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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以后，中国社会变动剧烈，史学也进入近代的范围。在变化了的社会和学术条件下，中国史学重视编撰上创新的传统也有新的发展，不少感觉敏锐、创新意识强烈的史家作出一系列成功的实践。近代史家对推进历史编撰的贡献可以概括为三项：一是志书体的新运用；二是将纪事本末体糅合到章节体之中；三是探索用新综合体撰写通史著作。
魏源在鸦片战争发生不久撰成的《海国图志》，以其倡导了解外国、学习外国，“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撰述宗旨，标志着中国史家实现了突破传统学术格局的跃进，同时在编撰上，采用了传统的书志体而多有创造，因而内容与形式两者相得而益彰。魏源十分清醒地认识到，当时最紧迫的任务是，改变朝野普遍存在的畏惧侵略者和闭目塞听的状态，及时总结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大力介绍外国知识。故全书以“志”为主体，而兼用“论”“图”“表”互相配合。全书一百卷中，“志”占六十六卷，详细采录当时所能搜集到的一切资料，介绍各国历史、地理、政治状况及人情习俗等，其中亚洲及非洲各国占三十二卷，欧美各国占三十四卷。“论”则有冠于全书之首的《筹海篇》，总结鸦片战争中沿海军民扼守海口内河，利用有利地形，多方设伏、以弱胜强的经验，批判统治集团中某些人畏洋人如虎的怯懦心理，揭露投降行为。同时呼吁“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表达中华民族蕴涵着伟大创造力，定能迎头赶上，“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的强烈信心，鼓舞民众御侮图强。另一部分“论”，是“志东南洋”“志西南洋”“志大西洋欧罗巴洲”等篇叙论，总结越南等国人民抗击侵略者的经验，分析印度、新加坡在英国侵华行动中的作用，并突出“志南洋，实所以志西洋也”，“志西洋，正所以志英吉利也”，点明介绍各国都直接服务于对付英国这一当时的主要敌人。“图”则有各国沿革图、地球正背面图，及亚洲、利未亚洲（非洲）、欧罗巴洲、亚墨利加州（美洲）各国地图多幅，还有枪炮图、蒸汽机图、千里镜图等。“表”则有西洋各国教门表、中国西洋纪年表、中国西历异同表。书末还以二十七卷的篇幅，附录“国地总论”、“筹夷章条”、“夷情备采”、“战舰条议”、“火器火攻条议”、“器艺货币”（包括火车、织布机、运河、港口设施，以及钞票、银行、汇兑、保险等知识）。魏源这部呕心沥血之作，正是富有创造性地用论、表、图等形式，与表配合，才为国人提供了最为迫切需要的、最详备的世界史地及现状参考文献。因而才成为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起点，影响了中国人对外观念达半个多世纪，并且远传日本，间接引起明治维新的发动。
魏源对于处在亘古未有的时代变局中，历史编撰也应当变革、创新这一点，有自觉的认识。他有一句名言：“地气天时变，则史例亦随世而变。”
这里的“史例”，应该包括历史编撰的指导观点和编撰的体裁、体例。在近代阶段明确提出历史编撰的创新主张和成功地实践方面，魏源也不愧为首开风气者。较魏源略晚一点，徐继畬撰成《瀛寰志略》，同样对书志体加以发展，用来介绍外国史地知识。全书十卷，以“志”为主，按五大洲分国论述其地理、历史、风俗、现状，内容比较明晰而系统，它不是简单地将材料汇辑，而是经过自己的综合，加以必要的考证，然后熔炼成篇，各卷有“总论”和按语，与“志”配合。如卷四《欧罗巴》总论，扼要地论述欧洲文明发展大势，地理形势，与中国贸易情况，各国版图、人口、兵力、财政收入统计数字，技术的进步，风俗，物产和商业，宗教，纪年，语言，内容简括而全面。