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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的父亲班彪，字叔皮，出生于西汉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在他读书求学的时代，王莽夺取了汉家政权，建立“新”朝，班家在政治上已不再有重要地位，但在藏书和资产上却很富有。这不仅使班彪、班嗣（班彪的堂兄，班斿之子）有条件受到良好教育，而且因他们父辈的关系，与当时的学者们都有交往，自然开阔了班彪等人的眼界。班固对此曾自豪地追述说：“家有赐书，内足于财，好古之士自远方至，父党扬子云以下莫不造门。”
由于有皇家赐书，经济上又殷富，有学识的人都远道而来，父亲一辈的朋友扬雄等名流也常来作客。这在两汉之际是很有名的书香门第。
当时的班氏家族，在学术上还有点兼收并蓄的味道。班嗣跟班彪相伴读书，学术兴趣却很不相同。班嗣受儒家教育，又欣赏老庄之学。桓谭也是当时的出色学者，与班家有朋友交谊，他来向班嗣借庄子的书，班嗣将他讥讽了一通，说：“庄子的志向，绝圣弃智，清虚淡泊，归之自然。他不愿挂孔圣人学说这张网，使思想受束缚；他不愿闻骄横的君主抛来的钓饵，免得受他驱使。这样的志向多么可贵。像您这样，已经走上周公、孔子学说的轨道，受到世俗观念的牵累了，又何必再找庄子的学说来装扮炫耀自己呢！《庄子》书上不是有个故事吗？有个燕国人到赵国都城邯郸，觉得邯郸人走路的步法很好看，就学起他们的走法来。不想别人的新走法学不到，倒把自己怎么走路也忘记了，结果只好在地上爬着回去！我怕您借了《庄子》书也会像这个燕国人那样，不如算了吧！”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百余年，还有像班嗣这样抨击儒家，崇尚老、庄的言论，是值得注意的。
班彪与他这位堂兄道术不同。他以儒学为信仰原则，“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焉”，尽心致力于儒家经典，绝无半点违背。在王莽末年开始出现的社会大动乱中，他就是以儒家思想为准则，来观察形势、指导行动的。
由于王莽托古“改制”的种种乖悖做法引起不可收拾的社会混乱，加上横征暴敛和严重的天灾，激起了全国范围的农民大起义。公元23年，王莽新朝灭亡。两年后，刘秀在河北即皇帝位。不久，定都洛阳，打败了赤眉起义军余部，控制了中原的大部分地区。当时还存在许多地方割据势力，最大的是占据陇西的隗嚣和占据蜀地的公孙述。隗嚣向来有谦恭爱士的名声，更始帝刘玄被赤眉起义军打败时，故都长安及周围地区的上层人士都跑来归附他，隗嚣一概表示欢迎，并像朋友一样来往，因此名声更盛。班彪是三辅地区的士大夫，也在其内。当时长期的社会动乱还未平息，一般人仍然只看到群雄纷争，天下云扰，不能预见局势将向什么方向发展。隗嚣内心是想联络公孙述割据一方，在表面上却假装归附光武，在建武三年（27），派人到洛阳行尊奉皇帝之礼。隗嚣向当年二十五岁的班彪请教对形势的看法，班彪的答复显示出他具有非凡的见识。
隗嚣问：看目前的局势，天下是否又要回到战国分裂的局面呢？班彪开门见山回答说，今天情况跟战国大不相同。周代实行分封制，立了公侯伯子男五等封爵，各个诸侯都拥有政权，逐渐引起了严重后果，就如同一棵树，作为本根的周天子的势力逐渐微弱，而作为枝叶的诸侯的势力却日益强大。结果王室衰落，无法控制局面，于是各国纷争，七雄并立。最后出现分裂，正是情势的必然。秦汉以后，皇帝大权在握，郡县官吏随时任免，不能长期形成对抗朝廷的势力，“主有专己之威，臣无百年之柄”，朝廷对地方能够实行有效的控制。
班彪接着又分析了西汉为什么会亡于王莽之手的问题。他认为：这是因为汉成帝时，外戚专权，哀、平二帝又都短命，三代皇帝都无太子继位，“国嗣三绝”，政权遂落入野心勃勃的王莽之手。但是，这种纷乱，其根源跟战国纷争大不相同。“危自上起，伤不及下。故王氏之贵，倾擅朝廷，能窃位号，而不根于民。”危险的局面仅限于上层统治权力改变，而社会生活的根基却未受损害。所以即使王莽已经登基称帝，但天下人心并不拥护他。这是因为：老百姓相信刘氏是“真龙天子”，各地起兵都不约而同地打着刘氏的旗号，作为号召，“十余年间，外内骚扰，远近俱发，假号云合，咸称刘氏，不谋而同辞”。最后班彪明白地得出结论：今天称强于一方的豪杰，都不具备七国长期统治一方的基础。
