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历史学是人类过去生活的反映，同时它又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文化，可以包括代表一个时代智慧高度的学术思想，和体现一个时代社会心理、风俗习惯的平民文化两个层次；前者起到提高、引导的作用，后者则是学术思想形成的基础。这两项，大量的正是靠历史典籍记载下来的。因此，史学的研究应强调“文化视角”，对史学和文化作双向考察：结合各个时代的社会思潮、文化走向，来研究优秀史著的成就和价值，这是从文化视角研究史学。同时，通过总结中国史学的精华，进一步提高我们对中华民族优良文化传统及民族智慧的认识。而民族精神作为中华民族世代繁衍发展的精神支柱和灵魂，便是这种独具光彩的优良文化传统和民族智慧的升华与结晶。——以上，是我二十年来从事史学与文化研究所形成的基本思路。先后奉献给读者的《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和《史学与民族精神》两本书，即较为集中地总结了我在这一领域探索的初步收获。
《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于1992年出版后，承蒙读者厚爱，书印行不久即已售完，此后时有读者来信询问近期是否再版。此书在海外也产生了反响，1994年6月和1998年6月，我先后应邀到香港和台湾参加学术会议，都有多位学术界同仁谈及对拙著的印象。我还得知台湾有书商盗版印售此书的消息。我想，这本小书在文化市场上的反响和学术界朋友给予的鼓励，表达的正是当代人们对中国优秀史学遗产的关注。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史学在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范文澜曾称中国古代文化是“史官文化”（见于《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第五章第八节）。梁启超也曾论述中国古代史官在法律上有独立的资格，地位又极尊严，而且有很好的人才充任，这是中国史学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史官的设置很早，“至迟到周初，便已看重史官的地位。据金文——钟鼎文——的记载，天子赐钟鼎给公卿诸侯，往往派史官做代表，去行给奖礼。周公时代的史佚见于钟鼎文就不下数十次，可见他的地位很高”。《左传》记载了晋国史官董狐、齐国史官北史氏三兄弟及南史氏的事迹，赞扬他们无所畏惧、敢于直书的精神。“不怕你奸臣炙手可热，他单要捋虎须。这自然是国家法律尊重史官独立，或社会意识维持史官尊严。”梁启超又说：“一直到清代，国史馆的纂修官一定由翰林院的编修兼任。翰林院是极清贵的地方，人才也极精华之选，……其尊贵为外国所无。”“可以说全国第一等人才做史官了。”（见《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史学史的做法”一节）
范文澜和梁启超的看法，确实讲出了中国古代文明重视历史记载、长期保持连续不断、历史典籍丰富多样的特点。我们祖先最早是在中部平原地区繁衍生息和建立国家的，农耕民族必然要重视农业生产经验的积累，包括观象授时即历法观测的总结，这就形成古代先民重视历史记载的传统。记载在儒家经典中“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的古训和“殷鉴”的观念，便是这种传统的结晶。这种文化特点反映在儒家思想中，即形成了重视历史经验、重视祖宗崇拜和重视孝道的根本观念。自《左传》《国语》起，我国史学便形成了记载内容丰富、反映广泛社会生活、重视民众作用等优良传统。而《史记》《汉书》《隋书》《贞观政要》《通鉴》等典籍，更明白记载着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汉、唐盛世，是由于当时的决策集团高度重视总结历史经验，因而革除弊政、励精图治而取得的，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情。历代优秀史家无不把著史视为神圣事业，要藏之名山，让后世治国者采而用之。古代中国本来在世界上居于先进地位，至16世纪以后中国落后了。而中国如何急迫地需要走出闭关锁国状态、开眼看世界、向西方学习，这一正确方向，也恰恰是在近代史学名著《海国图志》中首先提出来，又在《日本国志》中进一步发展的。这也有力地证明中国文化具有应变力，在历史转折关头，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成为吸收外国先进文化、开始向近代转轨的内在基础和内在动力。到20世纪初民主思想高涨的年代，以及长期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中，历史学更是唤起民族觉醒、探求救国正确道路的有力武器。因此，史学史这门学科有理由受到人们更多的关注。通过认真地总结中国史学的宝贵遗产，发掘其中体现的我们民族的优秀精神，和百折不回、衰而复振的伟大生命力，将之注入当代人们的创造之中，提高民族自信力，迎接21世纪的到来，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这是学术界对于振兴中华所应作出的贡献。
全书内容安排，前面为“总论”，重点论述关于史学与民族精神的几个理论问题，然后按照传统史学前期、传统史学后期、近代史学，分为上、中、下三编。书中大多数专题，都曾先写成文章在刊物上发表。在此基础上，作者对内容作了补充、修改。本书的出版，得到学苑出版社大力支持，特别是郭强同志为此付出了很大的心力。又承蒙郭预衡教授题写书名，为本书增添了光彩。博士生沈颂金、张爱芳同学等位帮助我查核材料、校对书稿。谨此一并致以深切的谢忱！
最后，诚恳地希望得到专家和读者对本书所给予的严格批评！
1998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