多久，大家基本上具备了独立驾驭的能力，便进入巩固阶段。三辆车，前后连成一串，穿大街，绕小巷。有时还特意往热闹处钻。我们用拇指不断地揿铃，嘴里喊：“让开让开！车子来哉！”歪歪扭扭而开开心心，嘻嘻哈哈，真不失为儿时一种难得的享受。
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这样一件事：
有一个星期天傍晚，我们归还了三辆矮脚踏车，兜兜荡荡，讲讲笑笑，一起回家。这是海格路，即后来的华山路上比较幽静的一段。走着走着，汪小麟发觉鞋带松开了，就蹲下去系。我和张大铭边走边继续聊天，一时没注意。忽然听到异样的呼喊，急忙回头，只见汪小麟横倒在一辆乌黑油亮的自备汽车前面。这汽车从一条弄堂里慢慢驶出，既不按喇叭，也没开前灯。车主人没发现地上蹲着孩子，前保险杠便把他撞了个仰面朝天。我和张大铭吓得脸都白了，直奔过去。
车主人，一个西服笔挺的中年男子，开门下车，快步跑来。
“怎么样？小弟弟，什么地方撞疼了？”
“这里，这里……哪里都疼！”瘦刮刮的汪小麟自己浑身又摸又捏，哭丧着脸说。此时此刻，他看着可怜巴巴的，似乎显得更瘦了。
“这是我们的同学，被你撞伤了，快上医院！”张大铭勇敢地挺身交涉。他的外号是“酱油店小开”。全家总共三个人，这种店叫“夫妻老婆店”。
“对，对，去医院抢救！”我又着急又不甘落后。
中年男子很沉稳，也蛮讲道理。
“好的好的，去检查一下。一起上车吧。”
我们搀扶着面色发青、仿佛腰也直不起的汪小麟，一道钻进暖烘烘的汽车后座，忐忑不安、忧心如焚。好在快得很，似乎眼睛一眨，医院就到了。
医生仔细检查，用指节，还用小小的皮榔头，轻轻叩击汪小麟身上的一些部位，问他疼不疼。汪小麟脸色尴尬，局促不安，但有问必答：不疼，不疼，哪里也不疼。结论是他被汽车的前保险杠碰了一下，跌倒了，不过没有任何伤痛。
车主人听了说，真是个老实小囡，刚刚由于受了惊吓，才产生浑身疼痛的错觉。
他怕我们返家时迷路，主动提出开车将我们送回原处。
我们一下车，张大铭就嘻嘻笑着夸赞汪小麟：“看不出，你，一只‘闷葫芦’，还有这一套。刚才死样怪气，装得简直像真的身受重伤！”
“瞎说点啥呀。我一点没有装，是吓死了！”汪小麟解释，眼睛望着我，仿佛一肚皮冤屈，要我替他申冤理枉。
这下，我们又笑又闹，搂成了一团。
破题儿头一遭，坐进有钱人家的自备汽车兜风，实在是意外收获。这才叫额角头瞎高，高得碰着天花板。
……我把偷学踏脚踏车，以及一次奇遇的经过，通通讲给姆妈听，她边笑边摇头。过了些日子，我果真得到了一辆脚踏车。虽然破旧不堪，价钱便宜，可毕竟是成人用的、真正的脚踏车。
可惜应了一句俗话：好货不便宜，便宜没好货。不到两个月，这破车就没法骑了。修车铺的老板说可以修，不过要调换大部分零部件，费用等于买大半辆新车，不合算。
短短的骑车历史宣告结束，电车钱从此是省不掉了。另外，也同开支有关的便是每天的午餐。
多数日子我带饭。一只铝制饭盒，三分之二的空间放饭，其余是菜。只能以各种蔬菜为主，偶尔有点“小荤荤”，也无非几根肉丝，一块煎鱼。反正在家也这么吃，没有苦恼的感觉，没有难以下咽的娇气，更不去跟富家子弟攀比。
隔些时候，也会带一次最好的，或者说最合胃口的荤菜，那就是“肉炖蛋”。在铝制饭盒内那么一点点大的空间，妈妈搁进一只小碗，在小碗里打一只鸡蛋，只添很少的水，还有一小块肉糜填底。也可讲究一点，加些切细的葱。这便做成了微型肉炖蛋，或者叫蛋炖肉也一样。这个菜简单至极，却色香味俱全，现今回想起来，仍满口生津，余味无穷。那是一种“馋吐水嗒嗒滴”的感觉。
