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恩格斯说：“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
这段话深刻地说明了人类文化发展的继承关系，深刻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者应把前人的成果作为发展和创新的思想资料的原则。过去一个时期，由于极左思想的影响，出现了将马克思主义跟人类优秀文化遗产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错误倾向。这种做法完全违反了无产阶级文化发展的规律，而且首先恰恰违背了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马克思主义是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当然继承者，离开了对前人文化成果的批判继承，就没有马克思主义本身。“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动辄将人类优秀文化成果加上“封、资、修黑货”的恶谥，统统打倒在地，一脚踢开，其结果是无产阶级文化事业遭到了严重摧残和破坏。这一严峻的事实从反面证明了批判继承文化遗产原则的正确和必要。不错，马克思主义作为大工业时代先进无产阶级的革命学说，它跟以往任何思想体系有着本质的不同。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的发展，它为我们提供了相当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前人的成就则是人类认识史上具有真理成分的积极成果，是我们应该借鉴和继承的思想材料。我们讨论历史的规律性和丰富性问题，同样应当从古代优秀史家的积极成果中获得借鉴，吸收营养。
史学名著《史记》所取得的成就，就包括司马迁在时代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对历史的规律性与丰富性的探索。他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的序中概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趋势；在《项羽本纪》《高祖本纪》《淮阴侯列传》等篇中，叙述了人心向背在楚汉战争中所起的作用；在《游侠列传》中，揭露了封建专制统治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不合理现实；在《货殖列传》中论述了老子复古倒退的观点在现实中注定行不通，论述农工生产和商业交换的发展、人们对物质需要的追求，是“道之所符，自然之验”，不是行政力量所能创造出来，认为财富占有多寡形成人们不同的社会身份，影响人们的思想意识和道德标准，等等。这些都是属于对社会历史带规律性的探索，构成了司马迁进步历史观的重要部分。从囊括的内容说，《史记》记载了政治、经济、军事、典章制度、学术文化、人物活动、天文地理、河渠工程、医药卜筮，以至民族关系、中外关系等等，一句话，把当时中国人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置于历史考察的范围之内。这样做，冲破了先前史书的狭隘界限，在当时条件所提供的范围内，最大限度描绘了社会史的丰富内容，充分显示出司马迁的远见卓识。《史记》的体裁，一方面惟妙惟肖地反映了封建的等级制结构；另一方面，由于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五体配合，使社会史各部分的情状都可容纳进来，并且很有伸缩性。这确是司马迁的伟大创造。为什么司马迁被尊奉为“中国史学之父”？《史记》的影响为什么笼罩中国史坛历二千年之久？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司马迁气魄宏伟，视野广阔，由于《史记》的体裁包罗丰富，容量很大，在表达社会史的丰富内容上有杰出贡献。请看自范晔至梁启超对《史记》的评论：
范晔说：“纪传者，史、班之所变也，网罗一代，事义周悉，适之后学，此焉为优，故继而述之。”
刘知幾说：“《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
“语其通博，信作者之渊海也。”
赵翼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
章学诚说：“盖左氏体直，自为编年之祖；而马、班曲备，皆为纪传之祖也。”