有的按语论述英国在世界各地到处掠夺，“思朘削其精华”，讲英美等国由选举产生的议会政治制度比封建制度进步，都很精彩。卷首及各卷之前配有地图。故此书与魏源《海国图志》并称为“国人谈海外知识之嚆矢”。至19世纪70年代，王韬著《法国志略》，用书志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介绍法国历史及政治、学术等情况。稍后，黄遵宪著成《日本国志》，成为近代用书志体叙述外国历史及现状的又一名著。黄遵宪为了及时地向国人介绍日本明治维新，改从西法的成功经验，创造性地运用志书的形式，有系统地记述明治维新的由来，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各个领域施行的新制度、新办法，以及取得的显著成效。全书四十卷，分为十二篇志（国统、邻交、天文、地理、职官、食货、兵、刑法、学术、礼俗、物产、工艺），按门类记载。为了反映日本由弱变强、蒸蒸日上的当代史实，书中设有大量的“表”，如《职官志二》，列有邮政局表、邮递线路表、矿山表、民有矿山表、铁道表、电信表、地方税预算表等。黄遵宪还在书中运用大量的序、后论，以及正文和小注中夹叙夹议的形式，结合中国的现实发表议论，热情地表达自己改革图强的进步要求，故本书具有强烈的政论色彩。从魏源《海国图志》以后，一系列用书志体写成的介绍外国史地的著作，是近代史学一个突出的现象，并且在中国人民向西方寻找真理、探索救亡图强的道路过程中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这说明，传统史书体裁的多样性适应各方面的需要，如能继承、改造，创造性地发展，加进时代的新内容，便能焕发出新的光彩！
20世纪初年，夏曾佑撰成的《中国古代史》是一部较早采用章、节体裁，影响甚大的中国通史著作（只完成上古至隋统一）。在当时，它从内容到形式都使人感到耳目一新。夏氏实现了编撰方法的创新，其特点，是把中国纪事本末体的优点，糅合到从外国学来的分章节叙述的形式中。兹以书中第二篇“中古史”第一章“极盛时代（秦汉）”为例说明之。这一章前五十节中，绝大多数是按事件设立节目的。其中有专设一节叙述一事的，如“文帝黄老之治”“景帝名法之治”“武帝儒术之治”“光武中兴”“汉第一次通西域”“汉第二次通西域”“汉第三次通西域”；若一节容纳不了一个事件，则分上下两节叙述，如“天下叛秦”“秦亡之后诸侯自相攻伐”“楚汉相争”“高祖之政”等即是；还有用连续六节叙述一事的，如“汉外戚之祸”（一至六）、“宦官外戚之冲突”（一至六）即是。在近代，中西学术的交融是客观的必然趋势。在夏曾佑身上，明显地具有观点创新和编撰方法创新二者兼备的特点，他将传统的纪事本末体的特点融合到刚刚由外国传入的章节体形式之中，所撰成的史著既是新型的，又具有读者容易接受的中国特点，因而为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奠基作出了出色贡献。
同在20世纪初年，章太炎和梁启超则为探索用一种新的综合体裁撰写中国通史而努力。章太炎于1900年写作《中国通史略例》
，明确地采用章学诚的主张，吸收了纪事本末体的特点而对纪传体加以改造。他所设想的通史由五体构成：（1）表。有帝王表，方舆表，职官表，师相表，文儒表。（2）典。有种族典，民宅典，浚筑典，工艺典，食货典等，共十二篇。（3）记。有周服记，秦帝纪，南胄记，唐藩记，党锢记，革命记，陆交记，海交记，胡寇记，光复记。（4）考纪。有秦始皇考纪至洪秀全考纪共九篇。（5）别录。有管商萧葛别录，李斯别录，会党别录，畴人别录等，共二十五篇。