不过，冬天带饭太冷，大热天又容易馊。所以有时只好再增加些开支，到学校附近的摊头上去，吃碗阳春面或炒面，马马虎虎算一顿午餐。我们把阳春面叫成“飞浇面”，有浇头的，不过飞掉了。蛮生动，且幽默，增进食欲的。
进格致中学不到一学期，有个发现令人惊愕，甚至沮丧：好不容易考进的这所名牌学校，原来最突出的是数学，是培养数学人才的摇篮。如果说我对“哆来咪”兴味浓浓的话，那么遇到数学考试，是一向满足于七十几分的。唉，如此重要如此关键的一点，人称“万宝全书缺只角”的众家老伯伯，怎么也不晓得呢？看来，这一点恰恰躲在所缺的那只角落里面。
好在年龄尚小，惊讶一阵沮丧一阵后，便也处之泰然。并且，还没等我拿定主意，改弦更张，着重在数学上下功夫，近郊已响起了解放上海的枪炮声。
中国共产党党员，其实我早有接触，他就是我的大表哥顾留馨。
大表哥顾留馨
大表哥是大姨妈家的，比我年长二十八岁。年龄相差得恰如两代人，加上平时疏于往来，我们连促膝谈心的机会也不曾有过。
自幼喜爱武术，先学外家拳，后练内家拳，拜过名师无数，终于融会贯通，自成一家。他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大学时代便志存高远，投身进步的学生运动。
抗日战争时期，大表哥写出一套适合近战的武术教材，准备奔赴抗日根据地，大力推广。但形势险恶，这个宏愿未能实现。60年代初，他见到朱总司令，曾提及此事，朱总司令惋惜地表示：我们和日寇交战，远距离还可以，近距离就吃亏。日本人从小习武，擅长肉搏。我们打死一个日本鬼子，往往得牺牲几个人。如果当时采用近战武术，就能减少伤亡了。
后来，大表哥奉命跨出国门，当一些友好国家领导人的武术教练。回国后，又有好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跟他学武练功，强身健体。再之后，在担任要职的同时，他精心撰写武术专著多种，到晚年，已被誉为一代宗师。他的弟子，除了本国人，还有美国、加拿大、荷兰、日本、印尼、新加坡人，确实堪称武艺震寰球，桃李满天下。正是这样一位武林高手、传奇式人物，和我有过一次并不带传奇性的接触。
新中国成立前夕，上海捕人的警车，呼啸着疾驰，到处散布凶险和惊悚。白色恐怖笼罩全市。大表哥突然现身我家，和我姆妈轻声交谈几句后，又匆匆离去。
姆妈悄悄告诉我，大表哥是干革命的，眼下遭到追捕，处境危险，所以可能要来暂避，因为平时两家不大走动，不容易引起怀疑。姆妈嘱咐我，千万千万，不要在任何人跟前泄露大表哥的行踪，我很懂事地点头答应。
接连数日，他有时白天突然出现，有时深夜潜入，穿戴常换，神出鬼没。来了，住在后房间，即和我同室，或者看书，或者边想边写什么，还把一些写好东西的纸片烧掉，很忙，很紧张。有两次，他显然累得不行，一来就蒙头大睡。他寡言少语，开口也不过聊几句家常话，绝对不提自己的工作、活动。姆妈也一直叮嘱我什么也别探问。
不多几天，大表哥就一走无消息了，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来无影去无踪，侠客似的。
他没和我谈过什么。当年我对他满怀好奇，后来回想起这种情状，仍一点不怪他。我懂，他必须严守地下工作的纪律，稍一不慎，会掉脑袋的。
上海快解放了。
