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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历代优秀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怀抱高度责任感，以救世安民为己任，形成了优良传统，同广大群众的生产和斗争一同推动社会前进，这是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修己以安百姓”，北宋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清初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些名句集中体现了这种精神，千百年来一直是激励人们崇高爱国心和强烈责任心的巨大力量。历代优秀史家撰成有生命力的史著，也正是由于把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精神灌注到史书之中，崇善黜恶、激浊扬清，讴歌志士仁人的业绩，从而世世代代产生了广泛深远的教育作用。
孔子著《春秋》，是第一次有意识地把“史义”灌输到“史事”“史文”之中，通过褒贬书法表达他的社会理想，希望实现诸侯各国共同尊奉周王室、社会有序发展的所谓“天下有道”时代。因此，中国史家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根本观念来自孔子。司马迁著史以“继《春秋》”自任，且达到极大的成功，郭沫若为韩城司马迁祠墓所题的诗句“功业追尼父，千秋太史公”，可谓恰如其分。《史记》全书突出地体现出西汉的时代精神，司马迁记述并赞扬了“汉兴，海内一统”，扫秦烦苛，发展生产等历史功绩。同时，他又出于对国家民族强烈的责任心，尖锐地批评汉武帝连年征伐的政策。他不怕专制皇帝的淫威，在《平准书》中直书无隐，指出长期大规模出兵，导致士卒大批死亡，民众困苦不堪，造成“天下苦其劳”“财赂衰耗而不赡”的危险局面，并正告当政者要“见盛观衰”。又在《货殖列传》中批评汉武帝“与民争利”，主张放任发展，让人们自由获得财富。《史记》久远生命力的秘密，就在于他从关心民众生活和国家前途出发，形成了不同于官方思想的独立思想体系。《汉书》产生在东汉初年，处于封建专制加剧的儒学“法典化”时代，不可避免地打上时代的印记，而全书仍然具有进步的思想倾向，表现出班固关心民众的社会责任感。《汉书》既宣汉，又据实暴露统治阶级的罪恶。如揭露土地兼并恶性发展，贫者无立锥之地。诸侯王及外戚奢侈纵欲，无法无天。地方豪强为非作歹，居民白天不敢出门走路。揭露独尊儒术之后，儒学成为进身任官的阶梯，是打开为利禄奔竞之门。自武帝以后“以儒宗居宰相位”那班人物，如公孙弘、匡衡、张禹、孔光等，都是“服儒衣冠，传先王语，其酝藉可也，然皆持禄保位，被阿谀之讥”
，尖锐地抨击这些以儒学大师进身的显赫人物，都是庸碌自私、巧于饰己、专事谄媚之徒，根本不配居于宰相地位，对他们表示极度蔑视。尤其是班固在《刑法志》中既记载西汉刑法取得的进步，又举出大量史实批评汉朝刑法的苛滥。他以长段议论，强调刑律不公是关系到封建政治全局的严重问题。并且严厉批评东汉初年，将判重罪、多判罪当作狱吏能干的标准，狱吏上下互相驱使，加害于无辜者，因此他强烈地主张要根据现实情况，删除烦苛的刑律，制定简明而能“便民”的新律令。读着班固出于关心民众而发出的痛切的议论，我们不能不肃然起敬。
唐、宋时期著名史学家杜佑、司马光都继承了由孔子、司马迁开创的史家关心国家命运的传统。安史之乱后，国势显赫的唐皇朝一下子陷于衰微破败，形势的变化刺激人们寻找改革的办法，救治社会弊病。杜佑《通典》的撰著即适应这一时代需要，“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寻找“匡拯之方”，让史书直接为现实政治变革服务。他明确提出“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全书八典以“食货”为首，而食货又以“田制”为先。
杜佑把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特别是历代土地关系的变革，放在首要地位加以论述，证明他对国家治理和民众生活的深切关注。司马光著《资治通鉴》，进一步把史学经世致用传统推向新的阶段。这部二百九十四卷的巨著，书名即突出地显示出他撰史是为了“资”封建国家之“治”，以历史上治乱兴衰的教训，作为当政者的历史教科书，因此“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
。书中对历代政治、经济兴衰，政风、用人的得失，以及民众生活、民族关系的状况，均有翔实的记载。尽管司马光在政治上态度比较保守，但是他著史态度严肃认真，所提供“资治”的东西是可靠的史实，这是《通鉴》成为继《史记》之后最优秀的通史巨著的根本原因。
明清之际著名学者顾炎武、黄宗羲处在朝代鼎革、“天崩地解”的形势下，分别撰成著名的史论《日知录》和《明夷待访录》，实是代表当时有识之士总结明朝灭亡教训，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残酷、腐朽进行严厉的抨击。《日知录》虽有不少条目谈考据，但其重点是讲“治道”。顾炎武明确地区分“亡国”和“亡天下”，他说：“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
成为近代以来激励人们爱国精神的警句。书中有力地批评理学空谈严重毒害知识分子，“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最后造成“神州荡覆，宗社丘墟”的惨剧！
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是一部反对君主专制的破天荒著作，闪耀着民主思想的光芒。黄宗羲尖锐地揭露、批判封建政体的腐朽和罪恶，爆发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的呐喊，书中这些战斗性内容具有早期启蒙的意义，一直到中国历史进入近代，这部书还起了鼓舞青年人献身革新事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