梁启超说：“（《史记》在体裁上）集其大成，兼综诸体而调和之，使互相补而各尽其用”。
“纪传体的体裁，合各部在一起，记载平均，包罗万象。表以收复杂事项，志以述制度风俗，本纪以记大事，列传以传人事，伸缩自如，实在可供我们的研究。”
从南朝的范晔到近代的梁启超，前后一千多年中，这些历史学家都特别重视《史记》“网罗一代，事义周悉”、“通博”、“曲备”、“创为全史”、“包罗万象”的优点，高度地评价了它在反映社会史丰富内容方面的成就。章学诚、梁启超，以及另一近代史学家章太炎，还都先后酝酿着史书体裁的改革，他们努力的总方向，就是在吸收《史记》体裁容量广阔的优点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创造出一种更能显示出历史演进大势、更能广泛反映社会史丰富内容的新体裁。这些事实对我们都是很有启发意义的，帮助我们加深认识反映社会史丰富内容对于治史的重要性。
不仅通史著作，好的专史也能做到反映社会史的丰富内容。马端临撰《文献通考》，是典章制度史的巨著，它共有二十四门。关于社会经济史的部分，就有田赋考、钱币考、户口考、职役考、征榷考、市籴考、土贡考、国用考等八门。其中田赋考又包括有历代田赋之制、水利田、屯田、官田等细目，征榷考又包括有征商、盐铁、榷酤、榷茶、坑冶、杂征敛等细目。正因为《文献通考》的内容包括了社会经济、典章制度的众多方面，采用的体裁适用于容纳大量的资料，所以直至今天仍是研究社会经济史、政治制度史者经常使用的重要参考书。马端临在探索历史的规律性方面也是有贡献的，他注意研究历史变革的阶段，如以商鞅变法、杨炎变法作为田赋制度变革的历史标志；他还注意推寻“变通张弛之故”，并在论述一些史事时，用“不容不然”之类的话来表示必然性的意思。马端临在反映社会史丰富内容上的成就，跟他在探索历史的规律方面的贡献是有内在联系的，都说明他有较高的历史见识。
有的历史学家从事一些著作成品的编选，汇集成书，由于见解独到，也能较好地反映出社会史的丰富内容。《清经世文编》就是这种性质的书。它是魏源代贺长龄编选的，共一百二十卷，分为八类：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选辑了有关清代政治、经济、军事、学术的重要议论和代表作一千三百多篇。它跟一般史料汇编不同，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自清初至嘉道年间清朝历史的面貌，反映出魏源对于社会历史的见解。其中户政一项，细分为理财、养民、赋役、屯垦、八旗生计、农政、仓储、荒政、漕运、盐课、榷酤、钱币等子目；兵政一项，细分为兵制、屯饷、马政、保甲、兵法、地利、塞防、民防、海防、苗防等子目；吏政一项，细分为吏论、铨选、官制、考察、大吏、守令、吏胥、幕友等子目。这些分类和细目，已可说明此书反映社会所达到的广度。正由于此，它虽属汇编却影响极大，在其后半个多世纪中，以《清经世文二编》《三编》《续编》《新编》等命名的书屡出，直到现在，它仍是清史研究者必备的参考书。魏源当时与龚自珍齐名，两人学术见解相投，龚自珍有一段重要议论可以帮助说明魏源编书的见解。《龚自珍全集·尊史》中讲史家要做到“善入”和“善出”。“何者善入？天下山川形势，人心风气，土所宜，姓所贵，皆知之；国之祖宗之令，下逮吏胥之所守，皆知之。其于言礼、言兵、言政、言狱、言掌故、言文体、言人贤否，如其言家事，可谓入矣。”“何者善出？天下山川形势，人心风气，土所宜，姓所贵，国之祖宗之令，下逮吏胥之所守，皆有联事焉，皆非所专官。其于言礼、言兵、言政、言狱、言掌故、言文体、言人贤否，如优人在堂下，号啕舞歌，哀乐万千，堂上观者，肃然踞坐，眄睐而指点焉，可谓出矣。”龚自珍所讲历史学家所应关注和反映的社会各方面，几乎每一项都可以在《清经世文编》的纲目中得到印证。这说明，龚、魏继承了司马迁的优良传统，对于反映社会史的丰富内容具有很明确的认识。魏源以后撰《海国图志》，为了反侵略的需要，把当时所能收集到的有关外国的资料，包括历史、地理、经济、军事、科技、人物、风俗民情等等，都汇集起来，编成一部当时东方最详备的世界史地参考书。魏源能这样做绝非偶然，是他用历史家的开阔视野投向外国的结果。龚、魏在探索历史的规律方面也有成就。“变古愈尽，便民愈甚”
，“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
，就是他们得出的带规律性的结论。这跟他们所具有的开阔的历史眼光同样有内在联系。
司马迁、马端临、魏源等人，都在探求历史的规律性和历史的丰富性方面获得了具有真理成分的认识，撰成或编成了很有价值的史书，流传久远，至今仍为人重视。他们的经验，确为我们从事史学研究和著述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