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朴学鼎盛时期已经过去约二百年了。这是学术史上在特殊条件下出现的一次繁荣，它留下了大量的文献学成果，留下了一套极具特色的严密考证的治学方法，也留下了有待后人思考评说的问题。

在近代，对朴学家的成就和特点作了深入而精到评价的人物是梁启超，所著《清代学术概论》（1920）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24）成为后人认识和研究这一时期学术的必读之作。梁启超之所以能够精当地总结清代朴学家的学风特点和考证成果，显然是因为他具有两方面的条件：一者，他是世纪之交的著名学者和启蒙思想家，西方学术观念的输入和近代新学术的兴起，使他上升到能够俯视前人成就的高度；再者，梁氏少年时代便进入广州学海堂学习。这所学堂是以提倡朴学风气自任的著名学者阮元于嘉庆年间任两广总督时创办的，收集考证学家成就的《学海堂经解》（即《皇清经解》）即在这里选辑刊刻。梁启超在这里精读经史，接受朴学方法的熏陶训练，是一位连续四次获得季考第一名的高才生。以后，他又向一些健在的耆宿请教考证方法，因而熟悉朴学家的治学路数。由于梁氏接受了西方进化论观点和近代科学方法，使他找到了观察问题的新视角，眼前熟悉的材料遂任他驱使，因而能提出新鲜的见解。这就给了我们一个宝贵的启示：接受了新学理、新方法，能使你对问题有新的观察角度，获得新的创见，发前人之所未发。梁氏写成他的著作已过了七十年，学术的进步不可同日而语，我们当然不应满足于停留在前人的认识水平。那么，今天在“视角转换”方面可能有什么选择，以推进对朴学的认识呢？

超越单纯以考证方法为尺度的局限，转换到“文化视角”来考察便是值得尝试的一种选择。从清初实学的提倡，到乾嘉时期朴学的极盛，以后道光年间今文公羊之学的崛起，以至晚清新学的传播，清代几代学术思潮的涌起，本身就是文化史上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从“文化视角”考察的要求是，对于一个时期有代表性的学者的成就，除了以传统的学术标准评价外，还应联系当时的社会思潮、文化走向来分析。就是说，有意识地做到将一些学术名著的产生，与社会生活、时代思潮、民族心理、文化价值观念等相联系起来，作宏观的“整体性考察”，以实现对以往看法的超越。

实际上，由清初实学到乾嘉朴学的演进乃非纯学术的现象，而是在社会生活影响下时代思潮和价值观念转变的反映。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杰出学者提倡崇实致用的学风，是对于明代学术空疏浮陋、“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反动。其内容则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斥责明代士大夫空谈误国，提倡学术经世致用。《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明夷待访录》《读通鉴论》《黄书》等即为代表作；又一方面，是“通经致用”，主张从文字、音韵、训诂入手，求得对儒家经典的准确了解，把“经术”与“治道”结合起来，以避免重蹈理学家空谈心性的覆辙。清初诸大师，治学气象博大，对于儒家经典多有著述。《日知录》中有不少条目，即属于考证方面，显示出搜集材料的广博和雄厚的功力。顾炎武的考证成就直接影响了乾嘉学者治学的旨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即对顾氏的考证功力作了高度的评价。清代考证学风开始形成于康熙末年，至乾隆、嘉庆年间达于极盛。学者们由考经而考史，在诸如文字训诂、音韵、天文历算、舆地、典章制度、经籍注疏、史实考订，以至校勘、辑佚、辨伪、目录等领域，长期进行窄而深的研究，获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主要辑刊乾嘉考证学者论著的《皇清经解》正续编，合计共有一百七十余家，近四百种两千八百余卷，可说是对朴学成就的一次检阅。这一时期深有造诣的考证学者，可以举出二三十人，其中有惠栋、王鸣盛、钱大昕、赵翼、江永、戴震、卢文弨、纪昀、汪中、段玉裁、王念孙、阮元、王引之等，形成传统学术后期群星灿烂的局面。考证学的盛行，除了学术本身内在的渊源以外，康熙以后的社会环境，恰恰在好与坏两个方面都提供了这种趋势得以发展的条件。简要地说，好的方面是，康熙以后至雍正、乾隆时期，社会有较长时间的相对稳定，经济发展为学术工作提供了物质条件，一批又一批的专门学者都在此时成长起来，竞相著述；乾隆皇帝又以“右文兴学”为标榜，诏令开四库馆，纂修《一统志》《续三通》《清三通》等。