那天放了学，乘电车回家，刚步行到东镇口，见前些日子装上的两扇木栅栏门已经关闭，只有一扇小门开着，供行人出入。我知道哥伦比亚路那边的东镇口，也装有同样的木栅栏门。只要两边关紧，再把一些支路和小弄堂堵住，东镇便成了全封闭的一段。
现在只开小门，无疑增添了诡异的气氛，弄得人心惶惶。
当时，此处已是沪西的边缘，再稍稍往西些，虹桥路一带，就有国民党守军。就有壕沟碉堡铁蒺藜什么的，俨然摆开了决一死战的架势。时局变化迅猛，邻居们悄悄传递着有关战事的、真真假假的消息。
老伯伯有时还到炒货店去，借张报纸来翻翻。他说看报要看字里行间，要从反面看。好大的“固若金汤”四个字，该读成“不堪一击”；所谓与上海共存亡，就是即将脚底擦油，溜之大吉。
近两日，枪炮声也隐隐传来了。姆妈不放心，不让我老远去上学。反正学校里，实际上也处于停课状态。
这天傍晚，又响起枪炮声，疏一阵密一阵。法华街上，家家户户，早早熄了灯，其实大多数人家没睡，全在昏暗中等待黎明。
谁家有人打开窗户探头张望，木栅栏门那边立刻传来警告的枪声。我尽量毫无声响地把窗推开一点，朝那边窥视。影影绰绰，看到有几个丘八（旧时对兵痞的贬称）端着枪，在晃来晃去。姆妈一把将我从窗口拉开，自己去慢慢地关上窗子，尽量不弄出一点声息。
蓦地，外面人声嘈杂。显然就在近处，传来脚步声、砸门声、咒骂声、哀求声，还夹杂着女人的哭喊声，过了好几分钟才逐渐静寂。姆妈怎么也不让我去开窗探看。后来才得知，是几个从前线溃败下来的丘八，闯进炒货店，糕点饼干也抢，花生豆瓣也夺，往嘴巴里塞，往裤袋里藏。老板娘心疼，上前求告阻拦，反而挨了枪托。老板挡在妻子前面，赔笑脸，说软话，送钞票，才总算把这伙兵不像兵、匪不像匪的家伙打发走。
惊慌不安的一夜快要过去，我靠在床头睡着了，后被姆妈唤醒。窗户已经打开，我探出身子张望。晨光熹微中，只见路旁躺着不少解放军战士。
上海解放了。
我和汪小麟、张大铭结伴，到虹桥路一带去巡视沙场，看看战后情状。到了那里，发现大胆去实地观察的市民居然不少，往常行人稀少的地方成了热闹地段。墙壁上、电线木头上，张贴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布告，人们出声或不出声地念着。
激战的场景自然已不复存在，战争的痕迹也并不随处可见。这里似乎并没有发生过激战。难怪有人发现墙根有一具逃兵的尸体，许多人便围拢过去，指指点点，争着评说。我们三个也钻进圈子。
有人正绘声绘影，描述当时情景，趁此机会展露自己福尔摩斯般的目光与睿智。看，烟头！这家伙准是蹲伏在电线木头背后，拼命抽烟。后来枪声渐密，他心惊胆战，佝头缩颈，转身逃命。说时迟那时快，他后脑壳中弹，龇牙咧嘴，猝然倒下。位置、姿态，血迹，烟头，都印证着这种推论的无懈可击。
我们兴奋不已，一路回家，谈个没完。在没有去实地观看的大人孩子面前，我们不无夸张地转述战地见闻。
我仍然乘有轨电车，上格致中学念书。
三等车厢里显眼地多了一种人。他们身穿列宁装或解放装，脚蹬布鞋；男的胡子刮得光溜溜，女的短发剪齐，留辫子的也用橡皮筋箍着。他们非常遵守公共秩序，上下车从不争先恐后，也不推推搡搡，更不抢占位子；即使几个人同时上车，也不勾肩搭背、旁若无人高谈阔论。坐着的，一见老人妇女上来，必定主动起立让座。他们给人的印象是整洁朴实，彬彬有礼、和蔼可亲。
大家一望便知，这些人是共产党的干部——上海解放初期，干部是个新名词；其中还有不少大干部——某些单位的领导人。
