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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在创立构史体系上所表现出的非凡创造力，如果仅仅归结于班固个人的才识，那只是属于表面的认识。实则这种非凡的创造力还深深地植根于时代土壤之中。
在汉代，《史记》和《汉书》这两部具有非凡创造力的巨著，都产生在国家兴盛的时期：《史记》产生于西汉处在鼎盛阶段的武帝时代；《汉书》则产生于东汉国力强盛的明帝、章帝时代。东汉初年强盛的国力，是班固创造力的源泉。
班固生活和撰述的年代，正处于东汉社会生气勃勃的时期。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重建了统一的国家，为东汉初期的强盛奠定了基础。以后明帝、章帝继续了这一趋势，使当时的国力达到强盛。
在古代社会，帝王的性格是一个时期政策好坏的决定因素。有几个典型事例，很可以说明光武帝和汉明帝在位之时关注何事。
光武帝是以征战得天下，有卓越的军事才华，指挥过昆阳大捷等著名战役，太子刘庄（即后来的汉明帝）深知这一点，曾经请他讲战场上攻战要领。光武帝一听就皱起眉头，回答说：“古书上说，春秋时卫灵公曾向孔子问战场上如何布阵，孔子不予回答。打仗的事情不用你操心。”光武帝厌谈兵事，他所关心的是与民休息，提倡节俭。史书上还记载：域外曾向光武帝赠送日行千里的名马；又赠送价值几百金的宝剑，光武帝收下之后，立即下诏表明他对这类奇珍异物毫无兴趣，并把这匹千里马送到普通马厩中，同别的马匹一样拉车，又把宝剑赐给骑士佩用。他取消了皇宫中管园林名池的官员，废除皇帝带领大批随从外出射猎的旧规例。他亲手批复地方官员的文书，一块窄木版上，一律书写十行小字，以此向官员们提倡勤俭节约。又经常召集公卿大臣到他宫中处理政事的地方，让大家无拘束地谈论各人所了解的各地的民众的生活和习俗；或是一起诵习儒家典籍中讲爱惜民力、当官尽职的旧训，一起讨论到深夜才散。
汉明帝在位期间，严格不准外戚干预国政。甚至他的亲姐姐馆陶公主向他求情，让封儿子为郎官，明帝也不予照准，只答应赐给馆陶公主大量钱财。为此事，明帝还特别向群臣说明为何不准的原因，他说：郎官的职位决不是小事，郎官在京城担负皇宫门卫的要职，在地方则是一县之长，如果滥用不胜任的人，老百姓就要遭殃了。
东汉光武、明帝、章帝时期，确有开国兴盛的气象。
光武帝是一位出身民间、艰难创业的开国皇帝。他属于西汉皇室的后代，因此在反抗王莽、群雄并起的局势中，有一定的号召力。然而他之所以能最后击败所有对手，主要是靠指挥的谋略和施行的政策。他的父亲刘钦只做了汝南郡南顿县令，本人九岁而孤，寄养在叔父刘良家中。《后汉书·光武帝》说他“性勤于稼穑”，说明他年轻时参加了一部分生产活动，对于民间生活、社会实情有相当的了解。尤其是以后他经历了艰苦的征战，对于造成自西汉末年至王莽“新政”时民众无法生存的严重社会问题，有着切身的体验。他在统一全国前后所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措施，有效地缓和了社会矛盾，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西汉末期以后，收孥相坐律被恢复，一人犯罪，全家以至本族人统统被牵连没为奴婢，在战乱中又有许多被军人或豪强掳掠变卖为奴，使大批农民丧失庶民身份，沦于悲惨的境地，这是当时极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也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局部倒退。光武帝对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25年，刘秀即帝位时，正是戎马倥偬之际，他便立即颁布命令，准许被掠卖的奴婢恢复自由民身份。此后，从建武六年至十四年，他连续六次颁发诏令释放奴婢，规定：凡属王莽以来吏民没为奴婢而不符合西汉法律的，青、徐、陇、蜀等封建割据势力区域吏民被掠卖为奴的，吏民遭饥乱嫁妻卖子为奴而要求离去的，一律免为庶人；奴婢主人如果拘执不放，按西汉的“卖人法”和“略人法”治罪。仅建武十一年（35）一年之中，就连续三次下诏令：杀奴婢的不得减罪；炙灼奴婢的按法律治罪，免被炙灼者为庶民；废除奴婢射伤人弃市律。次年三月针对西北、西南地区吏民被掠卖为奴的严重现象，颁令更加彻底：“诏陇、蜀民被略为奴婢自讼者，及狱官未报，一切免为庶人。”光武帝接连颁发诏令，不仅在东汉政权建立时期争得了民心，同时打击了旧生产关系残余的复活，保护了封建生产关系的成长，是促进农业生产力发展的有力措施。