这些大的文化举措，都集合了大批文化人参与其事，对整理文献起到提倡作用。从坏的方面说，是封建文化专制加剧，满族统治者对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汉族及其士人百般压迫、防范、忌刻，屡兴文字狱。康熙朝有庄廷 案、戴名世案，至雍正、乾隆两朝案件尤多，罪名苛细，治罪严酷，株连甚广。聪明才智之士被堵死了关心现实政治问题的道路，只好转向学术考证。

因此，从中国文化发展长河看，明清之际的激烈社会变动刺激了崇实致用思潮的涌起，其中同时存在着提倡学术经世和注重训诂考据两种价值取向。至康熙末年以后，由于专制主义的淫威逼迫和社会相对稳定，清初学者倡导的经世学风褪色，考证的路数却因得到适宜的社会土壤而趋于极盛，学者竞相仿效。我们若跳出以考证论考证的局限，从文化史角度考察，清代学风的转变，则还有更深刻的文化蕴涵。它说明中国学术文化蓄积深厚，具有强盛的生命力，在不同时期不同历史条件下能够孕育出不同特色的创造成果，因而使整部中国文化史呈现出波澜起伏、高潮迭现、各具鲜明时代特征的景象。一代有一代的新学术，一代有一代的新创造。中华文化的长河，上下几千年，跨越不同的时代，流向会有改变，学术的特色会有不同，而创造力永不枯竭！时代变了，条件变了，又会自我更新，迸发出内容、风格迥异的新成果。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初实学，乾嘉朴学，一个高峰接着一个高峰，多姿多彩。从纯考证角度转向文化视角考察，无疑能加深对中华民族高度智慧和自我更新能力的认识。

以上所讲，是转换到文化视角考察，能够在总体把握上推进我们的认识。下面进而说明，在个案分析上，也即对重要学者的代表作进行诠释评价，视角转移同样具有开拓思路的重要意义。这里要特别论及王鸣盛的学识和成就。对于这位著名的朴学家，以往学者曾有过颇为简要而中肯的评论，惜尚未展开论述；而前人及今人又有意无意地对王氏的学术作了误解或误评，需要予以澄清。

王鸣盛的代表作是《十七史商榷》，他与钱大昕（著有《廿二史考异》）和赵翼（著有《廿二史劄记》）三人治学领域相同，年岁又相近，故历来并称为乾嘉考史三大家，且评论者又总希望将三人治学特点作比较。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有一段扼要的评论：“清代学者之一般评判，大抵最推重钱，王次之，赵为下。以余所见，钱书固清学之正宗，其校订精核处最有功于原著者；若为现代治史者得常识助兴味计，则不如王、赵。王书对于头绪纷繁之事迹及制度为吾侪绝好的顾问，赵书能教吾侪以抽象的观察史迹之法。陋儒或以少谈考据轻赵书，殊不知竹汀（按，即钱大昕）为赵书作序，固极推许，谓为‘儒者有体有用之学’也。” 他针对清儒拘于考证是学术“正宗”的旧见，为三家排列高下的做法，指出三家各有长处，而且若以“现代”价值观念衡量，王、赵二家更值得肯定。其实，在梁氏之前，晚清文人李慈铭就曾在他阅读的《十七史商榷》书上写了如下批语：“此书与钱先生《廿二史考异》、赵先生翼《廿二史劄记》，皆为读史者之津梁。赵书意主贯串，便于初学记诵；此与钱书，则钩稽抉摘，考辨为多，而议论淹洽，又非钱之专事校订者比矣。”又说，此书“考核精审，议论淹通，多足决千古之疑，著一字之重”。他也敏锐地总结出王氏之书议论淹洽足以决前人之疑的特色。李慈铭、梁启超二人学识渊博，对三家著作所述问题深有了解，绝非偏向阿好，故应视为公允之论，并以这些认识为基础继续前进。梁、李立论的重要依据，是抓住考证功力与思想见识二者的区别。说到此，我们自然想到章学诚的名言。章学诚处在考证学如日中天、学者趋之若鹜的环境，他却独具慧眼，对当时流行的“考证便是学问的全部”的偏向痛加针砭，大声疾呼：“学与功力，实相似而不同；学不可以骤几，人当致攻乎功力则可耳，指功力以谓学，是犹指秫黍以谓酒也。”“立言之士，读书但观大意；专门考索，名数究于细微；二者之于大道，交相为功。”这两段话，分别见于《文史通义》内篇《博约中》和外篇《答沈枫墀论学》。前人这些议论对我们很有启发。既要尊重考证家搜集材料、排比考订的功夫，更要尊重立言之士推进对事物或社会历史演变之规律性看法，善于解疑决难的见识。决不能单纯以考证功夫为尺度论“真金”，而把具有见识的学者讥为“庸才”，须知这完全是一种偏颇之见。而且还要承认，就认识层次讲，正确的见识和论断比起考证功力，在治学上实居于更高的层次。

