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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证明“障碍论”违背了近代史的进程，我们还需要具体地分析近代史开端时期思想文化领域的新变化，看看传统文化在中西文化冲突的关键时刻所具有的一定的应变力。
林则徐是最早注重探求西方知识的人物，但在当时他并非孤独一人，而是有一批人物，对于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的认识有共同的倾向，主要是魏源、龚自珍和姚莹。他们在鸦片战争前便有密切交往，周围还有黄爵滋、汤鹏、张际亮、包世臣、潘德舆等人。其共同基础是经世思想和重视气节，以“力振颓风”自任，希望于时局有所匡救。至鸦片战争爆发，林则徐、龚自珍、魏源、姚莹都是著名的抵抗派，互相竭诚支持。在文化问题上，则由经世和变革的思想，发展到注视殖民者东来的新变局。上述取向是这一群体所共同经历的思想轨迹，而由于各人不同的地位和遭遇，又形成个性不同的特点。龚自珍在鸦片战争前即十分关心研究社会现实问题，倡导变革，并尖锐地抨击封建统治的腐败。他卒于鸦片战争发生的次年，而对于这场巨变的态度，则在《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中显示出来。此文写于林则徐被委任为钦差大臣、南下广州时，龚自珍表示了他坚决抗击侵略的立场。他还写了“故人横海拜将军，侧立南天未蒇勋。我有阴符三百字，蜡丸难寄惜雄文”
的深沉诗句，表明自己虽被权贵排挤出京城，生活漂泊无定，却仍然关注着林则徐所领导的这场斗争的命运。姚莹在鸦片战争前后，也经历了由经世派向抵抗派的转变。他写文章喜议论治国大事，被称为“指陈时事利害，慷慨深切”
。1838年姚莹被擢为台湾兵备道。这一时期他在台湾，就怀有“控制外夷，屏藩数省”的目的，搜集了沿海形势的资料，与西人所著舆地书籍相对照。他带领台湾军民抗击英军的侵略。1841年秋和1842年春，英侵略军屡次进犯台湾，姚莹与台湾总兵达洪阿率兵把它打败。《南京条约》签订后，姚莹遭到诬陷，被逮入狱。后被贬官四川，再罚往西藏。经历了鸦片战争事变后，姚莹对中国因昧于外事招致失败无比痛心，说：“然而（海夷）所至望风披靡者，何也？正由中国书生狃于不勤远略，海外事势夷情平日置之不讲，故一旦海舶猝来，惊若鬼神，畏如雷霆。……不待兵革之交，而胜负之数已较然矣。”他认识到古今时势已完全不同，今后的局面更加“可忧可惧”！因此，在贬官西南期间，他著成《康輶纪行》一书，“就藏人访西事”，身在边陲就近了解外国，同时记述沿途所见山川、物产、宗教、风俗等情况。自称“喋血饮恨，而为此书，冀雪中国之耻”。
书中对西藏的关隘险要，道路远近，特别是内地入藏的里程，从印度、尼泊尔入藏的路线，都详加考订，即意在为防守边疆提供可靠资料。
魏源在鸦片战争前的改革思想和学术主张，更加清楚地显示出传统文化优良部分所具有的光彩，在鸦片战争后，由于时代的推动和林则徐的影响，成为著名的倡导了解西方、学习西方的先进人物。
首先，魏源和龚自珍一样认识到清朝专制统治的腐败，无情地揭露封建皇朝已到了“气运将尽”的“衰世”。同时渴求和憧憬一个变革进取的“新”时代的到来。魏源继承了自先秦民本思想到黄宗羲激烈批判封建统治的传统，大胆揭露封建专制统治黑暗的实质，并且提出“天子是众人中之一人”“由众人所称而成”“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的新命题，论证君主必须服从众人的意志。魏源冀求出现下情上达、上情下达的局面，说：“政治之疾苦，民间不能尽达之守令，达之守令者不能尽达之诸侯，达之诸侯者不能尽达之天子，诚能使壅情之人皆为达情之人，则天下无不起之疾苦矣。”
这就使他的思想与近代民权学说有相通之处。
其次，魏源同龚自珍一样大力倡导变革。他说：“天下无数百年不敝之法，亦无穷极不变之法，亦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
所以，时代不同，人的思想和治国方法也必须改变，“变古愈尽，便民愈甚”
。对于空谈性理的程朱理学，“爪剖
析”的烦琐考据，禁锢士人头脑的科举制度，他都予以尖锐的抨击，呼吁人们关心研究现实问题。他在三十三岁时即编辑了《皇朝经世文编》一书，精选出清朝一代有关社会问题的论著文献，视野所及，包括学术、治体、吏政、户政、兵政、刑政、工政各个方面。这种改革主张和经世思想，推动他在时局剧变以后，呕心沥血地寻求救国良策，探求西方知识。
复次，魏源吸收和改造了儒家今文经学的变易历史观，使他具有认识东西方局势变化潮流的哲学头脑和时代智慧。他的论证见于《公羊春秋论》《董子春秋发微序》等著作。
这样，在鸦片战争前，魏源集中地体现出传统文化中朴素的民主思想、主张变革、提倡经世致用和具有朴素进化观点等优良部分，这些都构成他在鸦片战争以后转变为倡导御侮图强和迅速地把眼光投向外国、探求西方知识的内在基础。
鸦片战争刚刚发生过一年余，魏源即撰成近代爱国启蒙的名著《海国图志》（五十卷本）。魏源能这样做，同他在战争中的经历，特别是同林则徐的交往有密切关系。是林则徐将《四洲志》等资料交给魏源，并嘱咐修撰完这部书的。所以，《海国图志》一书可以视为鸦片战争时期爱国抵抗路线在文化上的产物。在当时复杂的历史条件下，近代探求西方知识的先进人物，就必须兼有下列品格：爱国热忱——关心国家民族命运，坚决反抗侵略；求实精神——敢于打破素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偏见，不耻向昔日视为“夷狄”的西方国家学习；辩证态度——能够跨越东西方文化的巨大隔阂，走出学习西方这一近代迫切课题的第一步。从林则徐和魏源身上可以看出，正是传统文化的优良部分赋予了他们这样的品格。