章太炎关于通史体裁的创新设想，是同他当时所具有的进化观念和爱国思想相一致的。他提出有志于修撰《中国通史》的目的，一是为了“扬榷大纲，令知古今进化之轨”，一是为了“振厉士气，令人观感”。他自觉地继承章学诚的主张，认为此乃“大势所趋”。他所设想的十篇“记”，就是吸取纪事本末体的优点设立的。他说：“诸典所述，多近制度。及夫人事纷纭，非制度所能限。然其系于社会兴废，国力强弱，非眇末也。会稽章氏谓后人作史，当兼采《尚书》体例，《金縢》、《顾命》就一事以详始卒。机仲之《纪事本末》，可谓冥合自然，亦大势所趋，不得不尔也。故复略举人事，论撰十篇，命之曰‘记’。”
又说：“犹有历代社会各项要件，苦难贯串，则取域仲纪事本末例为之作‘记’。”
这说明，章太炎在探索体裁创新过程中，曾苦苦思索解决“历代社会各项要件”如何贯串的问题，最后确认吸收纪事本末的优点可以解决。他企图用这十篇“记”来叙述有关“社会兴废、国力强弱”的重要事件，如秦的统一、唐代藩镇割据等，这样来显示历史演进大势，比起章学诚的设想来，显然大有改进。章太炎所设想的“典”用以记典章制度，来源于“书志”。“考纪”和“别录”都是记人，差别只在“考纪”专记帝王；“表”是用以列举次要人物和纷繁的材料：此两项同样来源于纪传体。他说：“有典则人文略备，推迹古近，足以臧往矣；若其振厉士气，令人观感，不能无待纪传。今为《考纪》、《别录》数篇。”
可见总体上是对纪传体的发展，发挥其综合的优点。不过，究竟是以“记”还是“典”来概述社会大势，章氏自己并不明确。
梁启超在同一时期的探索，与章太炎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梁氏于20世纪初年也酝酿写《中国通史》，后因卷入政治旋涡而搁置多年，至1918年，他才“屏弃百事，专致力于通史之作”
。现见于《饮冰室合集》中有关《中国通史》的部分作品，都写成于1920年，有《太古及三代载纪》（内容仅有《古代传疑章第一》）；《春秋载记》六章，末附《春秋年表》；《战国载记》六章，末附《战国年表》等。
以此与梁启超致陈叔通信中一段话相印证：“所著已成十二万言（前稿须复改者颇多），自珍敝帚，每日不知其手足之舞蹈也。体例实无余暇作详书告公，弟自信前无古人耳。宰平曾以半日读四万言之稿两遍，谓不忍释，吾计凡读者或皆如是也。顷颇思‘先秦’杀青（约端午前可成），即先付印（传志别行，此惟有年表、载记、志略三种。先秦之部都十一卷，冠以总叙一卷，约二十万言也）……”
我们可判定，梁启超创新的体裁系以载记、年表、传记、志略四者配合而成。
在此体系中，“载记”明显是主干部分，其作用是叙述一个时期的主要事件和历史大势。各个时期的“载记”联接起来，就是从纵的方向叙述历史演进的主线，与章太炎的十篇“记”相比较，有可能叙述得更加系统。其他“年表”“志略”“传记”都与“载记”配合，与章太炎的设想有颇多类似之处，而又明显地前进了一大步。还应指出的是，梁氏设立“载记”，是对纪事本末体的创造性运用。他能这样做，是因为他既看到纪事本末体的优点，又能看到其不足。他说：“纪事本末体，于吾侪之理想的新史最为相近，抑亦旧史界进化之极轨也。”
又说：“记事本末体是历史的正宗方法。……过去的记事本末体，其共同的毛病，就是范围太窄。我们所希望的纪事本末体，要从新把每朝种种事实作为集团，搜集资料，研究清楚。”
他的“载记”就把范围扩大，力图说明事件之间的联系和历史大势。比起一百年前章学诚的设想来，梁氏的办法已有了很大的推进。
章太炎、梁启超在20世纪初体裁创新的努力，无疑是近代学术史上很有意义的事情。
我们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从章学诚“辨析体例”到章太炎、梁启超构建新的通史体系，他们努力的方向是一致的，即一再提出新综合体的设想，并向前推进，重视体裁创新的传统在近三百年中得到可贵的发扬。章太炎和梁启超是推动学术近代化潮流的出色人物，作为史学家，他们对客观历史进程的深度和广度都有新的认识，他们的设想和实践具有深刻的近代学术内涵，因而对于今天无疑更有启迪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