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近年来在讨论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代的关系时，学术界存在一种观点认为：传统文化到了近代已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这个问题涉及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如何作总体评价，涉及对于近代化道路的基本看法和未来文化走向问题，故不能不讨论清楚。传统文化中本来可以区分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其糟粕部分，如严守“夷夏之辨”、盲目排外、保守气习、空谈玄想、鄙视技术工艺等，固然是实现近代化的障碍；但是传统文化是具有民主性和科学性的精华部分，如不畏强暴、捍卫民族尊严、朴素民主思想、朴素理性精神、积极进取、经世致用等，在近代却是推动先进人物探求救国真理、抗击列强侵略和进行反封建斗争的巨大精神力量，也是推动中国近代化的巨大精神力量。毛泽东说过：“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因此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主自信心的必要条件。”
传统文化可以区分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这是人们普遍承认的基本历史事实。不加区分地笼统讲传统文化是近代化的障碍，就是对基本历史事实的曲解。
“障碍论”者举出了近代史开端时期的叶名琛作为例子。叶名琛于1847年任广东巡抚，因拒英人入城有功，受到清廷嘉奖和社会舆论的赞扬，由此甚为自负，常自称要“雪大耻，尊国体”，对于中外交涉事宜态度傲慢，凡接到外国文书，就只是简略写上几个字作答，或干脆置之不理。他根本不去熟悉国与国之间外交通商的事宜，更不去了解列强的强弱虚实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谋划对付的策略。结果当1857年英军攻陷广州时，叶名琛被俘走，囚于印度孟加拉，最后客死异国。
叶名琛确是一个颟顸拒外、对于世界事务闭目塞听的人，他的作为对于外交事务有害而无利。但他决不能作为传统文化的代表，他只能代表传统文化的消极面，即无视世界潮流、坚持夷夏之辨、妄自尊大的愚昧意识。
那么，同在近代史开端时期，在对外事务上有没有能作出积极反应的人呢？
有的。他就是时代比叶名琛更早，而且知名度高得多的林则徐。林则徐不但是严厉实行禁烟、坚决抗击侵略的英雄，而且是最早重视研究外国情形的先进人物。剖析这样一个人物，对于我们探究传统文化在近代是否只起到障碍作用的问题更有典型意义。
林则徐一到广州，担负起与外国殖民者打交道的重任，就明白自己对“夷情”毫无了解的弱点，不能知彼知己。于是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招致一批熟悉当时世界情况、有能力的人，如原籍广东、当过汉阳县丞的彭凤池，被清廷革职的马辰等，“侦探夷情，查办汉奸”，延请一些留心海防事务的学者，如梁廷枏、张维屏、俞正燮，商议探讨洋事。又指示通事、买办、引水这些直接与外国人往来的人员，随时报告洋人动向。（二）为了更进一步探求西方国家的历史和政治现状，他下令搜集外国人在广州、澳门用中文出版的各种刊物和小册子，并招集通晓英文的人才翻译外国人出版的书报。他从1839年春开始组织翻译《澳门新闻纸》《新加坡新闻纸》《孟买新闻纸》中与中国有关的时事报道和评论。一直到他在1840年6月被革职，这一工作没有中断。林则徐搜集和摘译的外国书籍，则有《华事夷言》《滑达尔各国略例》《在中国做鸦片贸易罪过论》（前两种收入《海国图志》中，后一种译文已佚）。又据1836年伦敦出版的慕瑞著《世界地理大全》编译成《四洲志》，介绍亚、非、欧、南北美五大洲重要国家的历史地理。林则徐还不顾清廷只准洋商、通事与外国人来往的规定，并且放下“天朝”钦差大臣的架子，亲自向外国人了解情况。“他利用美国传教士、商人、船长和报纸编辑到镇口参观销烟的机会，向他们询问各种鸦片的名称、价格，英国海军和汽船等情况，利用英船‘杉达’号遇风沉没、船上受难人员逗留广州的机会，请该船医生喜尔等人订正译文，修改致英国国王檄谕英文写本中的错误，了解鸦片生产和美、英、土耳其等国的地理知识。”