我们学校里也有这样一位大干部，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任校长。其实，作为普通的初中学生，我和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两位校长都不曾有过任何直接的接触。然而他们毕竟是一校之长，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大家总归蛮留意的。
前一位，平常日子不大见得到人影。
每逢星期六早晨，校门口传来几下喇叭声。经常紧闭着或只开一扇的大铁门，此刻两扇都敞开了。黑色小轿车驶进校门。头光面滑、西装革履的校长下车，旁若无人，橐橐橐橐登楼，到他的办公室去。不多时，铃声响起，各班学生列队进入大礼堂。校长发表训话，满脸严肃，时不时地看看稿子。
讲台一角，身穿长衫的训育主任站立着压阵。他双眉紧皱，缓缓转动脑袋，活像一架摇头电风扇。那两道目光，射来射去，颇具威慑力。约半个钟头，校长结束训话，又橐橐橐橐，下讲台，出礼堂。
工夫不大，外面传来熟悉的汽车喇叭声和大铁门的关闭声。于是同学们暗暗嘘出一口长气。
据说这位校长是兼任的，另有要职在身。
后一位校长陈尔寿大不相同，几乎每天泡在学校里。
教学楼底层的长廊里，大操场边沿的石板道上，他常常和某一位老师边走边轻声交谈。有时，一群高中生，准是学生干部或积极分子，围着他商量什么，无拘无束，有说有笑。
他见到初一、初二的学生，也笑眯眯的，偶尔停步，跟某一个或某几个轻松地聊聊。不过，这某一个或某几个当中，从来没有我。我相貌一般，不引人注目，并且自幼拘谨怯懦，并不善于往前凑。
中为格致中学首任校长
然而，我自有长处，自有别样的兴趣爱好。是的，在中学里，我很快就觅到一方具有吸引力的小天地——图书馆。我不仅去借书，还爱坐下翻阅报刊。宛如一只小鸟，在辽阔的天空中自由翱翔，我感到舒适、惬意。从这儿汲取到的知识，恐怕不少于在课堂上学到的。
管理图书馆的汤廷诰老师，三十多岁，略微偏矮的个子，白脸浓眉，架着近视眼镜，一副文弱书生模样。日久相熟，我发觉他不单和气、热心，而且知识渊博，谈吐诙谐。有时我心中纳闷：汤老师学问蛮大，口才又好，进教室授课必定大受欢迎，为什么只待在图书馆呢？后来才听说，他吃亏吃在没有什么文凭，是在乡间读的私塾。
给我印象较深的，还有几位教学上各具特色的任课老师。
地理老师董似菊，进得教室，课本根本不掀开，而是啪的一声，颇有气派地往讲台上一扔，说这节课要学有关云南省或重庆市的部分。于是，他眉飞色舞，绘声绘色，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把那个省或市的种种特点，许多名胜古迹，讲得同学们都好像亲临其境了。董老师说，除西藏台湾以外，自己的足迹曾踏遍全国各地。他那具体鲜活的描述，加上黑苍苍的脸膛，瘦削、颀长而显得矫健的身躯，令全班同学大为折服。
在他的课上，时时爆出惊叹声、欢笑声，都是精彩的讲述所引发的。整堂课，全班秩序特别好，绝对没有谁思想开小差，或昏昏欲睡、窃窃私语。直到还剩下一两分钟，董老师才看看腕表，圆睁一下常常眯缝着的两眼，故作大惊失色状，拿起课本打开来念，其速度恰如连珠炮，又似绕口令，总之是依照教学进度，把该教的部分一口气念光拉倒。
下课铃传来，仿佛一支轻快的凯歌，师生心满意足，皆大欢喜。
不知道这种授课方式，教育专家会做何评价，是否认为有可取之处。在我们学生心目中，这实在太带劲了。我甚至觉得，地理课本，如果编写得像董老师讲的那样，恰似一篇篇旅游散文，把枯燥的方位、物产、数量之类一笔带过，那才叫引人入胜。