光武帝接受了大规模农民起义的教训，又经过长年战乱，知道当务之急是恢复民力，奖励生产，提倡节约。还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他就下令恢复文帝时“三十税一”的旧制度，减轻剥削。此后，又宣布恢复百姓过去习惯使用的五铢钱，治理因王莽改制而造成的货币混乱局面。他在朝廷上常与大臣讨论民众疾苦，减轻负担，使百姓宽息。据司马彪《续汉志》中《百官志》和《郡国志》记载，光武帝合并官僚衙门机构，减少冗员，每年节省费用数以亿计。对于地方行政层次多余的机构也实行裁撤，计撤销郡国十，县、邑、道、侯国四百余所。而对边郡由于战乱、人口几乎死绝的地区，则于建武二十一年（45）派遣官员，先虚设郡守、县令职位，负责招集流亡人口，恢复生产。光武帝以诙谐的口气对这些官员说：“《春秋》有‘素王’的说法，现在边郡无人口而先设郡守、县令，倒真成只有空名的‘素王’了！”同时又在边境实行屯田，并将内地刑徒送去从事生产
。东汉刚刚建立时社会破败的情形是惊人的：“海内人民，可得而数，裁十二三。边垂萧条，靡有孑遗。”由于战乱，内地户口只剩下十分之二三，田地荒芜，只生野谷，边郡几乎人烟断绝！经过采取一系列恢复生产的有力措施，荒凉破败的局面才逐步得到恢复。
光武帝还开启了东汉初年整饬吏治的风气。当时朝廷及地方官员大多由皇帝亲自选任，且督察严厉，官吏都不得渎职逸乐。对于大官，光武帝督责尤严。建武十五年（39），下诏责令各州郡“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又考实二千石长吏阿枉不平者”，对于高级官员不法行为重点加以查处。次年，诸郡太守坐度田不实，光武大怒，杀十余人。
对于征战的功臣加以制御，不许放纵，只给封号，不任实职。他还采取高级官员减俸、低级官员增俸的措施。建武二十六年（50），诏有司增百官俸，千石以上官员的俸禄，比西汉时期减少了，六百石以下官员的俸禄，则比西汉时期增加了。正如史学家吕思勉在所著《秦汉史》一书中所说：“（光武）帝之于小臣，亦颇能体恤。与前世宽纵大臣、近臣，不恤小臣、远臣，怠于察吏，听其虐民者迥异。此其所以能下启永平，同称东京治世。”
班固的少年和青年时代，就正当光武帝为重建统一的国家而大有作为的时期。对于处在思想和学识成长关键时期的班固来说，影响是巨大的，班固在思想文化上的巨大创造力，就在这个大有作为的时代蕴育形成。光武卒后，明帝（58—75年在位）、章帝（76—88年在位）继承帝业，继续实行一系列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措施，使东汉国力达到了强盛，也为班固在文化史的非凡创造提供了更加充分的时代条件。
明帝和章帝性格特点各不相同，明帝尤重法令严明，每对朝臣严加责罚，过于苛察，章帝则被后人称为“长者”，执法不严，因而在其统治时期形成外戚势力。但就总的政治倾向而言，明帝和章帝统治的三十年间，继续奉行了光武帝促进生产发展，加强国力的治国方针。
一是奖励生产。明帝即位不久，便接连下诏，责令各级官员督课农桑，不能贻误农时，更不能滋扰百姓。他还规定把各郡国荒置的公田划分给贫人耕种，促进农民与土地的结合。至永平九年（66）以后，便连年获得丰收，谷价低至每斛才值三十钱，东汉立国初年野无田禾、凋敝破败的景象，至此变成粮食丰足、牛羊遍野，实在是天地之别！
章帝继位当年发生大旱灾，他连续下了四次诏令，规定：免收灾区田租，开仓赈济灾民；当春耕时，对贫苦无生产能力者予以借贷，而且按所贷款额一次给足，不要分作多次少量付给，以免在农忙时节妨碍耕作；帮助流民返回本乡，官府发给路费，沿途官亭负责供给食宿；这些事项都应由长吏亲自负责办理，刺史明加督察，避免贫户遗脱、小吏豪右弄奸侵吞。几次诏令中对救灾和恢复生产规定这样详细，由此可见章帝对于下情相当了解。章帝在元和年间又一再下诏，令各郡国无田农民移徙他乡耕田，并且提供粮食、种子、农具等，规定五年免收田租，又规定各地将无主耕地给予贫民耕种。明帝、章帝施行的这些恢复生产的措施，使这一时期出现了“远近肃服，户口增殖”、“平徭简赋，而人赖其庆”的景象，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上升时期经济发展的又一次高峰。