但是隗嚣当时错误估计形势，他利令智昏，不听班彪的劝告。对于班彪的这番议论很不满意，说：您讲周、汉形势不同，有一定道理，但是讲天下归于刘姓，实在太欠考虑！刘邦中原逐鹿，难道当时的百姓知道刘姓吗？现在拥戴我的人虽然不多，焉知我不能同刘邦一样得天下？！
班彪见自己真诚的规劝不被采纳，天下又长期混乱，纷争不息，便著《王命论》，表明对时局的看法。班彪认为刘邦得天下，是天命所归，“神器有命”。称“刘氏承尧之祚，氏族之世，著乎《春秋》”。
之所以有这种牵强附会说法的重要原因，是刘邦由布衣登帝位，无尺土之封而有天下，开古今未有之局，人们对此不理解。而统治者又有意把自己神圣化，以维护其统治。当时各地反抗王莽的势力，都是以刘氏作号召，或用图谶来欺惑民众。两支农民起义军主力，绿林军拥立属于西汉皇室的刘玄为更始帝，赤眉军则先接受刘玄的封号，以后也在军中找到一个没落的西汉皇室，十五岁的牛吏刘盆子作皇帝。隗嚣在天水起兵时，也以继承西汉帝室作号召，称：“遵高祖之旧制，修孝文之遗德。有不从者，武军平之。”
与此同时，班彪又从人事成败立论，总结历史的教训，他讲汉高祖之所以成帝业，其原因有五，“一曰帝尧之苗裔，二曰体貌多奇异，三曰神武有征应，四曰宽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班彪极为重视刘邦善于发挥周围文臣武将的作用、能审时度势听取正确意见、君臣上下协力取胜这些政治因素，认为：“加之以信诚好谋，达于听受，见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从谏如顺流，趣时如向赴；当食吐哺，纳子房之策；拔足挥洗，揖郦生之说；寤戍卒之言，断怀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肤之爱；举韩信于行陈，收陈平于亡命，英雄陈力，群策毕举：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业也。”他强调这几项是高祖成功的“大略”，实际上即是承认人力的因素是取胜的主要方面。相比之下，班彪讲迷信说法很笼统，而论述刘邦的政治谋略和善于纳谏、用人，却很具体、充分，当然也更加有力得多。
班彪写《王命论》用意所在，是劝说众多割据豪杰拥戴光武。他正告这些割据势力，“苟昧于权利，越次妄据”，“则必丧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寿，遇折足之凶，伏
钺之诛”
。盘踞在陇蜀的二大割据势力最后都被平定，便是班彪预见性的明证。
班彪劝说隗嚣放弃割据未能奏效，而同样的主张其后在窦融身上却获得成功。窦融后来被光武所倚重，且由此班、窦两个家族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对于后来班固本人的经历有直接的影响。
班彪虽著了《王命论》，但他明白隗嚣终究不会放弃割据，于是离开陇右，为了避祸，也为了自己的前途，来到河西，投奔大将军窦融。窦融是右扶风平陵人，与班彪是同乡。王莽末年大乱，窦融起初投降更始帝，任张掖属国都尉。“既到，抚结雄杰，怀辑羌虏，甚得欢心，河西翕然归之。”被酒泉、金城等地方实力人物推举为“行河西五郡大将军”。窦融便利用这里远离中原战乱的有利条件，为壮大自己的力量，悉心经营这片地盘，史书上称他政治宽和，上下相亲，统治区域内部安定，生产发展，又练习战备，加强军事实力，外部则安抚少数民族，进境的流民大批归附。班彪来到后，很得窦融的敬重，“接之以师友之道”。当时，隗嚣妄图联合窦融以形成更大的割据势力，派辩士张玄到河西游说窦融：“更始帝已败，已经证明刘姓不会再兴了，如今豪杰竞逐，胜败未决，应该凭借兵力，割据一方。若我们两家，再加上巴蜀的公孙述，联合起来，那么就可以形成战国时各国分立的局面。”窦融将作出何种选择？这对他来说命运攸关。在这关键时刻，班彪的一席话，使窦融作出了明智的决定。班彪说：在这纷乱之际，要善于“观天命而察人事”，刘秀将当皇帝，不仅见于图谶，符合天命，再以人事论之，称帝数人之中，刘秀所据有的洛阳土地最广，甲兵最强，号令最严明，必定成功。所以班彪力主尊奉刘秀。窦融本来做事小心精细，听了班彪的话，他再不怀疑，下定决心拥护刘秀。
