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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来，在通史和断代史领域，一直流行的是按章节形式编撰的体裁，在推进学术研究和传播历史知识两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运用这种体裁叙述历史确有其方便，在今后仍然会被继续使用。
对于历史编撰的创新具有巨大意义的是，近些年来，有的学者基于对历史进程的深刻认识和对中国史学优良传统的发扬，已经从实践上和理论上对历史编撰的创新做出了极有价值的探索。这些探索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下进行的。一方面，在唯物史观指引下，历史工作者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对于历史进程的丰富性、多层面性有了深刻体会，试图在史书体裁上有所突破，以求容纳和表现更加多样和深层的内容。另一方面，对于文化遗产的继承、改造、创新，有了自觉的认识，因而有创造的勇气。罗尔纲先生长期从事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他自20世纪40年代末起，即经历了由继承纪传体到自觉地进行改造的艰巨过程，至80年代中期，又受到学术界新的研究成果的启发，因而确定用一种“多种体裁结合而成的综合体裁”，撰写成四卷本的《太平天国史》。全书系以叙论、纪年、表、志、列传五部分组成。“叙论”是对太平天国的时代背景，革命运动的分期，革命的性质和成就，失败的原因，及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等，作综合的论述。“纪年”是以纲目体裁，按年代先后，对史事进行简洁的、有组织的记述。相应取消“本纪”，将洪秀全事迹移归传内，剔除了纪传体以君主纲纪天下的封建性。用“表”标明复杂繁赜的史事，共二十一“表”。用“志”记典章制度，有上帝教、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政权、政体、食货、官爵、兵、刑律、礼制等，共二十篇“志”。“传”记人物，共四十七篇。罗尔纲先生认为：应用这种“多种体裁结合而成的综合体裁”来撰著，“使一部史书既有理论性的阐述，又有丰富的内容，与一般用西方体裁撰著的史书往往陷于有骨无肉干巴巴的境地迥异。它是可供今天史家撰著史书应用的一种体裁”。
杨向奎教授于20世纪80年代著成《清儒学案新编》，全书共八册，其体裁也有创新意义，系在总结黄宗羲《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此为黄宗羲原著，全祖望续成）的基础上加以发展。体裁特点，是由论述、评析传主学术思想，和选录各人的主要论点和代表性论著二者构成，期有：清代学术思想史、清代学术思想史资料选辑的双重作用，并因以窥见清代学术思想发展渊源及流派。“于清初诸大家后，继以理学、朴学、经学各流派，选取足以反映当时学术思想风貌的学者，大体人自一案，师承、家学、交游等概随案记述，不另立门户。”
故此书在历史编撰上，明显地将传统的学案体向前发展了。
白寿彝先生自20世纪70年代末即构思主编多卷本《中国通史》的大型工程，经过近二十年的艰巨努力，这部本世纪以来规模最大，内容丰富翔实、体裁新颖的通史巨著已基本完成，
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因此，白寿彝先生主持制定的《中国通史》编撰思想和编撰体例，就成为20世纪后期在历史编撰上，以科学理论为指导进行重大创新的代表。白先生的创新工作有两个鲜明的特点。第一，坚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自觉的创新。在学术界，由于章节体长时间的流行，学者们习以为常，几乎很少考虑体裁创新的问题。还有许多学者运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研究，专注于探索历史现象之规律和联系，而很少考虑到史书的体裁形式，很少考虑到内容和形式之辩证关系。白先生则认为，历史编撰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其中还存在如何正确地反映客观历史的问题。史家对史书体裁的选择，反映了史家对历史的理解及其撰述的目的。历史学家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入地探讨历史现象的规律性和丰富性，探讨历史的多层面性及其相互联系，同时要将这些研究成果恰当地表述出来，这就需要自觉地进行体裁的创新。“内容决定形式，但形式并不是僵死的、固定不变的。这是因为：形式作为客观历史在历史家主观上的反映，它有一个不断认识、不断完善的过程。……究竟如何把历史的内容表达得更好，这是每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历史家都要考虑的课题，因而也就必须对形式进行更新。”“历史是不断发展的，历史家对历史的认识也是不断发展的，因而史书的体裁也是不断发展的。”
