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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班固潜心著史的时候，与他同时代的又一位著名学者也怀着深沉的感情在自己的著作中写下这样的话：“若果有一位擅长著述的人，用大手笔写出汉代的政治功业，那么这部书的价值便可以同《尚书》《春秋》相比，读书人定会认真诵习，人们所重视的‘六经’，也会增加一部，自汉高祖，至光武帝和今上皇帝（指汉明帝）在人们心目中也会成为圣王了。”
这位著名学者就是把撰成“汉史”的希望寄托在班固身上的王充，王充的这番呼吁，反映了时代迫切需要一部记载汉史的著作。
《论衡》中的论述，对于我们理解《汉书》“断代为史”的意义帮助极大。以往评论《汉书》，有一种相当流行的看法，认为班固这样做，即是突出地表现出班固忠实地维护汉家的正统思想，因而作了许多批评贬责。其实这种指责是不公平的。班固不满意于把汉代“厕于百王之末”，要单独为西汉撰成一史，虽然也包含有正统思想，但这并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他要“宣扬汉德”，肯定汉代的历史进步。当时这样做，恰恰具有驳倒俗儒崇古卑今的错误观点的意义。所以《汉书》“断代为史”，不只是实现了著史格局上的重大突破，而且是用成功的史学实践回答了时代的需要，表明了历史家的高度社会责任感。
《论衡》和《汉书》这两部典籍，在思想上是息息相通的。从王充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尊古卑今的思潮有多么严重！
《论衡》书中列举出俗儒们“好褒古贬今”的种种可笑表现：一是他们认为人的相貌、体重和寿命，当今比古代普遍地丑化和退化了。俗儒们张口就说上古的人长得高大俊美、体质强健，寿命又长，能活百岁左右；近代的人长得又矮小又丑陋，寿命很短，大都早死夭折。二是认为古人与今人品质道德优劣悬殊：上古之人生性质朴，容易接受教化；当今之人生性刻薄，掩盖过错，难以治理。上古之人重视发扬仁义，轻视个人的利害得失，遇到符合忠义的事，看出是自己应该牺牲生命的时候，即使赴汤蹈火，也毫不悔恨；当今之人唯利是图，苟且偷生，抛弃仁义原则，随便贪取好处，彼此不用仁义的标准、高尚的行为互相激励，干出了坏事也不悔恨。
三是俗儒认为古代与近世政治功业高下相差悬殊：上古时代有圣人治理，道德高尚，治国功绩很卓著，到秦朝汉朝，战争不断，凭武力争斗，道德低下，功绩微薄，都远远不及。甚至画画也好画上古的圣贤，不喜欢秦、汉的人物，认为他们全靠权谋取胜，不值得表现他们的形象
。王充深刻地指出，是由于俗儒们头脑中迷信古代的观点作祟，才使他们产生是非颠倒的看法。由于他们美化古代成为癖好，总爱盲目赞扬所听说的东西，而对亲见的事实却不放进眼里。《论衡·超奇》篇说：“俗好高古而称所闻，前人之业，菜果甘甜；后人新造，蜜酪辛苦。”只要是属于古人的东西，即使是普通的蔬菜、果实，也认为是甘甜可口；相反，如果是后人新造的，再醇美的蜂蜜、奶酪，也认为是苦涩难吃。
《论衡》所列举的事实，说明人们头脑中崇古非今的意识是多么根深蒂固，需要有见识的人物用社会进步的事实加以批驳，廓清迷误。王充提出了与世俗眼光截然相反的看法：“大汉之德不劣于唐、虞也。”认为汉朝的功德决不在唐尧、虞舜之下！他又作了形象的比喻：夜里举起灯烛，光亮所照耀的范围能看得清楚；白天丽日当空，阳光普照，光明所达到的范围就很难测量了。在淮河、洛水航行，能知道河道的曲折；一进入浩瀚的东海，你就辨不清南北方向。所以，辽阔的范围，纵横难以计算，极深的渊潭，深度难以测量。汉朝功德的丰厚深广，正好比阳光普照，东海浩瀚。见识多的人才能晓得，见识低的人却不懂汉德的盛大。汉朝人著书，大多讲上古殷商的事情，对于汉朝都不加褒颂，唯有《论衡》，要特意颂扬汉朝功德。《诗经》上有《周颂》，最近班固写了《汉颂》，我们的态度是相同的
。
王充讲汉德之盛如阳光普照天下，东海不可测量，他并非故作惊人之论，而是有坚实的论据作基础。他举出：从历史进程看，跟俗儒褒古贬今的论调正相反，所谓：“上世淳朴下世文薄”，实际上是由原始状态进入开化时代。从衣、食、住的物质生活来说：“上世之民饮血茹毛，无五谷之食，后世穿地为井，耕土种谷，饮井食粟，有水火之调”；“上古岩居穴处，衣禽兽之衣，后世易以宫室，有布帛之饰。”
