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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75年，东汉明帝卒，他的儿子刘炟继位，是为章帝。次年改元“建初”。由于东汉章帝对于经学文章同样怀有很大兴趣，因此班固更加受到器重，常常被召进皇宫中，与皇帝一起读书，有时太阳落山了，君臣议论兴犹未尽，于是点灯再读。章帝每外出巡狩，总让班固随行，献上诗赋助兴。朝廷有大事，也让班固列席，参加公卿大臣的讨论，请他无拘束地发表意见，也时时得到赏赐大批财物。
但是，班固的心情是抑郁的。因为，自父亲班彪以其旷世通才为人称道以来，到他本人以才能显于朝廷，积两代人的才华学识，地位却仅是最低下的“郎”官。年届四十有余，仍不得升迁。他想起东方朔、扬雄曾在文章中抱怨自己没能赶上苏秦、张仪的时代，这种种感慨，驱使他写成《答宾戏》一文
。
这篇文章本来是抒发自己的苦闷和感慨，但不是直接发泄不满、自怨自艾之词，而以回答问话的形式，构思巧妙，写得格调高雅，雍容大度，文辞云蒸霞蔚，说理深刻诚恳。先借客人的话讲出：古之圣人才士，无不要求扬名于当时，孔子周游列国，栖栖皇皇，到处奔走，就是企求功不背时，生前显耀，至于著书立说，那不过是业余的事情罢了。而像您现在这样：“幸游帝王之世，躬带冕之服，浮英华，湛道德，
（音满）龙虎之文，旧矣。卒不能摅首尾，奋翼鳞，振拔洿涂，跨腾风云，使见之者景骇，闻之者响震。”您的才华这样卓著，文章备受赞扬，但是地位却很低下，什么时候才能像蛟龙冲出泥潭，腾空起飞呢？您纵有满腹学问，在屋里日夜攻读，思想在宇宙飞翔，著成文章，笔势像波涛一样澎湃，词藻像春花一样华美，也只是在笔尖上显示才能而已，哪比得上为朝廷谋划政事，建立功勋呢！
宾客的这段话，已经烘托出班固才能的卓异，文章的超群，同时揭示出他久处低位，受到很不公平的待遇，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那么，班固是如何回答的呢？他说——
您的这番话，叫做“见世利之华，
道德之实”，只图权势利益，不知原则品德更加重要。就拿战国游士的遭遇来说吧！当时，王室衰微，各国纷争，陈说合纵。连横的能辩之士同时并起，乘时局的风云变化，争着向国君慷慨陈词，奉献计策，为解救当前的危难而立功，甚至平步而登相位，享受富贵尊荣。可是，这些人的命运又怎么样呢？他们“朝为荣华，夕为焦瘁”，转眼之间，便灾难临头。有教养的士人还能跟着这样做吗？所以，不能图虚荣去求功，也不能靠诡计以成名。孔子把来路不当的富贵看成是像浮云一样，是虚幻缥缈、转眼过去的东西。这不是死抱迂阔习气，追求不切实际的东西，而是坚守自己的道德、志向。如今正是汉朝功业蒸蒸日上的时期，人人沐浴着汉朝的大德。而您却搬出战国时代过时的道理，美化前代的传闻，怀疑眼前的现实，这就太不合时宜了！
班固用这段答词，表白自己虽然久困低下的职位，却依然赞颂汉朝的功业，并抒发他坚守自己的操守、志向的情怀。
然后，再借宾客的问话提出：上古以来的贤士，能够按正确的道理去做，辅助国家，他们的美名难道默默无闻吗？接着，主人的答词便高度赞扬上古以来的贤人，譬如：殷代从事版筑的傅说被提拔，周代在河滨钓鱼的吕尚受重用，而他们都具有过人的智慧，能洞察情势，建树了功勋。汉代以来，有陆贾著《新语》，贾谊写政论，刘向总校群书，扬雄写出哲学著作《法言》《太玄》，他们都与当时的君王地位亲近，能体会出前代圣哲的精微道理，博览群籍，手不释卷，为此废寝忘食，具有高深的学识，因此才形成完美的人格，抒写出杰出的文章，国君采纳他们的建议，为后世留下美名！至于后代流传的：伯夷逃到首阳山上，宁愿饿死；柳下惠任士师，三次被黜而不气馁；颜回住在陋巷，过着穷苦生活而不改其乐；孔子叹吾道之不行，著成了《春秋》，他们的名声更是充盈天地，是我们士人的崇高楷模！我还听说，一阴一阳，构成天地的秩序；一文一质，是治国的大纲；有顺有逆，是人生遭遇的常情。所以士人要坚守自己的志向，听天由命，只要诚心所向，神明哪能不保佑你呢！和氏之璧，原先不是包在普通石头里面，随侯之珠