（三）林则徐把他所了解的外国知识，直接作为制定策略的参考。他曾从新闻纸中摘抄六封“夷信”进呈道光阅览，并在奏折中说：“现值防夷吃紧之际，必须时常探访夷情，知其虚实，始可以定控制之方。”
有关英人对厦门之役和清廷改派琦善为钦差大臣的评论，林则徐都从新闻纸中获得信息，并及时向署理两广总督的广东巡抚怡良通报。在被革职以后，他还认真地向靖逆将军奕山建议“宜周密探报”外国情况，说：“又有夷人刊印之新闻纸，每七日一礼拜后，即行刷出，系将广东事传至该国，并将该国事传至广东，彼此互相知照，即内地之塘报也。彼本不与华人阅看，而华人不识夷字，亦即不看。近年雇有翻译之人，因而辗转购得新闻纸，密为译出。其中所得夷情，实为不少，制驭准备之方，多由此出。虽近时间有伪托，然虚实可以印证，不妨兼听并观也。”
由于林则徐从新闻纸中获得敌人方面的有价值的信息，使他能对战争中英国侵略军的动向作出正确的判断。他得知英国派大队侵略军来华，准备北犯定海、天津的消息后，就先后五次奏请清廷敕令加强海防，并在广东方面作了更加切实的反侵略准备。在林则徐未被撤职之前，侵略者在广东方面不能得逞，正是林则徐了解敌情、做好周密防御的结果。林则徐承认英军“船坚炮利”比中国先进，他组织摘译了有关欧式大炮瞄准发射技术的书籍，训练军队学会使用欧式大炮。德庇时在《战争和缔约后的中国》第一卷附录《林钦差对于西方各国的著述》中，即讲到林则徐辑译本中有专门论述重炮的内容。
林则徐还设法购买了几百门外国大炮，又通过美国商人之手购买两只商船，改装成战船。并多次向道光帝建议创办新式国防工业，制造新式船炮。他本人还捐资仿造洋式航船。（四）林则徐探求西方知识的进步，还反映在他第二次照会英国女王中所说：“向闻贵国王存心仁厚，自不肯以己所不欲者施之于人；并闻来粤之船，皆经颁给条约，有不许携带禁物之语；是贵国王之政令本属严明；只因商船众多，前此或未加察，今行文照会，明知天朝禁令之严，定必使之不敢再犯。”把英政府与鸦片商区别开来，留出交涉余地，和完全盲目办外交者不同。
他对道光帝的奏议，则主张区别对待外商：“遵法者保护之，桀骜者惩拒。”道光帝却严词批驳：“同是一国之人，办理两歧，未免自相矛盾。”
道光帝的愚昧态度更衬托出林则徐的见识。林则徐这种探求西方知识的卓识和创始工作，直接影响了魏源，林则徐将《四洲志》等有关外国的资料交给了他，魏源继续了这一工作，并在林则徐实践的基础上，概括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进步口号，成为近代史上向西方学习真理的先声。
范文澜说：“林则徐是中国封建文化优良部分的代表者。”
这是十分中肯的论断，这里的“封建文化”指的就是“传统文化”。林则徐的一生，怀抱着经世济民、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写过“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的著名诗句，表明他对国家民族的高度责任感；他办事认真，具有实事求是的态度，曾在兴修长江下游水利和两湖禁烟中做出了建树。而当处于列强疯狂侵略和中西文化撞击的历史大变局之时，这种实事求是态度又向前发展，在了解西方、学习西方上走出意义重大的第一步；他所主持的震天动地的虎门销烟和广东抗击侵略斗争，更代表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捍卫国家主权的气概。——坚决抗击侵略和探求西方知识，正是传统文化优良部分在近代史开端时期的突出表现。