最近读到《读书》1995年第3期《点石成金、披沙沥金和脸上贴金》一文，说钱、赵、王“三人之学问有龙虎狗之别”，钱大昕学问居第一，却一直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从乾嘉起直到今天，……很少把钱大昕放在第一位的”，而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一书至多只是“脸上贴金之庸作”。这些看法，与事实大相径庭。王、钱、赵三人的学术当日即为时流所称许，彼此也互相推重，然而在乾嘉间，钱大昕声誉最著，这是没有疑问的。如段玉裁称誉他“于儒者应有之艺无弗习，无弗精”，是“自古儒林”中一位很难得的“合众艺而精之”的学者。阮元为钱大昕所著《十驾斋养新录》作序，称他的考经考史成就是“潜研经学，传注疏义，无不洞彻原委”；“于正史杂史，无不讨寻，订千年未正之讹”。卢文弨在书信中更恭誉他“品如金玉，学如渊海。国之仪表，士之楷模” 。钱氏获得如此盛誉，即因为考证学处于峰巅，士人视考证即学问之全部的原故。钱氏的考证方法堪称精审优良，或以不同版本互校，订正刊本的错误；或用本书的纪传表志互校，发现差异，判别是非；或以其他记载校正本书错误，包括杂史、诗文、碑传、笔记、方志、金石文字，广泛用来参校。他还自觉地要求自己做到“择善而从，非敢固执己见”，此尤深合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但是，我们大可不必将他神化为处处“点石成金”。钱氏的书也有说错的地方。譬如，宋代欧阳修撰《易童子问》，辨《易经》的《系辞》《文言》以下皆非圣人之作；郑樵作《诗辨妄》，对《诗序》提出怀疑，他们都能摆脱正宗思想的束缚，表现出求实求真的精神。钱大昕却错误地指斥欧阳修、郑樵“以穿凿杜撰为经学，诋毁先圣，肆无忌惮”！王充出身寒门，在《论衡·自纪篇》中，针对俗士嘲笑他祖宗无地位、无遗著，“无所禀阶，终不为高”，凛然予以辩驳：“五帝不一世而起，伊、望不同家而出。……士贵雅材而慎兴，不因高据以显达。……颜路庸固，回杰超伦；孔、墨祖愚，丘、翟圣贤。”有力地驳斥了俗士所持的地位和学问世袭的陈腐见解。钱大昕却据这段话，责骂王充“盖自居于圣贤，而訾毁其亲。可谓有文无行，名教之罪人也” 。实为攻其一点，无限上纲，况且纯属推论，何能服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此言确是真理。我们还是把钱氏的学问摆到适应的位置为好。

赵翼的学问并不退居一等。《廿二史劄记》同属考证派著作，而书中对“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变更，有关治乱兴衰之故”极为关注，故又具有史论色彩。赵氏运用归纳比较的研究方法，善于从分散的材料中发现其联系，钩稽贯串，归类排比，进行分析评论，往往能提出比较重大的问题，反映出一个时期历史的特点。钱大昕为他作序，高度评价赵氏著作见识宏远，是儒者有体有用之学，可坐而言，可起而行者也。又说，余生平治学爱好与先生同，现在年老衰病，意气索然，读了先生著书精神为之振作，可以出一身汗治好我的病！这些话情意真切，白纸黑字，是断难用钱氏讲客套假意称赞的话轻轻抹杀的。近代以来，对这部有特色、有见识、于读史研史很有帮助的著作，称誉者又何止梁启超一人，著名史学家陈垣也曾表达对赵书的十分推重。书中精彩的条目，可“为现代治史者得常识助兴味”者甚多，随便列举，即有“汉初布衣将相之局”“党禁之起”“九品中正”“贞观中直谏者不止魏徵”“六朝清谈之习”“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唐节度使之祸”“明言路习气先后不同”“明代宦官先后权势”等，有的条目确能表达他“经世”的微旨。原书俱在，这里不必赘述。

