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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永平五年（62）的一天，熙熙攘攘的长安街头突然传出令人吃惊的消息：前司徒掾（丞相府属官）班彪之子班固，因为被人告发“私修国史”，被逮进了京兆监狱问罪，书稿也被官府查抄带走了！他家中老母及大小慌成一团。弟弟班超为了救班固出狱，已单骑从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老家，急驰到京城洛阳，向汉明帝上书申诉。班氏兄弟命运如何，引起了人们种种猜测议论。
“私修国史”的罪名，在当时严重得足以把人吓死。长安官宦人家都记得：西汉元帝时，元帝之弟东平王刘宇来朝见，曾郑重其事地上书求元帝赐给《太史公书》，元帝认为此事关系极大，找来大将军王凤商议。王凤不禁正色禀告皇帝说：“一国之史，岂是诸侯王之所能据有？！东平王来觐见，应该懂得君臣之义，非礼勿言。《太史公书》之中，记载有夺取天下的兵略谋策，记载有天下形势险要，若让他掌握，难保没有后患。陛下可委婉地劝释他多读《五经》，那些才是圣人的制作，其余旁门小道的书，看多了对保住诸侯王之位没有好处。”待东平王见面时，汉元帝果然按照大将军这番话，把他拒绝了。现在班固虽是外戚后代、儒学世家子弟，但他本身却连个官阶最低的郎官也不是，父亲班彪死后，在京城洛阳都呆不住，回到咸阳老家，却有如此大胆，私修国史，这不是干犯了大禁吗？人们还猜测：当今皇上汉明帝以严厉督责下属，刑罚峻急著名，不久之前，扶风郡还发生一个案件，有个叫苏朗的被人告发伪造图谶，逮捕入狱后，很快就被处死。前前后后的事情联系到一起，难怪班固被人告发、逮问入狱的消息传出后，一时风声很紧。
班固本人则忧愤交加，心痛欲裂。他身陷囹圄，不知将被如何处置，更为老母和家人的安全担心。但他明白自己根本没有什么“罪”。他立志著史，多年来夜以继日，发愤写作，不仅是为了继承父亲的遗志，而且也是要远接从司马迁、刘向、扬雄以来修史的传统。西汉一代二百一十余年，有过赫赫功业，也有过许多弊政、乱政，其中盛衰治乱，使人慨叹，给人启发，写出一部“汉史”来，正是当今学者的责任。何况王莽灭亡至今也将近四十年了，再不及时撰成史书，后人所能获得的史料岂不更少！环顾海内，非吾莫属，不料遭人诬告，如果此番不明不白被处死，那么父子两代人的心血岂不尽付东流！班固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弟弟班超身上，班固的心，也随着班超策马穿华阴、过潼关，到达洛阳宫阙。对这位同胞手足的胆识才华，班固素来十分了解和赞赏。班超志向远大，文章和口才都很出众，尤其可贵的是，他富有谋略，在危难面前无所畏惧。班固多么希望弟弟这次勇敢地驰赴京城向皇帝申诉，能使自己得到昭雪！
没过多少日子，长安城再一次引起轰动：朝廷明白宣告，班固撰史不仅无罪，而且得到皇帝的嘉许。原来，班超赶到洛阳上疏，引起汉明帝对这一案件的重视，召见班超核实情况。班超慷慨陈言，将父兄两代人几十年修史的志向和辛勤的情形一一禀告，无所隐匿。正好扶风郡守也把在班固家中查收的书稿送至京都。明帝读了书稿，对班固的才能感到惊异，称赞他所写确是一部奇作，敕令立即释放，加以劝慰。并且召班固到京都皇家校书部，授他“兰台令史”之职，（据《汉官仪》载：东汉共设兰台令史六人，秩百石。）职务虽低，却使班固得到较为安定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使他有条件利用皇家丰富的藏书，提供了完成著史志愿的保障。当时，东汉朝廷正组织一批史官，其中有前睢阳县令陈宗，长陵县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等人，编撰汉光武的事迹《世祖本纪》。班固奉命参加，加速了这项工作的进行。朝廷嘉奖班固，提升他为“郎”官，成为一名正式官员（郎官是两汉时入仕的重要途径，分议郎、中郎、侍郎、郎中，多至千人，秩三百石以上）。汉明帝敕令班固利用“兰台”“东观”藏书之便，继续完成他的著史事业。班固从受诬入狱到授职修史，堪称中国学术文化史上一出值得回味的悲喜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