客观事物是复杂纷纭、充满矛盾的，既有代表积极意义的现象，又有代表消极意义的现象。只顾抓住后者，把它夸大为全部事实，就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就不能得出符合历史客观进程的正确结论。只拿传统文化的消极面来任意渲染，客观上势必销蚀人们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宣扬民族虚无主义。那样做，恰恰不利于推进今天的现代化进程，因此，世界近代史上所有的民族振兴，无不是以本民族的优良传统和已有成就为基础的。否定本民族历史传统的结果，只能是民族创造力的枯萎，根本谈不上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所以，我们固然看到叶名琛那样的盲目排外、落后保守的意识，更应该看到林则徐及其周围人物所具有的进取精神和开始探求新知识的勇气，通过总结这种优良传统将之发扬光大，这对于推进今天的现代化事业是有积极意义的。至于有的人公然反对将传统文化区分为精华与糟粕部分，在他们看来，传统文化统统不过是糟粕，毫不足惜。照此主张，中国人岂不早就应该完全拜倒在外国人脚下，甘当别人奴仆，成为处处仰人鼻息的可怜虫吗？
“障碍论”者在逻辑上还陷于严重的自相矛盾。
为了证明传统文化在近代成为障碍，有的论者又提出这样的论据：“贵义贱利”这种传统价值观念，是“非功利主义的空泛特征”，是极其错误的，阻碍了科学和其他进步事物的发展。可是同一位作者往下接着说：晚清时期中国近代军队、工厂、学堂的建立和创办，近代学堂中课程的设置和译书顺序从应用技术到基础理论的基本倒置，却带着鲜明的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烙印，因此而造成中国近代科学的不发达。这位作者还拿中国与欧洲作比较，说：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落后，是因为中国人民所追求的是切近人生的知识，不是为知识而求知识，古希腊人则相反，他们迷恋智慧。结果，中国古代的功利主义使科学技术没有独立的地位，丧失了发展的机会。可是同一位作者，往下笔锋一转，又说：“西方的非功利主义导致了科学昌明，而中国的非功利主义却使士人沉溺于不计较社会效果的虚浮。”一会儿说中国文化的特征是非功利主义，一会儿又说成是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而同一个“非功利主义”，在欧洲人是宝贝，带来科学的昌明，而在中国人手里却是罪孽，造成了落后和虚浮。如此的逻辑混乱真是令人吃惊！这位论者还举出一个论据：中国近代的落后还由于缺乏民族气节，“中国民众太少生死赴之的一腔爱国热情”，这是由传统文化熏陶所致。又说：在中国古代，“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传统文化的美德。而到了近代，“这种优美的气质只要理智弱些就很容易走向反面，成为‘时穷节不见’”。所以中国近代简直是个“不幸的时代”。
从“障碍论”者看来，就因为中国人在近代落伍，那么反正就没有理。你的价值观是“功利主义”也错，“非功利主义”也错；欧洲人手里可以有“非功利主义”，他们会由此探求智慧和真理，而中国人手里却绝不能有这种“非功利主义”，否则将造成迷误。中国人不能为追求理想而生死赴之，可见没有民族气节；如果有民族气节也要不得，因为到了近代你还不能改变操守，岂非保守愚钝？所以中国人真是“不幸”，简直没有什么对的地方！照这样说法，确实很容易得出彻底虚无的结论。
据我看来，“障碍论”者的认识误区在于，他们先定下一个“中国反正落后，传统文化反正不好”的框框，然后提到什么就否定什么。只要指责得痛快，也顾不及明显的自相矛盾。这恐怕很难说是严肃地讨论问题的态度，也根本无益于推进现代化事业，只会造成混乱，涣散斗志，使人们丧失前进的信心。我们需要的是客观冷静地作辩证的分析，对于传统文化中确属优良的部分要加以发扬，而对于确属落后的部分则予以批判和摒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