同时又认为，探索历史编撰的创新，还有让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更好地为读者所接受这一层意义。“史书的编纂，是史学成果最便于集中体现的所在，也是传播史学知识的重要途径。历史理论的运用，史料的掌握和处理，史实的组织和再现，都可以在这里见个高低。刘知幾所谓才、学、识，章学诚所谓史德，都可以在这里有所体现。”“为了便于读者，为了便于历史知识的传播，讲究编撰的体例是必要的。”
第二，对史学遗产自觉的批判继承的思想。白先生对于中国史学史有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精湛研究，把哲理的思考引入史学史研究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有的学者持一种看法，认为古代史学在今天只是一堆史料，其他谈不上什么借鉴与继承，因为其观点是旧的。白先生则认为，古代史学是一笔值得珍视的学术遗产，应当自觉地对它批判、继承、改造、利用，化腐朽为神奇。早在60年代初，他撰写长篇论文《谈史学遗产》，便对此作出系统的论述，并指出：“历史编纂学的遗产，也是同样丰富的。单就历史书的体裁来说，就很多。”“我们研究史书体裁，跟著录家不同，不能专从分类上着眼，更应该看到一种体裁的发展。……研究史书体裁方面的遗产，批判地继承，对于我们写史书，在著作形式上的百花齐放，是有好处的。”
白先生的论述突出地体现出辩证分析的精神，把历史编撰的创新与发展新史学，与发挥史学更大的社会功能直接联系起来。
上述基本观点在80年代得到了发展和丰富。1981年，白先生精辟地论述要用综合体裁来写历史的问题：
历史现象是复杂的，单一的体裁如果用于表达复杂的历史进程，显然是不够的。断代史和通史的撰写，都必须按照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体裁，同时又能把各种体裁互相配合，把全书内容熔为一体。近些年，也许可以说近几百年，我们这个传统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扬，因而我们的历史著作，在很大程度上不能表达更为广泛的社会现象。就专门史来说，体裁的问题，比写通史要简单一些，但单一的形式还是不行的。今天我们要采用综合的体裁来写历史，不止是要吸收古代历史家的长处，还应该超过他们。
白先生所明确提出的主张，标志着20世纪历史编撰创新上一次重大的突破。“要采用综合的体裁来写历史”这一主张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绝不是偶然的。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三十年中，经过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全国范围大发展，以后遭受严重摧残，直到迎来学术界思想解放的春天，老一辈历史学家对于唯物史观体会更加深刻，视野更加广阔，至此，对于历史著作应有的丰富内容和包含宏富的编撰形式二者的统一，史书体裁的批判、继承和创新，在认识上都达到了升华。唯其如此，才有能力和有勇气提出这一重大的创新主张。
1989年，《中国通史》导论卷出版，白先生在书中专设了论历史编撰一章，阐述史书体裁的继承、改造和创新问题，阐明“我们应该发展综合运用的优良传统，多体裁配合、多层次地反映历史”这一总的著述宗旨。他构想通史著作应采用序说、综述、典志、传记四个部分互相配合的新的综合体裁，具体论述每一部分设置的意义、基本内容和要求，对这部规模宏伟的著作的编撰形式，绘制了多层面的崭新的蓝图。
以“序说”置于全卷之首，开宗明义。序说的设置，是借鉴于《吕氏春秋·序意》、《淮南子·序略》、司马迁和班固的自叙传、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序录》和宋元人经解的序说、明清人撰述的凡例以及西方人近代论著中的成规，加以发展而成。序说的基本内容，应包括：（一）论述基本资料，包括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有些文献资料，情况比较复杂，须进行关于著作时期的辨析、考证。时代越靠后，资料越多，就越须甄别。应从大量的资料中挑选出重要的部分来论述。（二）论述前人和同时代人已有的研究成果，加以适当的总结。应说明在这一研究领域中，究竟有哪些问题已经解决，哪些问题正在解决，哪些问题应该提出自己的看法。以上两项是说明研究工作的依据，也为今后进一步的研究，尤其是年轻一代的研究工作提供基础。（三）说明撰述要旨和编撰上的具体问题。