，原先不是藏在蚌壳里面吗？多少年代过去，没有碰到识货的人，殊不知它蕴含着耀眼的光辉，呈现出奇异的色彩，成为无价之宝，千载流传！蛟龙游在浅水，鱼鳖戏弄它，不知它能腾飞万里，搏击风云，达到最高最远的天空！事情正是这样：巨龙总是先处泥沼，以后才飞上高空；美玉宝珠也是先无人理睬，以后贵重无比；有德行的读书人，也是先默默无闻，然后扬名于世。人又各有所长，子牙、师旷擅长音乐，琴声悦耳；逢蒙擅长射箭，百发百中；鲁班是能工巧匠，伯乐擅长相马，乌获力大千钧，扁鹊药到病除，计然、桑弘羊精通经商理财。论这些技术我都不如他们，我也别无所求，以后依然是终日读书做文章，自得其乐！
《答宾戏》全文曲折含蓄，腾挪跌宕，感情沉郁顿挫，说理充足酣畅，意味深长。这篇妙文很快流传出去，章帝也读到了，不由得再次赞赏班固的才华，也省悟到他长久屈居低下的职位太不合理，便提拔他为玄武司马（玄武是宫掖门之一，按两汉制度，每门设司马一名，俸禄千石）。
班固四十八岁那年（建初四年，79年）十一月，东汉朝廷有一件大事。议郎杨终上奏说：“如今天下少事，学者们能有安心钻研学问的机会，可是有的人专搞枝枝节节的注解，把经书的大道理掩盖了，应该像西汉宣帝召集石渠阁会议
那样，召集有权威的学者来讲论五经，裁定经义。”
章帝接受了这个建议，召集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在白虎观举行会议，讲论五经的文字上和理解经义上的异同。由五官中郎将魏应按皇帝的旨意提出问题，由侍中淳于恭集中大家讨论的意见上奏，章帝亲临裁决，仿效汉宣帝的做法。出席的有班固（职衔“校书郎”），博士赵博、李育，议郎杨终，郎官贾逵，鲁阳侯丁鸿，广平王刘羡，还有太常楼望、少府成封、屯骑校尉桓都等，历时一个月才结束。杨终在会议前因事入狱，由班固和赵博、贾逵等人上书，提出：杨终深晓《春秋》，学问渊博，请求章帝赦他出席参加会议。杨终又上书申冤，即日允许他交上一笔赎金，出狱与会。章帝还命令班固将会议的记录加以整理，成《白虎通义》
。
这一时期，班固还对匈奴问题发表了主张与北匈奴保持和好的重要的言论。当时，匈奴已分裂为南匈奴和北匈奴。南匈奴是在建武二十四年（48）投降东汉皇朝的，被安置在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西河（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南）一带。北匈奴仍居住在漠北。章帝建初年间，北匈奴派遣使者，向东汉朝廷贡献礼物，并要求和亲。章帝诏令群臣讨论如何处置。臣僚们都认为：匈奴变诈成性，并不真心和好，只是被汉朝的威力所震慑，又害怕南匈奴，所以才提出要汉朝派遣使者到漠北回报，表示安抚。现在若派遣使者，恐怕会引起已经归附内地的南匈奴的不满，而中了北匈奴的狡计，不如干脆不理他。唯独班固提出不同的意见。
班固说：自西汉建国以来，漫长的二百多年时间中，与匈奴和战一直是最头痛的问题，对付它的办法不外几项，或是文书来往，以修和好；或是大兵压境，武力征服；或是贿赂财物，以换得边境安宁；或是反过来让匈奴称臣，加以控制。以上几项，虽因情形的变化而采取的办法不同，但从来没有置之不理，根本不同他们打交道的。所以光武帝建国以后，便恢复西汉通好的规矩，先后两次派中郎将出使，后来才短时间停顿。到明帝永平八年（65），朝廷又把与匈奴通好的事提出来讨论，结果意见纷纭，多数是强调同匈奴很难打交道。先帝却站得高，瞻前顾后，决定派官员出使。以上足以说明：中原朝廷对匈奴没有一朝不通使修好的。如今环视辽远的边境上，东边的乌桓降服了朝廷，互相保持了密切关系，西部的康居、月氏，也派出使者来到洛阳。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匈奴南单于率领众人归附，三个方向的边疆民族都来归向，这是朝廷的大功德，也是上天保佑的结果！所以我建议仍要派使者与北匈奴通好，承接自西汉宣帝以来和好的传统，继续光武帝、明帝控制的策略。也可以安排匈奴两次来使，朝廷回报一次，表明中国实行忠信的方针，也使他们知道朝廷礼节持重，怎么能断定他们存心欺诈、明显表示出猜疑的态度，使他们的善意落空呢！断绝关系不见得有好处，互相通好不至于有害。若果北匈奴以后强盛了，又在边境上大规模挑起事端，难道要等到那时才同他们通使，那还来得及吗？
班固这番议论，说明他对边境民族问题的关心和远见。《汉书》用大量的篇幅记载边疆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现状，是同这种见识密切相联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