英文老师上课，另具一种风格。
这位细高个子的林老师，讲本国话时满口宁波腔，难免使一些同学注意到了便在心中质疑，他的外语发音是否纯正。不过其教学方式，大概属于情景教学法一类吧，在今天看来，恐怕仍不失为讲求实效的妙招。
他常常关照前几排的同学，把课桌椅往两侧和后面挪挪，腾出一块场子，然后请几位同学上去。确实是“请”，总不忘记说“please”的。他要求学生，把刚学的课文或会话段落，连动作带感情地表演出来，仿佛排练英语小品。
林老师当然自任导演。学生表演得稍好，他面露喜色，不吝啬夸赞之词“very good”；同学有背不出的字句，或动作迟钝、感情呆板，他就提示、引导，甚而跑进场子，现身说法，一遍遍地指点。这种时候，他极为耐心，从不发火，连我这个底子很差、成绩平平的学生，也不怕上场献丑。于是，导演、演员、观众，场上场下，全都兴致勃勃，笑声四起。
林老师这样教英文，跑来跑去，又导又演，显然比一般的上课累得多，但那幸福的脸色，投入的神态，表明他从中获得了愉悦，获得了成就感。
还有位令人难忘的，是上政治课的陶老师，三十岁左右，蛮漂亮的。许多基本的政治知识、革命词句，从她嘴里缓缓流出，我们便宛如干渴至极的禾苗，吮吸玉露甘霖一般，急于获取。马克思、列宁、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天安门、五星红旗，为人民服务，解放全人类，等等等等——人名、地名、事物、概念，令人感到新鲜、激动，仿佛古今事件，周围现实，都焕发出崭新的光彩。
我们心头涌动着一股要进步、要奋斗的愿望。在同学们眼里，这位老师本人也显得非比寻常。一些习惯于穿西服长衫或旗袍的老师，纷纷换上解放装、列宁装，倒是这位党员干部，专讲革命道理，据说搞过多年地下工作的陶漪文老师，却身穿合体的、色彩鲜艳的旗袍进教室。
“穿戴本身未必能显示一个人的身份、思想和世界观。”她面对诧异的目光，坦荡荡地说，“我在上海生活过许多年，穿惯了旗袍，没旧没破，好好的，就继续穿，有什么不妥当呢？”
哦，朴实的话语，隐藏着哲理，透出一股正气。我们给她取了个表示赞赏的外号：旗袍老师。
有这样一些热爱本职的老师在循循善诱，有20世纪50年代初那种扬眉吐气、改天换地的蓬勃氛围，我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咱们工人有力量》这般充溢着欢愉豪迈之情的歌，不知不觉中，由一个稚嫩、怯弱、内向的孩童，渐渐成长为爱说爱笑、爱玩爱闹、自觉地努力学习、渴求投身于时代洪流的有志少年。
我依旧爱琢磨。个性不是凝固不变的，它既含有先天的因素，更接受后天的熔铸。尤其是客观环境急剧变化了，人的性格也会随之而改变，只不过这种变化，绝非一蹴而就。
我快乐地填写了入团申请书。
不久，学校里传开一个消息，引起不小的轰动。
有所军政大学前来招收学员，并且听说连初中生也要的。直接上大学，还又是“军”又是“政”的，太吸引人了。绝大部分同学并不清楚，这究竟是所怎样的大学，但心里都热乎乎，跃跃欲试。我也不例外。
这天午后，正式报名开始。报名处设在二楼。我和许多同学雄心勃勃，笑笑闹闹，挤在楼梯上，都想往上跨。但上面卡住了，谁也上不去。大家互相询问着，猜测着。不过看样子，同学们全和我一样，劲头十足。
忽然，上面有人手持喇叭筒，冲着我们吆喝：“同学们，属猪的，报名处会接待；属老鼠的，年龄不合格，下去吧，挤上来了也没用！”