“综述”，是各卷的主干部分，要写出历史发展的总相。综述吸收了本纪、编年及近代以来流行的划分章节的各种体裁之长而加以发展。综述部分的主要任务是：第一，要紧紧抓住每一历史时期的纲，只写对历史全局有影响的大事，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民族、中外关系等方面，着重写的是历史发展的动向。政治的变动比较显著，会作较多论述，且能显示历史演进的线索，但应结合经济、文化的发展。民族关系是我国历史上的重大问题。第二，时间的观念要鲜明，首先要注意到历史时期的划分，一个时期内部大小阶段的划分，使其能尽量显示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特点。此外，综述部分还要对历史的疆域，写出大致的轮廓，对皇朝版图外的兄弟民族分布的地区，也要写出来；在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人物要写，只写带有历史性的重要活动，不是写他的传记，他的传记放在传记部分去写；关于田制、税制、官制、军制等等，只要重点地说到为止，具体的细节放到典志部分去写。综述，作为本书的一种体裁，与其他体裁互相配合，有分工，在撰写上比各种原有的体裁方便得多。
“典志”的任务，是对历史现象进行剖视。典志的设立，是对纪传体中书志的改造和发展。典志部分的主要内容，从总结旧史的志目并以新的观点考察，可包含如下各门类：（一）地理。包括行政区划、河渠的变迁、重要的都邑、交通和道路等。（二）民族。把民族立为专篇，有关民族的分布、活动、迁徙、习俗等，在综述和传记中没有说到的，应在这里作具体论述。（三）社会经济。包括农、牧、渔、林、矿、盐、手工业、商业、货币、生产技术、土地制度、赋役制度等。（四）政治制度。包括官制、选举制度、科举制度等。（五）军事制度。（六）法律。（七）礼俗。包括民间习俗。（八）中外关系。总括来说，典志篇目的设立，都是企图从各个社会剖面来反映一个历史时期的特点，都是为体现社会发展的整体服务。有两点是特别要紧的。第一，对于经济、政治制度等等，不是作为一个制度静态来写，而是作为动的，即从历史的运动中来写。第二，不仅要讲一种制度的发展，还应该讲制度跟社会发展的关系。各卷典志的篇目有共性，又有特殊性，反映出不同社会历史时期的特点而有特别的篇目。
历史是人创造的。在史书里，看见了历史人物的群像，就愈益感到历史内涵的丰富和深刻。旧史大量地写人物传记，其所持的观点是有错误的，但重视写人物传记，却是可取的。近几十年，人们重视探索社会发展规律，在史书撰述中努力阐述历史的规律性，这是史书工作的一个重大进步。对于这一点，我们还应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坚持下去。但是另一方面，在断代史和通史著作中，看不到完整的人物形象，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现在我们还应该写传记，《中国通史》在第三卷以下，都要给“传记”以较多篇幅。写传记，既要写出人物的历史作用，还要写出他们身上所反映的时代特点。中国历史上，有众多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等各式各样的代表人物。我们要有选择、有主次地去写。写传记，不只要熟悉传主生活的时代，还要有通史的见识，把人物放在时代的发展中来写，才能写好。
序说、综述、典志、传记，四种体裁互相配合，就能够多层次地反映历史发展的进程，既反映了历史的规律性，又反映了历史的丰富性。比起近几十年流行的章节体来，这种新综合体明显地便于容纳更多的历史内容，能更进一步反映历史发展的面貌。恰当地运用这种综合体裁，把通史写好，还需要在“通”字上下功夫。吸收司马迁、杜佑“通古今之变”的长处，还要吸收郑樵、马端临“会通”各种知识和文献的长处；而更重要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工作。在搜集丰富的文献资料的基础上，通过研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要透过历史现象揭示出历史的本质。要求做到全书各部分之间的脉络贯通，不要将通史变成断代史的拼凑，在认真地、深入地研究每一时期历史各方面关系的基础上，于历史沿革流变之中探索历史的发展规律。