《海国图志》在近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梁启超所说：“其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犹未脱离净尽，则其在历史上之关系，不得谓细也。”
这是因为，魏源在书中做到了：
第一，他呼吁了解外国的紧迫性，展示出一幅真实的世界图画。魏源批判了两千年来视为“神圣古训”的“严夷夏之防”的迂腐观点，大声疾呼了解外国是当务之急。他尖锐地揭露统治集团对外国昏暗无知，是造成战争惨败的重要原因：“以通市二百年之国，竟莫知其方向，莫悉其离合，尚可谓留心边事者乎？”
同时他用英国以新加坡为基地，处处侦探中国情报作了对照：“（英人）建英华书院，延华人为师，教汉文汉语，刊中国经史子集图经地志，更无语言文字之隔。故洞悉中国情形虚实。而中国反无一人了彼情伪，无一事师彼长技。喟矣哉！”
总结双方的成败教训，结论就是：必须彻底抛弃闭目塞听、视外国为夷狄的旧意识，迅速了解外国情形。这是对付西方列强的先决条件。因此，魏源一再呼吁：“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夷书始；欲造就边才者，必先用留心边事之督抚始。”
为了介绍外国知识，魏源把当时所能搜集到的资料全部汇辑到《海国图志》书中去，“钩稽贯串，创榛辟莽，前驱先路”
。对于外国人的撰述，即所谓“西洋人谭西洋”者尤为重视，使内容更为可靠，除了采辑林则徐派人翻译的《四洲志》外，他如英国人马礼逊《外国史略》、葡萄牙人马吉斯《地理备考》、美国人高理文《美理哥国志略》，都大量引用。全书收入各种地图七十五幅，图志配合，内容详博，同时具有实用性和直观性的特点。
第二，魏源论述了西方殖民者东来以后亚洲的局势，注意反映东方民族反抗侵略的经验教训。他重视总结缅甸、安南这类国家抵抗英国侵略的经验，认为：“观于缅栅之足拒夷兵，而知我之所以守；观于安南札船之足慑夷艇，则知我之所以攻。”
对于已经沦为英国殖民地的新加坡、印度，则重视他们在英国侵略活动中的地位。如说英国控制新加坡是“欲扼此东西要津，独擅中华之利，而制诸国之咽喉”
。说印度为英国提供财力、兵力，在英国侵华活动中占据重要地位：“东印度为英夷驻防重镇，凡用兵各国皆调诸孟加腊。”
第三，魏源倡导学习外国，赞扬民主制度的优越性。他总结中国战败的又一原因是，列强船坚炮利，武器和技术远比中国先进，因此响亮地倡导“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一口号的提出成为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找真理的起点。当时他注目的重点固然在学习军事技术，即制造轮船枪炮、仿效西方练兵方法整顿军队等，但我们还注意到魏源学习西方有更丰富的内容。他进而提出发展民用工业的主张：“凡有益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如千里镜、火轮机、自转碓、千斤秤等，并允许私人设厂制造，“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
并在书中介绍外国铁路、银行、保险等知识。这些在客观上都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的意义。
考察传统文化优良部分在近代史开端所具有的应变力，还应该说到《海国图志》对日本社会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海国图志》撰成后，自1852年至1854年，曾有三次运入日本，总数二十多部。此后日本人士纷纷为之翻译、注解、刊刻。1854—1856年间翻刻版本竟多达二十余种（均是部分翻刻）。当时日本正处于“幕末”时期，社会状况及对外关系均与清朝相类似。把《筹海篇》译成日文的学者盐谷世弘对这部著作极为推崇，称为“实武备大典”，并感慨：“（魏源）忠智之士，忧国著书，其君不用，反而资之他邦，吾固不独为默深悲，抑且为清主悲也夫！”
一百多年以后，日本学者研究《海国图志》对19世纪后半期日本社会的影响，成果甚多。如大谷敏夫指出：“在幕末时，《海国图志》起了决定日本前进道路的指南针的作用。”
著名的爱国志士吉田松阴特别重视读《筹海篇》。他用《海国图志》作为教授学生掌握日本开国后应具有的外交知识的教材，其间即培养出伊藤博文等明治时期主管日本外交的人物。从梁川星岩到佐久间象山等幕末学者都由于读了《海国图志》而惊醒，立志走上开国维新的道路，确实证明这部书为日本社会输入了新的活力，起到了当时日本前进的指针的作用。
以林则徐为先导、魏源加以发展的探求西方的进步思想，不仅影响到19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思想界，而且深刻地影响了幕末日本社会，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与近代文化前后相承接的明证。笼统地指责传统文化在近代只是障碍，以此全面否定传统文化在近代的价值，是根本经不起历史事实的检验的。考察文化问题不能离开对社会经济政治背景的分析。《海国图志》在中国产生的影响远不如对日本社会的影响巨大，原因在于满洲贵族统治下的中国，封建守旧势力更加强大，这种顽固势力对传统文化具有应变力蛮横地压制扼杀，所以最后需要用革命手段将满洲贵族的反动统治扫除。这就是我们研究这一问题所应得出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