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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史学传统可以追溯到很早。相传夏代有史官终古，殷代有史官向挚。商代甲骨文中已有大量记事的卜辞，并有意识地保存备查。周初的记载还称：“惟殷先人，有册有典”
，更说明殷商时代对历史记载的重视。到西周初年，即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典籍《尚书》。这部商代和周初历史文献的汇集，不仅有宝贵的文献价值，而且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因而成为几千年间中国文化最重要的典籍之一。影响我国达几千年的“殷鉴”观念，即是在这时形成的。《尚书·召诰》篇说：“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酒诰》篇说：“‘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十分明确地提出周应以殷朝灭亡的历史为鉴戒，警惕重蹈覆辙。
历史是昨天的现实，今天是历史的发展，总结历史的教训可以作为今天国家治乱兴亡的鉴戒。这种重视历史、以之作为现实社会教材的思想，我们祖先在三千年以前即已产生，这就成为我们民族的一笔精神财富。从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开始，我国就有明确的纪年，从此连续不断。至春秋末年，儒家创始人孔子把历史作为教育学生的主要教材之一，并依据鲁国国史记载而修成《春秋》，成为我国第一部史事、史文、史义三者结合的最早的编年史。孔子重视历史记载对后人产生极大影响，战国时期产生了《左传》《国语》等著作，到西汉武帝时代，伟大史学家司马迁以“继《春秋》”为己任，著成不朽的《史记》，不仅记载了自传说以来中华民族全部的历史，而且把周初以来“殷鉴”的思想大大向前推进，提出“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
成为整个中古时代历史学很有光辉的命题。
中华民族自西周初年“殷鉴”思想的提出，到司马迁“原始察终”思想的形成，若以西方哲人黑格尔的话作为参照系来评价，恰恰标志着历史意识达到自觉和臻于成熟的阶段。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一书中有以下论述：“‘历史’这样东西需要理智——就是在一种独立的客观的眼光下去观察一个对象，并且了解它和其他对象间合理的联系的这一种能力。所以只有那些民族，它们已经达到相当的发展程度，并且能够从这一点出发，个人已经了解他们自己是为本身而存在的，就是有自我意识的时候，那种民族才有‘历史’和一般散文。”“历史对于一个民族永远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靠了历史，才能够意识到他们自己的‘精神’表现在‘法律’、‘礼节’、‘风俗’和‘事功’上的发展行程。……假如没有‘历史’，他们在时间上的生存，在本身中便是盲目的——任性在多种形式下重复表演而已。历史使这种偶然性停止。”
黑格尔的话说明，重视历史记载对于一个民族的发展而言是极为重要的尺度，表明它已达到相当发达的程度，有了“自我意识”，能从以往历史经验中吸取智慧，总结出有规律意义的东西，按照它来确定未来的行动，以达到更合理的政治、社会状况。换言之，以史为鉴，使中华民族能够不断获得智慧和激发创造力，选择未来行程的方向，在经历挫折之中不断发展。这也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珍视历史传统的意义所在。因此黑格尔又通过对比中国和印度的发展情况，十分感慨于两者在历史记载连续性上的巨大反差：“中国人具有最准确的国史……中国凡是有所措施，都预备给历史上登载个仔细明白。印度则恰好相反。”
中国史学的发达，历史记载的世代连续、绵延不断，是举世无匹的。历史记载的长期连续性，即是我们民族强大生命力和凝聚力的明证。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国历史记载保持连续不断。中华民族这种强烈的历史感，其实质意义即是重视民族自身的由来、发展，并且自觉地将它传续下去。自司马迁首创纪传体通史《史记》之后，班固继之撰成纪传体断代史《汉书》，以后历代相因，一直到清朝修成《明史》，一共完成了纪传体史书二十四部。二十四史是自有文字以来前后相接的历史巨著，共三千二百多卷，是世界各国历史著作中所仅有的。另外两种重要体裁的史书，编年体自《春秋》以后，有《左传》《汉纪》《后汉纪》《资治通鉴》等，直至《明通鉴》；纪事本末体，有《通鉴纪事本末》至《明史纪事本末》等，也都能贯穿古今而自成系统。
修史工作在中国古代备受重视，许多史家把撰史视为名山事业，当权者也视保存历史记载是一代大事。唐初李世民在诏书中说：“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
把历史视为治国者的教材。至清代龚自珍更进一步说：“史存而周存，史亡而周亡。”“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
则更认为史学直接关系到天下兴亡、民族存灭了。
我国历史记载的长期连续，体现出古代儒家经典所概括的“生生不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奋发进取、不屈不挠的精神，保证我们民族虽然历经劫难，却能衰而复兴，蹶而复振！值得注意的是，当历代鼎革之际，继起的皇朝都十分重视修纂前朝历史，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也不例外，以此作为朝政大事。元朝至正三年（1343），即诏令纂修宋、辽、金三史。清朝入关第二年（1645），即下诏修明史。由于实际未进行，至康熙十八年（1679）正式设馆纂修，至乾隆四年（1739）最后定稿，历时六十年。元、清两朝如此重视修撰前朝历史，表现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对于中原先进文化的认同感，当然也增强了全民族的凝聚力和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