白寿彝先生关于新综合体的构想，是在自觉继承中国史学遗产基础上气魄宏大的创造，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这一编撰创新的思想与章学诚、梁启超、章太炎的探索，有深刻的内在联系。新综合体在形式上吸取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的特点而加以改造，并且糅合了章节体及西方近代大型历史著作的优点而加以发展，而在内容上则与旧史有本质的不同。根据白先生的总体设计，负责各卷撰著工作的专家共同努力，又经过总主编逐卷亲自审定、加工，已经陆续出版的《中国通史》八卷十四册，以其内容的空前丰富详备和体裁的优胜独创问世，获得了学术界的普遍重视。四个部分互相配合的综合体裁，有巨大的包容量和灵活性，正好为对于各个时期各方面的问题探索多年的专家贡献成果提供充分的空间。全书卷帙浩巨，分卷撰写，体裁体例达到贯通协调，熔炼统一，令人赞赏，而且因反映各个历史时期的不同特点而在体裁运用上各有独到创造。每一卷中，四个部分都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专职，深入探讨一系列重要问题，向读者提供大量有价值、有兴趣的知识。
第三卷商周史卷“序说”部分，首章论述历史文献，按五经、史地书、诸子书、辞赋四类，扼要而具体地论述先秦丰富的历史文献的主要内容、史料价值，对于为数不少的历史文献的真伪问题，今古文学派异同问题，以及作者或成书年代有争议者，均作了中肯的论述和必要的考订，并简要地论述前人对各种重要文献整体的成果，介绍最可据信的注本。第二章论述考古资料，分三节论述“主要都城遗址的调查与发掘”“考古学文化的研究”“考古资料反映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问题”。第三章论述甲骨文和金文，内容包括丰富而纷繁的考古资料，古文字资料及青铜器的出现、价值、研究状况。这两章，也都提纲挈领，条分缕析，显示出本卷研究工作丰厚的考古学基础，又为初学者提供很好的研究入门指南。第四章论述研究概况，分为四节，系统地论述近代以来实证史家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五四前后，30年代，抗战及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研究成果，脉络清晰，评价恰当，中肯地指出在商周史领域哪些问题已经解释，哪些问题正在解决之中，十分有利于帮助读者思考当前研究工作进一步努力的方向。第八卷元史卷“序说”，则根据蒙元史研究领域的特点，不仅系统地介绍国内文献资料和研究成果，而且对读者了解、掌握甚少的国外文献和外国学者研究成果，作了详尽的论述，十分难得。第一章“汉文资料”，共有七节，分别论述基本史料、行记、其他史料、笔记小说、政书、地方志、诗文集的内容、整理情况和史料价值。第二章分别论述“蒙古文资料”“藏文资料”“回鹘文资料”。第三章“国外资料”，共六节，分别论述“波斯文资料”“阿拉伯文史料”“欧洲文字资料”“亚美尼亚文资料”“叙利亚文史料”“俄、日文资料”。第四至第六章，分三个阶段论述蒙古史研究的进展。关于明清两代的元史著述，分为四节，分别论述：“明代的元史著述”“清中叶以前的元史著述”“鸦片战争后的西北史地与元史研究”“清末民国初的三部元史著作”。关于20世纪20年代以后元史研究的进步，分为三节，分别论述：“王国维、陈垣、陈寅恪等在元史研究上的卓越成就”，“姚从吾、韩儒林、翁独健、邵循正等在元史研究上的贡献”，“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蒙元史研究的进展，共分为八节，分别论述：“蒙元史研究的新时期”“史料整理和研究”“通论性著作和工具书的编撰”“政治史研究”“经济史研究”“思想文化史研究”“民族和边区史研究”“中外关系史研究”。第七章为“国外的蒙元史研究”，分两节，论述“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蒙元史研究”和“二十世纪的蒙元史研究”，涉及法国、俄国（及苏联）、德国、英国、美国、日本、蒙古及其他国家，介绍了雷慕沙、多桑、戈狄埃、沙畹、施密特、巴托尔德、柔克义、伯希和、韩百诗、符拉基米尔佐夫、傅海波、波义耳、劳费尔等一批又一批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总之，元史卷的“序说”内容丰富、系统、全面，论述精审严谨，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因而获得了学术界的充分肯定。