在班彪谋划下，窦融作出的抉择，稳定了河西的局势，使隗嚣东西受敌，大大加强了刘秀对付陇、蜀两处割据势力的战略地位。所以光武帝答窦融的诏书中称：“烦劳将军镇守河西五郡，兵马精强，仓库有蓄，民众殷富，现今天水有隗嚣据守一方，我和公孙述这两个最强大的力量正在相斗，你窦将军采取什么行动，实在举足轻重！”刘秀向窦融交了底，要利用他牵制隗嚣。建武八年（32），光武亲率大军西征隗嚣，窦融率军在高平（今甘肃固原）与光武大军相会合，使光武顺利稳定了西部局势。
陇西平定后，光武帝封窦融为安丰侯，征召他到京城洛阳。光武见到窦融，问他：“你所呈送的奏章文辞雅洁，是谁负责此事？”窦融回答说：“都出自我的僚属班彪之手。”光武由此很欣赏班彪的才能，亲自召见，由司隶荐举为茂才，任命他做徐县令，班彪以病辞掉。
其后班彪被辟为司徒掾，虽然是职位低微的属员，但他遇事都能提出恰当的解决办法。建武二十五年（49），朝廷根据班彪的建议，在北部边境恢复设置乌桓校尉，管理散居在长城以内的乌桓人。在此以前，因匈奴发生内乱，乌桓乘其弱势出击匈奴兵败，北徙数千里，漠南空虚。光武帝便以钱物贿赂乌桓人。至此年，乌桓上层人物郝旦等率领部众归附东汉，朝廷便封他们的酋长为侯、王、君等，共八十一人，族人则散居在长城以内各边郡，为东汉侦察边境动静，帮助攻击匈奴、鲜卑。根据这一情况，班彪建议重设乌桓校尉，对散居在漫长地带的族人加以管理，被朝廷采纳，其办事机构（营府）设在上谷宁城（今河北宣化西北），且负责边境的贸易。班彪的又一建议，是有关匈奴的对策。建武二十八年（52），北匈奴再次派使者到洛阳朝见，光武一时不知如何措置，让三府（司徒、司马、司空）讨论此事。因为匈奴问题自西汉以来，一直使中原朝廷感到头痛。在建武六年（30），匈奴开始与东汉通好。建武二十二年（46），匈奴内乱。次年，北匈奴单于遣使者到武威求和亲，光武帝让公卿讨论，结果赞成与反对两种意见不能统一。光武遂命令武威太守干脆采取回避态度，不见匈奴使者。不想今年使者又来，所以感到为难。班彪虽然身居司徒掾的微小职位，却有别人所不及的见识，他提出两条：第一，可以接近使者，适当给予赏赐，数量可同来使所献的礼物相当。第二，要拿西汉元帝时呼韩邪单于与汉朝保持友好关系的故事再讲给使者听，让他明白朝廷希望和好的诚意。光武完全采纳班彪的建议。
班彪所建言的两件事，都属于与北方少数民族关系问题。他之所以提出有见地的看法，是同他的家族熟悉边地事务有关系的。同时，这也对后来班固大漠从征，班超威震西域产生了影响。
以后，班彪由司徒掾被荐举望都长（今河北望都西），尽心于公事，史称“吏民爱之”。
建武三十年（54），他卒于任上，年五十二岁。
班彪的著述，有赋、论、书、记、奏事共九篇。他在文化上最重要的、并为班固所继承的，是他的著史事业。就家学系统言，班彪乃是班氏家族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他的著史事业是班固撰成《汉书》的先声。
班彪长期居于低微的职位，但他“才高而好著述”，这种才华和兴趣使他转向著史事业。著史，在汉代是被看作一件关系至为重大的事情。不仅孔子著《春秋》被尊奉为儒家圣人，司马迁著《史记》所取得的成功也早已引人注目。司马迁本来是私人撰史，随后却被认为是“国史”，被赋予了庄严的权威的意义。《史记》所载内容止于武帝太初年间，武帝以后没有记载，人们对此很不满足，自褚少孙起，先后有学者多人对它“续作”。但是班彪认为这些续作大都失于“鄙俗”，无论在内容、史料或文字上，都跟《史记》无法匹配。所以他决心重新撰写《史记》的“后传”。为此他夜以继日地努力，采集武帝以后的政事记载和人物事迹，完成六十五篇（一说百余篇）。班彪所撰成的篇章，无疑成为班固著史的重要依据。现在《汉书》中的《元帝纪》《成帝纪》即班彪原作，《韦贤传》《翟方进传》《元后传》的赞语也都题“司徒掾班彪曰”，也是出自他的手笔。
《后汉书·班彪传》中保留有班彪的一篇珍贵文献——《略论》，是对于《史记》和其他史书得失的评论。他说：“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暨于诸侯，国自有史，……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马迁采《左氏》《国语》，删《世本》《战国策》，据楚、汉列国时事，上自黄帝，下迄获麟，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这段文字虽很简略，却正确地概述了中国史学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开始，是设立史官典藏官府文献阶段，相传夏代有太史修古，殷代有太史向挚。到周代则有太史儋。所以说“《诗》《书》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以后由守藏典籍发展到各诸侯国的“国史”，应是最简单的按年代先后的记载。《墨子》书中也讲“吾犹见百国《春秋》”。这就是“暨于诸侯，国自有史”的阶段。