原始人不懂熟食，捕到野兽连毛带血一起吃，后代懂得凿井饮水，种植五谷，用火加工食物；原始人住岩洞，披兽皮，后代人造房子，盖宫殿，穿着好看、适用的衣服：这些难道不是巨大进步吗！再从政治功业来说，王充指出：西汉和东汉的开国，都是由平民而登帝位，与唐、虞、夏、商、周相比，他们的兴起都由袭有封号，在封地内世代经营，有所凭借而强大起来，两汉皇帝的兴起更为优胜；从国力说，汉代更强盛，版图更广阔，而黄帝时有涿鹿之战，尧时有丹朱作乱，舜时有苗氏长期不愿臣服，夏启时有扈氏叛逆，都经历长期的战乱，汉代却没有发生过这类事情。还有，西周时发生过戎狄攻周天子的事，到汉朝戎狄却自愿内属，献地归顺朝廷，连地处绝远的西域葱岭诸国也归附汉廷。相比之下，到底哪个朝代功德大、疆域广？
王充还用诗一样的语言，歌颂汉代民族融合、四海一家的局面：“古之戎狄，今为中国；古之裸人，今被朝服；古之露首，今冠章甫（古代一种帽子）；古之跣跗（赤脚），今履高舄（指鞋子）。以盘石为沃田，以桀暴为良民，夷坎坷为平均，化不宾为齐民，非太平而何？”
通过剖析俗儒“尊古卑今”历史观的谬误，王充总结出撰写当代史著作的必要，明确提出“宣汉”的时代课题。这是王充见解更为深刻的地方，也是与班固著史关系最为密切之处。他精辟地指出：之所以形成这种颠倒历史的看法，是由于汉的功业没有得到宣扬，汉的功德本来昭著，却没有人写出优秀著作表彰它，所以浩广之德未能广泛地传播，反而使大汉落个平庸的名声，这应该归咎于俗儒不据实论述。而一般人自幼诵习的却是记述和颂扬三代的书，“朝夕讲习，不见汉书；谓汉劣不若”，所以识古而不识今。当代学者对此负有责任，沉溺于贵古贱今气习的影响，“辨士则谈其久者，文人则著其远者，近有奇而辨不称，今有异而笔不记。”迷信古代，贱视当今。由于汉代历史没有得到及时总结记载，仍处于官府文书档案阶段，一般读书人对于当世的进步不得而知。结果把事情弄颠倒，反过来认为上古圣贤道德高尚，功德伟大，当代人物禀性低劣，功德微薄。
面对汉德超过前代而世俗眼光却加以卑视这种巨大的反差，王充痛感到记载汉代历史的急切需要，因而大声疾呼学者们要尽到“宣汉”“恢国”的责任。他还说，如果千年之后，人们读书见不到汉朝的功绩，就会使人感到奇怪。你看古代那些确有学问的人，无不把国君的功业记在竹帛上，甚至刻在钟鼎彝器上。后人应该效法他们，当代的文人，应以此自勉！
《论衡》就是一部用政论形式“宣扬汉德”的作品，书中直接赞美汉朝功业的篇章，有《须颂》《恢国》《宣汉》《验符》《超奇》《齐世》等篇。所以王充对班氏父子的著述事业热烈地、由衷地表示赞赏，他用周初分封诸侯来比喻，认为班氏父子在学术文化上的地位，超过了一般的大侯国，可与辅助天子的周公、召公和藩护王室的鲁、卫相媲美，并把他们列为“超奇”人物，赞扬说：“班叔皮续《太史公书》百篇以上，记事详悉，义浅理备，观读之者以为甲，而太史公乙。子男孟坚为尚书郎，文比叔皮。非徒五百里也，乃夫周召、鲁卫之谓也。”
《太平御览》卷六〇三《史传》上有这样一段记载：“班彪续司马迁《后传》数十篇，未成而卒，明帝命其子固续之。固以史迁所记，乃以汉氏继百王之末，非其义也。大汉当可独立一史，故上自高祖，下至王莽，为纪、表、志、传九十九篇。”《太平御览》注明这段话出自一部已经佚失的《后汉书》，可见作者很了解班固的作史意图。
时代是发展的，著史的需要也随着时代而前进。司马迁著史时刚刚从汉朝的前期过来，他“通古今之变”，把汉放在历史过程中去考察，写成第一部通史，班固和王充提出“宣汉”的历史思想，是符合于历史进步趋势的。西汉不仅在经济、制度、文化上成就卓著，在疆域和民族发展上也是超越前代的。汉武帝、宣帝时期，进一步奠定了我们今天祖国的辽阔版图，作为中华民族主体的汉族也形成于这一时期，并直接以这一强盛的朝代来命名的。这在当时确是一种卓识。到了东汉初，时代条件变了，历史家的任务，是把西汉一代的历史首尾完整地记载下来，特别是要总结它从秦末战乱、凋敝残败之中屹立为一个强盛朝代的历史功绩，使汉代创建的功业流布于当世，留传给后代，帮助人们认识历史的真相，增强前进的信心。所以《汉书》的撰著虽然离我们已有近两千年，但它在发挥历史著作的社会功能、驳斥复古倒退错误思想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这在今天对我们仍有宝贵的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