由此可见，在朴学盛行时期有的学者具有严密考证功夫，有的学者则见识过人，善于“捉住一时代的特别重要问题”。若执其一端，专以考证功夫评论学问之高下，则显然与实际情形相悖谬。对于王鸣盛，同样不能简单化对待。诚然，论考证功夫，王氏有时不够严密，故后人能找出其粗疏或错误之处。古籍上言“三史”，所指者，学人多未能确解。《十七史商榷》卷三十二和卷四十二前后两次考辨“三史”，先说是《史记》、《汉书》、《后汉书》（谢承书或华峤书），因感到此说缺乏把握，以后又说“‘三史’似指《战国策》、《史记》、《汉书》”。两说前后游移，都不中肯。钱大昕则考证论定：“‘三史’，谓《史记》、《汉书》及《东观记》也。……自唐以来，《东观记》失传，乃以范蔚宗书当三史之一。” 这也是在考证功力上王不如钱之一例。然而，功力与学问不能相等同。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的主要价值，在于表现出注重政治大事和关心民生的史识，又相当自觉地把“直书其事”作为论史的标尺，而对于辨析一些历史疑案尤其显示出具有博大的眼光。

王鸣盛考辨制度的特点是，他往往能选择在历史上关系甚大而被人忽略的问题，从分散的材料中钩稽贯串，加以分析，揭示出这一制度的沿革和影响。汉代十三部刺史即为一例。它反映出西汉朝廷与地方藩国势力关系的复杂性，藩国“尾大不掉”的局面，在景帝年间吴楚七国之乱中已恶性暴露，故武帝元封以后即常置十三部刺史。王鸣盛是第一个研究刺史职掌的学者。以前《汉书·百官公卿表》称：“掌奉诏条察州。”颜师古注引《汉官仪》云刺史按六条察问，其中一条察强宗豪右，余五条察二千石官员。王鸣盛独具识力，他把《汉书》《后汉书》《续汉志》有关篇章的记载联系起来，在《商榷》卷十四“十三部”“刺史察藩国”“刺史权重秩卑”诸条中，论证部刺史有一项重要的职掌，是“督察藩国”。他指出，吴楚乱后，朝廷对藩国“防禁益严，部刺史总率一州，故以此为要务”。举出《汉书》之《高五王传》《文三王传》《武五子传》中青州刺史奏菑川王之罪等项史实，指出这些都是刺史督察藩国的明证。他进而论述刺史一级官职具有“权甚重而秩甚轻”的特点，“盖所统辖者一州，其中郡国甚多，守相二千石皆其属官，得举劾，而秩仅六百石。治状卓异，始得擢守相”。因而对汉代刺史制度及朝廷与藩国之间斗争的复杂性作出新解。王鸣盛又锐敏地探讨了汉代公卿大臣与宫廷中秘尚书、中书的权力矛盾。西汉宣元以后宦官掌管机要，致使政治腐败，弘恭、石显为皇帝所宠信，先后任中书令，权力超过公卿，结果排挤、杀害大臣萧望之。（见卷三十七“台阁”条）这实际上揭露了汉以后二千年封建社会宦官为祸的根源。