从《左传》产生，则标志着私人历史著作出现，经过《国语》《楚汉春秋》到《史记》，由简单到复杂，终于完成了像《史记》这样上起黄帝、下至太初，包括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多种体裁的巨著。班彪这段论述似乎既简略又平淡，无甚深意。实则不然。其中包含着一种可贵的历史感。
对于司马迁得失的一段评论，多年来成为非议班彪父子的“罪状”，而对其中具有积极意义的内容却似乎长期被忽视。班彪说：“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以绝，则其功也。至于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论议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
可见他对于司马迁有表扬也有批评。
班彪表彰司马迁的话，虽然着语不多，但极有分量。他认为《史记》达到了“文质相称”的要求，并具有宏伟的规模和气魄：“若迁之著作，采获古今，贯穿经传，至广博也。”事实上，班彪是以司马迁作为效法的榜样。所以说：“夫百家之书，犹可法也。若《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太史公书》，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由观前，圣人之耳目也。”
批评司马迁的主要是指他对黄老的态度、对游侠和货殖的态度，不符合儒家正宗思想的要求。认为对此应有所纠正。这在当时的思想背景下，是不足为奇的。
在编撰体例上，提出如何在《史记》的基础上加以改进的主张。班彪说：“司马迁序帝王则曰本纪，公侯传国则曰世家，卿士特起则曰列传。又进项羽、陈涉而黜淮南、衡山，细意委曲，条例不经。若迁之著作，采获古今，贯穿经传，至广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烦，故其书刊落不尽，尚有盈辞，多不齐一。若序司马相如，举郡县，著其字，至萧、曹、陈平之属，及董仲舒并时之人，不记其字，或县而不郡者，盖不暇也。今此后篇，慎核其事，整齐其文，不为世家，唯纪、传而已。传曰：‘杀史见极，平易正直，《春秋》之义也。’”
班彪对《史记》体例的这番讨论，也是是非得失互见。他认为《史记》的主干部分分设本纪、世家、列传是恰当的。
司马迁本人在《太史公自序》中曾讲过他创立不同体裁的意图，班彪作了一番提炼，简洁地说明设置三种体裁的不同意义和作用：“序帝王则曰本纪，公侯传国则曰世家，卿士特起则曰列传。”这种提法，使唐代学者司马贞、刘知幾深受启发。
但是班彪在这里批评“进项羽、陈涉而黜淮南、衡山，细意委曲，条例不经”，则多因过分拘泥于体例。司马迁把项羽立为本纪，把陈涉立为世家，乃是他对体例灵活运用的成功之处。项羽虽不是帝王，但他是秦汉之际叱咤风云的人物。立陈涉为世家，则因为“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高度评价陈涉在反抗暴秦中首义的作用，并且把反秦起义跟“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
相提并论。
班彪批评司马迁的做法，究其实质，也是由于拘守君臣等级之义的正宗思想在作怪。至于批评记述人物有的不记其字，有的只写县不写郡，这些地方能求一致固然更好，但毕竟只属技术小节。班彪也指明了这是由于司马迁私人著史，“一人之精，文重思烦，故其书刊落不尽”，能够体察司马迁著述的甘苦。
班彪的历史见识和著述，是班固所承继的一份丰厚的遗产。班固接受了父亲的思想，把它发展了，他继承了父亲的著述事业，把它推向中国古代史学的又一个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