如果说，各卷的“序说”提供了本书论述各个时期历史的文献基础和研究基础，提出各卷编撰的旨趣，那么，各卷的“综述”部分则构成全书的主干，纲举目张，宏观地论述各个时期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第四卷秦汉卷论述的秦汉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时期，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这个时期进入新阶段，封建社会也建立起来。本卷“综述”即把握了这一时期的历史特点，以秦汉时期的民族概况为第一章，指陈这一历史时期新的民族状况，包括汉族的形成及一些少数民族的简况，这与第三卷“综述”以神话、传说为第一章，明显不同。继之以第二第三两章，论述秦封建皇朝的建立、秦的暴政与秦末农民战事。对于西汉这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大的朝代，作者设立“西汉皇朝的建立和巩固”“西汉盛世”两章，概括而又具体地论述了对楚战争的胜利，汉皇朝规模的树立，律令法仪的制定，汉承秦制与除秦苛法，对历代兴亡的鉴戒，汉家皇权的强化，郡县制与封国制的并存，“文景之治”，薄税劝农、与民休息，西汉盛世的历史条件，“举贤良、明教化”，尚法尊儒，强干弱枝的重要措施，民族关系和统一局面的发展等重大问题，清晰地再现了西汉时期封建关系成长、国力逐步强盛、民族关系发展的历史趋势，对封建皇权加强和武帝统治政策的制定等问题提炼得恰当，因而受到论者的好评。第五卷三国两晋南北朝史卷则面对与西汉长期统一大不相同的分裂局面，撰著者匠心独运，清楚地划分出这一时期不同的历史阶段，在混乱中理出线索，将十六国分裂割据和与东晋的并立，分别放在“十六国中最早建立的政权和晋在东南的偏安”“前燕前秦的对立及前秦的统一北方”“东晋的北伐和前秦的南征”“淝水战后北方的再分裂”四节之中论述，由于撰著者善于把握全局和叙述得当，结果这一本来复杂混乱的历史时期就显得头绪较为分明了。
“综述”与“典志”的关系，是要求前者能阐述历史发展之阶段性的全貌，而后者则是对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若干侧面的剖视。各个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特点，因之各卷“典志”篇目的设置，既在总体上显示出均衡和协调，又各具时代的特色。如：商周史卷设有“国野、乡里和郡县”，“等级和阶级”等；秦汉史卷设有“都会与里市制度”，“户籍制度”，“上计制度”，“朝廷、郡县和封国”等；三国两晋南北朝史卷设有“门阀制度”等；隋唐史卷设有“长安和洛阳”，“隋唐科举制”，“隋唐官制”，“隋唐律令”，“隋唐礼俗”等；元史卷设有“运河与海运”，“钞法”，“元代投下分封制度”，“元代的礼俗”等；清史卷设有“手工业与资本主义萌芽”，“商人、商业、商镇”，“官修图书”等。马克思在研究人口问题时曾说：“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
研究人口是如此，那么研究如此复杂丰富的人类历史进程更是如此。各卷“典志”与“综述”配合，都是为了从各个社会剖面，来反映历史时期这一“多样性的统一”及其特色。
“传记”在各卷中都占有较大篇幅，反映人物创造历史的作用，同时又通过他们的思想、性格、行为表现时代的特点。第十卷清史卷共设立传记五十四篇，记载经过极其认真选择的各方面代表人物的活动，其中有帝王努尔哈赤、皇太极、顺治帝、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等，有大臣多尔衮、代善、范文程、鳌拜、图海、明珠、索额图、汤斌、李光地、鄂尔泰、傅恒等，有降清将领和奸臣吴三桂、和珅，有清官于成龙、张伯行，有思想家、学者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李塨、戴震、钱大昕、赵翼、章学诚、阮元，有治河专家、数学家靳辅、梅文鼎、王锡阐，有医学家、生物学家王清任、吴其浚，有文学家、书画家郑板桥、曹雪芹、吴敬梓，有抗清将领、农民起义领袖李定国、郑成功、王聪儿。这众多的人物，或以其雄才大略、励精图治，或以其智谋勇力，或以其勤于政事，或以其深邃的思想、专精的技术，或以其民族志节，或以其代表下层人民利益的反抗精神，对历史进程发挥了强有力的推动或不同程度的积极作用，当然也有人起到消极甚至反动的作用。“传记”与“综述”“典志”配合，使《中国通史》展现的历史进程更加多姿多彩、波澜起伏、有声有色。多年以来通史著作中没有完整人物形象的缺陷得到弥补，增加了对读者的吸引力，人们也可以从中国历史上无数有作为人物的身上吸取丰富的智慧。
多卷本《中国通史》在历史编撰上是以科学理论为指导的、自成体系的大规模创新工程。总主编白寿彝先生不顾高龄，仍然保持如此旺盛的学术创新精神，以二十年的艰苦劳动作出如此巨大的成就，对于我们后学实是最可宝贵的激励和启迪！已经基本完成的这一皇皇巨著，是白先生和众多的共同合作的专家向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和21世纪献出的一份厚礼！历史编撰的重大创新本来是由于历史学家的认识达到了新的层次而引发的；反过来，这一重大创新又为通史研究提供更广阔的内容，开辟新的前景。可以预期，由于这一新的通史工程的完成，将促使“中国通史编纂学”成为一门新的学科，吸引着学者对于大量新鲜课题展开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