对于晚唐政治史的研究，王氏尤有建树，以他对复杂史事具有的洞察力和进步观点，使唐代后期政治史研究取得了重要突破。主要表现为，他对顺宗时期革新派人物与宦官集团的斗争这一聚讼纷纭的问题阐幽决疑，态度鲜明而又确有根据地赞扬历史上的革新派。（见卷八十九“南衙北司”条、“王叔文谋夺内官兵柄”条，卷七十四“顺宗纪所书善政”条）王氏中肯地分析唐代宦官掌握兵权是酿成祸乱的根源，一反历来对于革新派人物王叔文诋斥唾骂的不公正态度，大力加以褒扬，表现出非凡的胆识。王氏论述唐代宦官企图掌握兵权，早在唐肃宗时已露出端倪。元和以后，朝政腐败，宦官王守澄任神策中尉，更立穆宗、文宗二帝。当时宦官掌握兵权，是为“北司”，外胁群臣，内侮天子，在唐晚期已成牢固之势，无法改变。这些是对唐晚期祸乱根源鞭辟入里的分析。王鸣盛基于这样的政治背景肯定王叔文对宦官势力的斗争。对于王叔文这位革新人物，历代封建保守派嫉恨他，骂他“以邪名古今”“千古之败类”，《资治通鉴》也加给他“奸诈”“欲夺兵权以自固”等恶名。王鸣盛以充分的史实，褒扬王叔文的革新措施“改革积弊，加惠穷民”。认为“（叔文）用心则忠，后世恶之太甚，而不加详察。《旧书》亦徇众论，然《顺宗本纪》所书一时善政甚多。考顺宗在东宫，叔文被知遇，及即位，遂得柄用。……然则叔文之柄用仅五六月耳，所书善政皆在此五六月中”。详细列举了“永贞新政”实行的废诸色杂税及额外进奉，罢五坊宫市，免除百姓所欠租赋钱帛等措施，表彰他“黜聚敛之小人，褒忠贤于已往”，“自天宝以至贞元，少有及此者”！又指出，由于德宗委任宦官掌握左右神策、天威等军，又置护军中尉、中卫军分提禁兵，是以“威柄下迁，政在宦人，举手伸缩，便有轻重。至慓士奇材则养以为子，巨镇强藩则争出我门”。祸乱由此而生。因此王叔文谋夺宦官兵权绝不是稳固私位，而是忠于唐室、忠于国家的行动。王鸣盛敢于肯定革新派的历史作用，在当时是很进步的思想。他一扫千年来各种守旧人物加在革新派身上的诬枉不实之词，赞扬了正直人物对邪恶势力的斗争，其视野达到唐代后期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显示出具有开阔的眼光。对比17世纪中叶王夫之对王叔文的评论，二者有相通之处。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卷二十五《顺宗》中，也肯定王叔文“革德宗末年之乱政，以快人心、清国纪，亦云善矣”。但又贬责他的动机和品德，称“器小而易盈”“亢傲以待异己”云云，又跟保守派观点部分妥协。王鸣盛则说：“叔文行政，上利于国，下利于民，独不利于弄权之阉宦，跋扈之强藩。”支持历史上革新派的态度极其鲜明。在这个问题上，王鸣盛的见解超过王夫之，况且《读通鉴论》当时并未流传，王鸣盛所论更具有力辟众议的勇气。王氏对此后李训、郑注夺取宦官权力也予以肯定。李训被擢为翰林学士、兵部郎中、知制诰，行使宰相权力，所以能够设法谋杀宦官王守澄及陈宏杰等人。《商榷》卷九十一“训注皆奇士”条中称赞他们是晚唐难得的奇士，评论说：“元和逆党几尽，功亦大矣！《训传》（《旧唐书·李训传》）言‘训本挟奇进’，及权在己，锐意去恶，欲先诛宦竖，乃复河、湟，攘却回鹘、吐蕃，归河朔诸镇，志大如此，非奇土乎！”旧史诋斥李训枉杀宦官，王鸣盛却赞扬他们“忠于为国”，深深惋惜王叔文、李训两次夺回宦官兵权的计划未能成功，致使晚唐政局“以至于不可救”。王鸣盛是以是否改善政治为标准，明确表示自己的爱憎褒贬。熟读唐史的李慈铭对“顺宗纪所书善政”条表示激赏，说“此论千古巨眼”。他赞成王氏对王叔文、李训夺取宦官兵权的评论，因为：“中人久统两军，将校皆已帖伏，惟知有中尉，不知有天子。……尔时宦寺已中外蟠结，牢不可破。”

探讨重要制度的演变和赞扬历史上的革新人物，已足说明王鸣盛具有深刻的历史观察力。然而这仅为王氏成就之一项。跳出单纯考证尺度的局限，我们不难发现书中许多富有启迪意义的论述。乾隆年间号称天下升平，士林醉心于具体问题的考据，王氏却在对《宋书》和《南史》的比较中，表达对“经国养民”、关心减轻民众重负的志趣。书中评论司马谈父子对儒学态度相异，引证大量史实表彰陈寿的史德，为范晔辩诬，在史料可靠性问题上论述实录与小说笔记各有其价值，应互相参校，斟酌去取，每一项都对近代学术研究产生了影响。他批评旧史中大量存在的宣扬迷信、主观臆断和曲笔依托，他划分共和元年是古代有确切纪年的开始，指摘旧史对权势者的粉饰回护，又痛斥宋明时期充斥于史坛的以主观臆断解释历史，模仿“圣人《春秋》笔法”，任意褒贬的错误做法，主张“书事但取明析（晰）” ，“是非千载炳著，原无须书生笔底予夺” ，这些议论尤其显示出破除旧见的勇气和追求历史真实性的可贵努力，堪称传统文化中朴素理性精神在乾嘉时代的发扬。以实事求是的态度通读《十七史商榷》，结论只能是：王鸣盛是具有“通识”眼光和进步倾向的著名学者，绝非“脸上贴金”的庸人。他的成就不唯完全可以同钱大昕、赵翼相并提，而且就其兼具专深的功力和宝贵的识断而言，他在整个乾嘉一代学者中也应居于特出人物之列。 EmXSTE4YcGiEOPiJiTtSzHhuHWe3c4pIXmdxpSM2VB3wJq7iqTfLU6jRPtXVwEV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