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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昂扬奋发、勇于创造的精神，不仅表现在古代物质财富、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项的发明建树上，而且突出地表现在史学的演进上。由于中国史学蕴积深厚，历代备受学者和一般士大夫的重视，因而各个时期的史学都能取得独特性成就，显示出不同于前人的时代风采。先秦、两汉时期，《左传》《史记》《汉书》这三部史学名著的先后产生，即堪称民族伟大创造力在文化上的缩影。
《左传》是在史事上解释《春秋经》的，而它所记史事丰富翔实，展开了春秋时期政治、军事和社会生活的生动图画。全书以年为经，以事为纬，记载详略得法，前后联贯，尤其做到了相当深刻地反映社会矛盾，并开创了记载完整人物形象的先例，如晋文公、郑子产、伍子胥等。《左传》又擅长写战争场面，写行人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以真情至理，巧妙地运用辞令，维护本国主权，折服了对方。因而被刘知幾赞誉为：“若斯才者，殆将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
《史记》这部巨著的宏伟规模，则与西汉皇朝处于鼎盛局面相适应。杰出史学家司马迁的一生，基本上与汉武帝同时，当时，西汉国家达到空前的统一，开拓边疆，兴造制度，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学术各方面都产生了杰出的人才，司马迁在构建史学体系上的恢宏创造力，正与这一时代特点相适应。司马迁一生多次到全国旅行、访问，考察史迹，了解各地形势、物产、民情、风俗，《史记》的成功包含有他从民众中吮吸的营养，寄托着他对祖国壮丽山河的热爱。司马迁因替李陵辩护遭受屈辱的宫刑，但他从悲愤中奋起，用生命完成这部不朽的巨著。《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为著述宗旨。
从纵的方面贯通古今，自远古一直写到汉武帝时代，总结了以往的全部历史，叙述其变化；尤其重视历史时势的“变”和推动社会前进的改革措施。在横的方面记载了政治、经济、军事、典章制度、学术文化、人物活动、天文地理、河渠工程、医药卜筮，以至民族关系、中外关系等，一句话，把当时中国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置于历史考察的范围之内。这样做，在先秦《左传》《国语》等书成就的基础上，根据当时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最大限度描绘了社会史的丰富内容，这不但在中国，乃至在世界文化史上都有重大意义。在历史编撰上，司马迁也有很高的成就。他把过去初具规模，或尚属草创阶段的史书形式，加以综合、改造，创造出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裁形式互相配合的成熟的著史体例，容量广阔，规模宏大，足以表现一个时代的全史。后代学者盛赞说：“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
“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信史家之极则也。”
《史记》在文学上也有高度的成就，当之无愧地是世界文化史上的瑰宝，远传东西方各国。仅是取材于《史记》改编而成的剧目，即有《卧薪尝胆》《赵氏孤儿》《伍子胥过关》《虎符》《屈原》《渑池会》《将相和》《马陵道》《荆轲》《鸿门宴》《霸王别姬》《萧何月下追韩信》《卓文君》等，令世代观众赞叹不已，感动落泪。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史记》的雄奇创造力和久远生命力！在《史记》成书以后约一百七八十年，东汉明章时期产生了纪传体史书又一杰作《汉书》。《汉书》上起高祖，下迄王莽，断汉朝历史自为一书，在当时，具有驳倒俗儒尊古卑今意识的进步意义。与班固同时代的学者王充在其《论衡》一书中曾尖锐地批评俗儒“好褒古而毁今”的偏见，指出这些人迷信古代达到荒谬的程度：“俗好高古而称所闻，前人之业，菜果甘甜；后人新造，蜜酪辛苦。”并分析俗儒之所以形成这种颠倒历史的看法，是因为他们自生下来读的就是记述和颂扬三代的书，“朝夕讲习，不见汉书，谓汉劣不若”。
因此他断言若果有一位擅长著述的人修成这样一部“汉书”，记载汉代的政治功业，让读书人从小诵习，那么这部书的价值便可与《尚书》《春秋》相媲美。班固恰恰以成功的史学实践回答了时代的需要。他不满意“以汉代继百王之末”，要独立修成一部汉史，这种认识和努力实具有破除浓厚的复古倒退思想的积极意义。班固的创造性还表现在解决了司马迁以后历史编纂的难题。《史记》产生之后，后人相继补作，自褚少孙至班彪，先后有十余人之众。然则这些续作绝大多数流传不下来，证明若只限于修修补补，史学便无法前进。班固以过人的见识和创造才能实现了重大突破，撰成纪传体断代史的巨著。从此为历史编撰开了一条新路，以后自《三国志》《后汉书》至《明史》一直沿用，说明断代为史与中国封建皇朝更迭的周期性特点相适应，所以章学诚推崇《汉书》为历史编撰上的“不祧之宗”
。
唐代史学在纪传体史书编撰方面获得了显著成就，并确立了官修前代正史的惯例。贞观三年（629），诏令狐德棻、李百药、姚思廉、魏徵等分别修周、北齐、梁、陈、隋书，房玄龄为总监。贞观十八年（644），命房玄龄主修晋书。再加上李延寿所撰《南史》《北史》，成于唐初的纪传体“正史”共有八部，占了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但朝廷设局监修又带来互相掣肘、互相推诿、压抑史家独立见解的弊病。于是有刘知幾总结史法的得失，提倡敢于抒发个人见解的“独得”之学。他著成我国古代史学批评的第一部名著《史通》，痛切地批评朝廷官僚对修史的干预：“凡居斯职者，必恩幸贵臣，凡庸贱品，饱食安步，坐啸画诺”
，致使任史职者“每欲记一事，载一言，皆阁笔相视，含毫不断。故头白可期，而汗青无日”。“十羊九牧，其令难行；一国三公，适从何在？”
确能打中监修制度的要害，表现出高明的史识和非凡的勇气。故梁启超对刘知幾作了高度评价：“史学之有人研究，从他始。这好像在阴霾的天气中打了一个大雷，惊醒了多少迷梦，开了后来许多法门。”
所以唐代史学，既有编撰正史的显著成就，又有针对监修制度的弊病而发的史学理论名著。这两个方面，都是中华民族创造力在唐代历史条件下的特殊表现。
又如清代乾嘉考据学，在整理历史文献上作出很大成绩。这一时期史学向“窄而深”方面发展，其成就不能低估。如郭沫若所说，若欲研讨古史，不利用清儒成绩，是舍路而不由。他又说，乾嘉学者“虽或趋于繁琐，有逃避现实之嫌，但罪不在学者，而在清廷政治的绝顶专制。聪明才智之士既无所用其力，乃逃避于考证古籍”
。清初因时代剧变的刺激，曾出现学术经世致用思想的高涨。此后，自康熙中至乾隆年间，一方面是统治者屡兴文字狱，不准学者关心现实问题，另一方面是社会出现相对稳定局面，封建经济发展，为学者潜心研究提供了物质条件，结果乾嘉史坛出现了考证学繁荣的局面，产生了考史三大家王鸣盛、钱大昕、赵翼和其他众多学者。
纵观整个传统文化演进的趋势，每个时代都出现内涵和风格迥异的文化高潮，战国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初实学，乾嘉朴学，无不阶段分明，而又各具特色，如群峰竞秀，各放异彩。史学作为传统文化发达的一门也是如此，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独特成就，在史学长河中一再出现巨大的波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