兜头一盆凉水，浇得我和同样属鼠的学生瞬间惊呆。失望透顶，垂头丧气。
大家闷声不响，可谁的肚子里都意见一大堆。参加革命队伍，还分年龄大小？刘胡兰牺牲时才几岁？既然有这么个限制，为啥不早点宣布？为啥哇啦哇啦，喊得这么神气活现？你也才是个高中生呀，也还没进军政大学吧？哼！
有意见归有意见，属老鼠的我们不得不像泄了气的皮球，瘪塌塌的，灰头土脸地往下撤。
被录取的同学穿上新发的制服，要告别中学了。那锣鼓喧天、热烈欢送的场面非常感人。我们这伙小同学，也由衷地为他们高兴，也把巴掌拍得红粉粉、痛兮兮。不过事后，我们还是怅然若失，叹息自己的不走运，彼此诉说，彼此安慰。同病相怜哪！
仿佛失去一次立即投笔从戎的机会，我不痛快了多时。后来逐渐想开了：今后机会多着呢。我要读完初中高中，上名牌大学，进文学系，毕业以后当作家，深入到工农兵中去，同吃同住，摸爬滚打，写出不朽的妙文名著；要像鲁迅先生那样，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对于当作家，我觉得自己的信心是建立在坚实基础之上的。从小学到中学，作文分数一向蛮高，在班级里，虽不能说次次第一，遥遥领先，可至少每次都名列前茅，都能收获到不少羡慕的目光。
另一种机遇降临了，我抓住不放，而且还果真实现了愿望。不过，这仅仅是一次小小的满足，或者说是对于上回壮志未酬的小小补偿。
在一个什么庆祝会上，我看到了本校学生话剧团演出的短剧。嗨，新发现，原来我们学校还有这么个剧团。天助我也，机不可失。我溜出大礼堂，直奔后台，找到话剧团团长，毛遂自荐，要求参加剧团。我觉得自己条件足够，理由充分。
在小学里，我的诗歌朗诵相当不错。记得毕业前夕，朗诵一首赞美母校、感谢老师的诗。末尾两句是“开红艳的花，结丰硕的果”，配上的手势动作也相当漂亮。念前半句，两手
至胸前，宛若鲜花怒放；念后半句，又自然地合而不拢，那当然是象征硕大的果实。
团长很有耐心，听我兴奋地自吹自擂，然后告诉我，剧团演员全是高中生，目前还没有吸收初中同学的计划。我急了，说：“初中生也是本校的学生呀！凡事总有开头，我就作为第一个初中生参加，有什么不可以呢？”
团长似乎在犹豫。他不置可否，光是笑笑，莫测高深。我更急了，急中生智，竟把小时候爱看绍兴戏，还把单人铁床当舞台，连唱带做，仿佛专业似的特长，夸耀般地和盘托出。团长拍着我的肩说，绍兴戏属于地方戏曲，跟话剧不一样。我羞愧得脸涨通红，顿时变成了一只哑巴金蝉。
可人家到底是团长，有水平，有眼光，有魄力。他为我的一片至诚所感动，也可能由于看出我的确是块当演员的料，终于毫不含糊，当场答应吸收，而且让我第二天放学后，就上楼去参加剧团的活动。
我初次登台亮相，是在一个短小的活报剧里担任配角。坦率地说，这个配角小而又小，是秘书一类的角色，站在一个主角旁侧，三四句无关紧要的台词。
角色虽小，难度却高，因为无论姿态表情或台词，都必须认真对待，显得自然逼真。只有演过话剧的内行才晓得，没几句话的配角在台上最容易走神，最容易目光闪乱，思想开小差，最容易露出不尴不尬的样子。我还得抽烟。不会抽也要装装样子，比真抽更难。万一呛得连连咳嗽，那整台戏岂不豁边了、搞砸了！所以，首次献艺，获得剧团的大哥哥大姐姐的赞许，是本人十分努力的结果。
接着，很快又有了排练任务。这回是反映中学生活的独幕剧，每个角色都是同学。我和其他演员基本上平起平坐，仅仅是台词仍然最少而已。