二是提倡节约、谨慎从政。明帝即位初年，曾一再下诏列举政事存在诸多弊端而责备自己，又说：“因政事存在弊端太多，百姓很有怨气，可是，官吏的章奏却一味歌功颂德，今后若再有故意过分称誉的，就由尚书把章奏压下来不予上报，别让那些专会谄媚的人自以为得计。”一个封建帝王，却能做到明令切责和禁止臣下讨好奉承，实属难得！他还命令下属去掉“竞为奢靡”的陋习。章帝到外地出巡，就下诏沿途官员省约从简，不要滋扰百姓。
三是整饬吏治。汉明帝很注重考核官吏政绩，分别给予奖惩，所以永平年间吏治称良。他曾下诏命令各地刺史推举政绩优异的官员，并责令对政绩最劣者也要上报，这一措施果然有效。所以史书上褒扬说，由于明帝执法甚严，当时靠打通关节、侥幸升迁的人比以前大大减少。明帝本人又深明刑法，负责刑狱的官吏便不敢枉法胡为，因此“断狱得情，号居前代十二”，说明案件审查认真确切，所以冤狱较少，被判有罪的人只是前代的十分之二。因此史家用八个字来赞扬明帝时的吏治风气：“吏称其官，民安其业。”章帝建初元年诏令荐举官员必须认真考核其政绩、防止滥用不称职人员。此后，又曾多次颁诏责令下属纠正滥施刑罚和吏民互相告发的恶劣风气，并严词责备官吏贪赃枉法、治狱上下其手的恶劣行为。但是，章帝在位期间，近亲贵戚因得宠而势力膨胀，奢纵无度，已经形成难以遏止之势，章帝一再下诏责备也未能触动。至章帝后期，外戚窦氏和马氏都已成为炙手可热的势力。东汉皇朝在上升和强盛的道路上运行了五六十年，而中国封建皇朝固有的社会矛盾又逐步激化了。
东汉初年国力强盛的一个象征性事件是投入巨大人力治理黄河。从西汉平帝年间，黄河发生决口，河水大量流入汴渠，泛滥数十县，造成长期的灾害。至汉明帝时，国家才有力量修治黄河。永平十二年（69），善于治水的王景和王吴，率吏卒几十万修治黄河、汴渠，疏决壅积，控制水流，并使河、汴分流。河工告成后，明帝还把滨沿河渠的田地划给贫民耕种，制止豪强凭势力侵占，
这次对黄河的修治，是促进东汉前期北方农业发展的一件大事。这一时期，关东地区以至长江以南，还陆续兴修了一批陂池灌溉工程，也都有利于农业生产。
建武年间，东汉皇朝为了避免与边境冲突，将定襄、雁门、代郡、上谷等边郡吏民徙入内郡，这样，匈奴左部就得以转居塞内，便成为东汉皇朝的严重威胁。此后，匈奴因天灾、乌桓进击和发生内乱，分裂为南北二部。建武二十四年（48），南匈奴向东汉皇朝请求内附，东汉朝廷每年赠给大量财物、牛羊、粮食。北匈奴常常侵扰河西和北方郡县，掳掠南匈奴和汉人，并控制西域。不久，北匈奴因受到丁零、鲜卑、南匈奴的夹攻，加上西域国家的反击，势力薄弱，部众离散。东汉朝廷为了保障河西四郡的安全，并恢复同西域的交通，于是发动向北匈奴的进攻。明帝永平十六年（73），派将军窦固等由高阙、酒泉、居延、平城四路出击，追击北匈奴至天山和蒲类海，在那里置宜禾都尉，留吏士屯田。和帝永元元年（89），派将军窦宪等出击北匈奴。出塞三千余里，班固当年五十八岁，他随军出征，在燕然山刻石记功而还。两年以后，北匈奴再次被东汉军队击败，向西远徙，离开了蒙古高原。
东汉初年，西域诸国重新归汉，天山南北路交通重新畅通，则是班超建立的赫赫功勋。他凭借东汉的国力为后盾，在西域历尽艰险，苦心经营。王莽时期，西域分割为五十五个小国，其中北道诸国，受制于匈奴。建武年间，西域国家曾数次请求东汉皇朝派都护，光武帝因国家当务之急在休息民力，没有答应。车师等国便先后投降匈奴。明帝时，随着东汉皇朝进击匈奴战争取得胜利，于永平十七年（74），恢复了西域都护，又派假司马班超出使西域南道各国。
班超在极其复杂的形势下，以超人的勇气和智谋，在东汉派出援军的支持下，迫使匈奴在南道的属国莎车投降，使西域南道重新畅通。至和帝初年匈奴主力西徙，西域的形势发生了有利于东汉的变化，最后西域北道龟兹等国也归附东汉，北道也完全打通了，西域五十余国遂全部内属。长期成为中国北方威胁的匈奴被击败和众多西域国家的归附，就成为东汉初期国力强盛的明显标志，史书上称“天下清静，庶事咸宁”，赞美的就是这个强盛的时代。
两汉时代的中国社会处于明显的上升成长时期，西汉的文、景、武帝时代和东汉光武、明、章帝时代，是这一时期的两次上升高峰。没有东汉初经济的发展和安定的环境，就不可能产生出《汉书》这样气魄宏大的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