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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规律性与历史的丰富性二者的关系，是历史理论中值得重视的问题。长时间以来，我们在史学著述中注重研究和阐述历史的规律性，这是确有必要的。根据对经典作家论述的全面理解，以及总结我国古代优秀史家的经验，我们还应该注重历史的丰富性问题。我们的史学著述应该做到将反映历史的规律性与丰富性二者结合起来。通过讨论，求得对这个问题的明确解决，将有助于完整地准确地理解经典作家的论述，有助于改进历史编撰的工作，因而具有理论和实践的意义。
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是科学的历史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旧时代的历史家，他们由于受到生产水平、科学水平的限制，以及剥削阶级偏狭眼光的限制，不可能认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马克思、恩格斯作为代表大工业时代先进无产阶级的伟大思想家，他们把哲学唯物主义应用到历史研究领域，阐明了社会物质生产方式制约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的法则，阐明了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在阶级社会中表现这一矛盾的阶级斗争推动之下，人类社会一步步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客观规律。如同列宁所说：“达尔文推翻了那种把动植物种看做彼此毫无联系的、偶然的、‘神造的’、不变的东西的观点，第一次把生物学放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确定了物种的变异性和承续性，同样，马克思也推翻了那种把社会看做可按长官的意志（或者说按社会意志和政府的意志，都是一样）随便改变的、偶然产生和变化的、机械的个人结合体的观点，第一次把社会学置于科学的基础上，确定了社会经济形态是一定生产关系的总和，确定了这种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
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阐明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使历史研究摆脱了唯心主义的影响，成为一门科学。努力做到并且公开申明我们要以探索、说明历史发展的规律为目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跟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史学的一项根本区别。我们从事中国历史的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为指导，进一步探索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共性是个性的概括，普遍规律指导我们研究具体规律。共性又寓于个性之中，普遍规律体现于具体规律之中，我们对于自己民族历史的发展规律作深入的研究，得出的科学成果，反过来也是对普遍规律的丰富和补充。
然而，科学的历史研究的任务，不但要说明历史进程的规律性，还要说明历史进程的复杂性、丰富性，做到二者的有机结合。经典作家一向强调历史进程内在的规律性，又重视历史进程的复杂性；强调归根结底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又强调其他因素的交互作用。恩格斯曾以普鲁士国家的历史为例说：“普鲁士国家也是由于历史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而产生出来和发展起来的。但是，恐怕只有书呆子才会断定，在北德意志的许多小邦中，勃兰登堡成为一个体现了北部和南部之间的经济差异、语言差异，而自宗教改革以来也体现了宗教差异的强国，这只是由经济的必然性所决定，而不是也由其他因素所决定。”
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复杂性也有精辟论述。他说：“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
又说：“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这些变异和程度差别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所提供的事实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
这两段话，分别从纵的和横的方向深刻地说明了历史的复杂性，并明确提出了分析这些复杂性的任务。
因此，只讲历史进程的规律性，不讲其复杂性，史学工作就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它的科学性也就无从谈起。在过去曾经有过不少这种教训，这就是历史研究的简单化、公式化倾向。有的研究者，只顾“论证”一些人所共知的普遍规律，抛开对复杂历史进程的深入探索，满足于寻找几条孤立的材料，作为一些社会经济形态和阶级斗争术语的注解，于是历史进程变成了抽象的概念的推演，一部生动丰富的人类史，竟简单地成为几条公式就可以造出来的了。不管研究者的主观愿望如何，这种简单化、公式化做法，结果只能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反面。恩格斯曾经语重心长地、几次三番地告诫要切实纠正这种错误倾向。他在1890年6月致保·恩斯特信中说：“至于谈到您用唯物主义方法处理问题的尝试，那么，首先我必须说明：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
同年8月在致康·施米特信中说：“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诀窍。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在这方面，到现在为止只做了很少的一点工作，因为只有很少的人认真地这样做过。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很大的帮助，这个领域无限广阔，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
同年9月，又在致约·布洛赫信中说：“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但是，只要问题一关系到描述某个历史时期，即关系到实际的应用，那情况就不同了，这里就不容许有任何错误了。”
在恩格斯这三段话中，反对什么，提倡什么，是极为明确的。决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去剪裁历史事实，而应该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研究其他参与交互作用的因素。我们从事历史研究，正是关系到某一具体的历史时期，关系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实际运用，那么就不能只讲普遍规律，只讲经济因素的作用，就不容许出现公式化、简单化的错误。而只要端正方向，我们面前的研究领域就无比宽广，就可能做出超越前人的成绩。1934年5月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关于苏联各学校讲授本国历史的决定，也对这类错误作了严肃的批评和有力的纠正，决定说：“教科书和教学本身，都流于抽象化和公式化。在本国史的教学中，不是采取生动活泼的方式和依照年代次序叙述最重要的事件和事实以及历史人物的特点，而是向学生讲授一些社会经济形态的抽象定义；这样就以抽象的社会学公式代替了本国历史的系统叙述。”
上述恩格斯的信件和这个决定，都是关于历史研究工作的重要文献，都指出了研究历史进程的复杂性、丰富性、生动性是史学工作者的重要任务，值得我们仔细地领会。
再者，从研究方法来看。科学研究必须深入到对象内部各方面的关系，经由不同层次的概括、抽象，最后将各方面关系的多样性统一表述出来。历史研究要从接触一系列史料开始，这时我们对许多事件、制度、人物等等产生表象的认识；经过一系列的判断、推理，我们获得对某一阶段历史状况的抽象的认识，与前一阶段相比，已不是表象的认识，而是达到对事件、人物和制度等等的本质的认识了。这时尽管理出了某一阶段历史进程的主线，但还不是生动丰富的历史进程本身，或者说只是骨架而没有血肉。因此，研究还必须深入，以已经获得的抽象认识为指导，恰当地说明历史进程各方面的相互关系，这时才从认识历史的主线到真正认识复杂丰富的历史进程本身，这时才是研究工作的完成。马克思讲他的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对我们有指导的意义。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浑沌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简单来说，就是经过“表象中的具体”——多层次的抽象——回到“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马克思说这种方法“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并说：“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
研究人口是如此，那么研究无比丰富的人类历史的客观进程，当然更应是如此。我们应当以规律性为指导，恰当地说明人类史这一“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
认真学习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不论是从历史研究的任务，或是从科学研究的方法来看，史学工作者不能只限于探讨和阐述历史的规律性，同时还应当开阔视野，研究和反映历史的丰富性，做到二者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