这个短剧，不知怎么，让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选中，要我们去录音。
我初出茅庐，谈不上有什么成绩、经验或艺龄，刚刚成为中学生课余话剧团团员，额角头高得碰着天花板。遇到这样的机会，隔天夜里睡得好觉才怪呢！
我早早来到学校。演员集中后，由团长带领，兴冲冲，喜洋洋，雄赳赳，气昂昂，一路走向北京东路2号。进得大门，被带领着登楼入室。不单是我，包括团长在内的全体演员，仿佛都变得心慌慌，胆怯怯，吓势势，傻乎乎。
应该讲，我们登过台，演过戏，不怕人多，不怕喧闹。但如此寂静无声的录音室。确实会让初来乍到者不由自主，产生紧张感、神秘感、神圣感。
大家按照指点，蹑手蹑脚地过去，在数排位子上坐下。掏出脚本，尽量不出声地翻开。这一刻，心跳加剧，喉咙干涩，仿佛个个成了哑巴，彼此以眼神手势代替语言。真怪，其实明知此刻尚未开始录音，说说话根本没关系，不会被录进去，更不至于从人家的收音机里传出来。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气氛在起作用了。
电台用的是钢丝录音，究竟怎么回事，我们都像山东人吃麦冬，一懂也不懂。反正在当时算是最新式，如今早已淘汰的一种录音方法。
从电台出来，我们绷紧的神经才大大放松。笑哇，喊哪，堂堂中学生全成了小娃娃，团长也一样。
半个月以后，我在家里开了老式收音机，平生头一次听到我们的节目、自己的声音。或许因为收音机太老了，或许由于经过了钢丝录音，更可能是当时实在太紧张，反正若不是心里有数，我几乎听不出那几句台词，是出于本人的喉咙。嗓音大变。然后又听了一次重播，这下清楚多了。怎么说呢，总而言之，我那普通话极其纯正，歌喉，喔，并非唱歌，不算歌喉，那嗓子，那声调，绝对优美，甜美，十全十美。
我郑重其事，向姆妈宣告，自己已下定决心，将来要当演员。是话剧演员，就是……就是跟讲普通话的电影演员差不多的那种演员。唱绍兴戏吗？那是小娃娃的胡思乱想。那叫地方戏曲。山羊角，绵羊角，各归各，两者很不同的。唉，姆妈没看过话剧，半天也弄不明白。
当夜又亢奋得睡意全无。我一向痛恨命运，并让命运具有了绍兴戏里恶媒婆的外形。不，比恶媒婆更加丑陋。三分像戏曲舞台上的三姑六婆，七分像民间故事里的妖魔鬼怪。总之，是一个凶狠歹毒的老巫婆形象。是她，使我一出生便克死生母，遭人嫌弃，险些被扔进地狱般的育婴堂。是她，把我的童年罩上阴影，使我性格孤僻、郁郁寡欢，时时心头充满着沉重的负疚感。但是现今，命运老巫婆，似乎在幻变成命运女神，年轻貌美，亲切可爱，向我露出微笑。或者说，我在内心深处祈求如此。
做话剧演员的理想已确定，而且必能实现。崭新的、绚丽的明天就在眼前。入睡后，我做了个好美好甜的梦：我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演员，迎着霞光，迎着朝阳，奔去、奔去……
胞姐荣莲来了。是新社会的春风把她吹来的。
她离开了那个静得出奇、冷得异样的富裕之家，来到法华。不过，常常是我放学回家，不见她的人影，有时直到我睡下，她还没回来。
姆妈一点不焦急，我也一点不烦躁。我们知道她已不郁闷，有激情，很执着，正在找妇联，求进步，寻出路。
不久，恰似鸟飞向蓝天，鱼游入大江，胞姐投身于革命队伍去了。
姐姐陈荣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