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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封建统治的腐朽和列强的野蛮侵略，中华民族在近代饱经忧患，灾难深重。然而，民族屈辱的命运激起民众的英勇反抗和志士仁人前赴后继探索救国之路。中国近代爱国主义史学的高涨，正是对于探求救国之路的有力推动。
近代志士仁人探索救亡图强的道路包括互相紧密联系的两大主题，一是发扬中华民族酷爱独立自由、不屈不挠的精神，动员广大民众抗击列强侵略，保卫国家神圣的领土和主权；二是批判封建制度的腐朽，认识中国的落后，学习西方的民主制度和先进文化，同时发扬本民族的优秀遗产。包括近代杰出爱国史家魏源在内的一批先进人物，确实把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提高到新的高度。魏源是近代史开端时期爱国史家的代表人物。他在鸦片战争前已经认识到清朝统治的腐朽，时代大变动即将到来，并搜集清皇朝前后期国势升降变化的史料。至鸦片战争爆发，他满怀爱国义愤从事著述，及时撰成《圣武记》，探索清朝的盛衰，同时从乾隆末年以后政治、军事的腐败，揭露鸦片战争中致败的原因。《海国图志》的著成是魏源更重要的贡献，这部著作突破了封建时代对外国闭塞无知的旧格局，系统、大量地介绍外国史地知识，第一次把世界的真实面貌展示在国人面前。魏源明告西方列强东来，“遇岸争岸，遇洲争洲”，使东方国家面临严重威胁，呼吁中华民族百倍警惕，奋起反抗：“此凡有血气者所宜愤悱，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讲画也。”
他大声疾呼改变对外部世界闭目塞听的颟顸状态，把了解外国作为当务之急，做到“瞭彼情伪”洞悉机宜，同时明确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成为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国家寻找救国真理的起点。《海国图志》受到了社会各方面人士的欢迎，在国内多次刊刻，证明魏源的思想随着时代而前进，他所撰成的爱国史学著作反映了抗击侵略、了解西方的迫切需要，它对近代社会的积极影响直至20世纪前期。梁启超在1924年著书仍评价说：《海国图志》一书讲述国民对外之观念，“其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犹未脱离净尽，则其在历史上关系，不得谓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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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所开创的近代爱国史家学习外国、探求图强之路的传统，被黄遵宪和王韬所继承。黄遵宪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撰成近代爱国史学又一名著《日本国志》。他以驻日使馆参赞身份到日本，正值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他体察日本社会的巨变，认识到学习西方、维新改革，确实使日本走上由弱变强的道路。他还直接阅读卢梭、孟德斯鸠的著作，对民权学说由“惊怪”转为信服，“心志为之一变，以为太平世必在民主”。
由祖国本土形成的革新观点和爱国热忱，促使他克服种种困难，著成《日本国志》，及时地向国内介绍日本学习西方、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经验，并且成为中国人观察世界潮流的窗口，对戊戌运动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较黄遵宪稍前一点，有王韬著成《法国志略》，把法国历史介绍给国内，特别表达了以法国的富强和进步激励国人觉醒，打破闭塞陋习的深刻寓意：“方今泰西诸国，智术日开，穷理尽性，务以富强其国，而我民人固陋自安，曾不知天壤间有瑰伟绝特之事，则人何以自奋？国何以自立？”
书中对于法国当代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和贸易的一套办法，如银行、商会、邮政、铁路都有评论，尤其介绍法国三百年来科学技术的发明，记载国会根据公众意见制定法律，选举统领、首辅的制度，对于当时有识之士要求变革中国旧的封建体制，都有启迪的意义。
20世纪初年，新史学思潮涌出，对于激发爱国主义和推进思想启蒙意义尤为重大。梁启超于1902年撰成《新史学》，倡导实行“史界革命”，即用国民意识和进化论哲学为指导，创造出符合于“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
这一时代需要的新史学，发挥激励爱国心和团结合群之力的巨大作用。同年，他著成《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用进化发展和阶段性演进的历史观点论述中国数千年学术思想之变迁，尖锐地批判专制政体和文化专制造成的祸害。梁启超撰成的多种史学论著，以及夏曾佑的通史著作，都是“新史学”理论的出色实践。至五四时期，为新史学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还有运用“二重证据法”考证古史的王国维，和开创“古史辨”学派的顾颉刚，他们的史学成就与中国社会近代化的方向和五四运动反封建的潮流是相符合的。
新史学的成就，又被五四以后崛起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吸收。郭沫若于1929年著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它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其奠基之时，便成为革命党人寻求民族解放正确道路的伟大事业之重要组成部分。他以科学的历史研究，帮助革命者认清中国要走全世界各国的共同道路，并对未来的光明前途树立坚强的信心。抗战时期，范文澜在延安先后著成《中国通史简编》（1941）和《中国近代史》（1945）。这两部著作，全面、系统地阐明中国几千年历史，一反历来剥削阶级美化统治者所作所为、污蔑人民大众在历史上的作用的旧观点，用阶级斗争的主线解释中国的历史，肯定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和推进历史作用。这两部产生于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中的著作，标志着历来进步史学家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精神达到新的飞跃。戴逸教授评价说：“这样两部书，……是时代精神的体现，它集中了当时革命者的许多智慧，第一次系统地说出了革命者对中国历史的全部看法”，“教育、影响了后代的历史学家，也教育、影响了当时千千万万的革命者”，成为“当时许多革命干部案头的必读书”。
在抗日战争这一决定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不仅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等人成为这场伟大斗争的一员，其他爱国史学家也依据本人所处的具体环境，同全国抗战军民同命运。陈垣八年抗战间处在危城北平，不怕特务迫害，处处表现出凛然的正气。他在课堂上向学生讲《日知录》和《鲒埼亭集》，以顾炎武的经世思想和全祖望的民族气节激励学生。在著述上，他将爱国思想熔炼在阐发历史上人民的正义斗争和气节之士坚守民族大义的著作中，写出《明季滇黔佛教考》《通鉴胡注表微》等有名史著，产生了很好的影响。陈寅恪颠沛流离，到达昆明任教，他为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作序，同样表达出高尚的民族气节，表明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两位史家以热爱祖国、坚守志节相勉励。顾颉刚于九一八事变后，即在北平发起组织“禹贡”学会，从事维护祖国版图的边疆历史地理研究。继又提倡以通俗读物形式，宣传抗日主张，因此受日本特务迫害，他辗转到达西北、西南一带，继续抗战宣传和学术工作。中国人民经过浴血奋战，终于打败极度野蛮凶残的日本侵略者。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伟大精神在抗战中得到空前大发扬，而在人民胜利的巍峨丰碑上，也记载着进步史家的功绩。
阐发中国史学传统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同我们当前振兴中华的宏伟事业无疑有密切的联系。历史已经行进到20世纪的最后路程，新的21世纪即将到来，我们处在继往开来的伟大时代。未来的世纪将更加有希望，又将更加充满挑战。我们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继续发展壮大自己，就要在大力学习外国先进事物的同时，不断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更加激发民族创造力。当今国际激烈的竞争，关键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到底又是人的素质的竞争。对于我们来说，就迫切需要加强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教育，这是关系到我们民族前途的重大事情！中国几千年史学的优秀遗产是我们的先人留下来的一笔宝贵财富，认真发掘和总结其中包含的不断加强的民族凝聚力和强大生命力，不同时代的学术所表现的勇于创新、不断进取的精神，历代志士仁人“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尚情怀，以及近代以来勇于反抗侵略、探求民族自救自强道路的气概，以此教育广大群众，提高全民素质，这是我们研究者义不容辞的光荣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