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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建武二十年（44）班彪四十二岁的时候，在他洛阳的家中，曾有一次对东汉初史坛来说意义深长的会见。这一年，东汉初著名思想家王充正值青春年华，从会稽老家来到京城洛阳游学。王充景仰班彪在学术上的高深造诣，前来拜他为老师，虚心求教。王充对于班彪的著史事业充满敬意，称赞班彪的著述可与太史公、扬雄媲美。由于他经常到老师家中请教坐谈，跟班彪的长子、年纪比他小五岁的班固彼此熟悉。王充十分赏识少年班固的才能和志向，心中对他寄予莫大希望。
这一天，王充又来向老师请教，恰好班固也在客厅里。王充不禁疼爱地抚摸着班固的后背，对老师说：“您这位大公子，将来必定会完成撰著汉代历史的重任！”
王充的预言后来果然应验了。
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人，生于东汉光武建武八年（32），自幼聪明好学，受到良好的教育和薰陶。九岁就能写文章、诵诗赋。十六岁入洛阳太学，在这里，他用功苦学，贯通各种经书典籍，不论儒家或其他百家学说，都能深入钻研，同时注重见识，并不拘守一师之说，不停留在字音字义、枝枝节节的注解，而是要求贯通经籍的大义。自称“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这是他日后成长为一代良史的极重要条件。班固性格宽容随和，平易近人，不因为自己才能出众而骄傲，所以很得到士林的好感。班彪死时，班固年仅二十三岁，但已具备较高的文化修养和著述能力。
父亲的死，给班固带来了巨大的失落感。他写《汉书·叙传》时回忆这段经历，自称“弱冠而孤”。
当时班固尚未入仕，父亲生前本来官职不高，一旦故去，家庭更失去依靠，上有老母，下有弟妹，生计立即大成问题。班固此时，既忧虑自己无法掌握命运，可能终生默默无闻；又想进取，跻身于上层社会。这种心情，在他所作《幽通之赋》
中表达得委婉曲折，既含蓄又强烈。开头，他叙述家族渊源久远，文武各有荣名。可是，“咨孤矇之眇眇兮，将圮绝而罔阶”。至本人则家势陡降，前途难测。而他本人的志向，并非为营求个人的所得，而是要继承先人的业绩：“岂余身之足殉兮？
世业之可怀。”然后形象地写出自己处境艰难，进身无路，身处峻谷，战战兢兢。光明的前途依稀存在，现实的处境却极其严峻，时机不能等待，要尽力争取早日仕进以跟上友辈。
《幽通之赋》的基调是与命运抗争、力求仕进顺利，这不仅是班固当时的心情，也是他一生的苦苦追求。明帝永平元年（58）有一次尝试的机会。这一年，明帝刘庄刚刚继位，任命他的同母弟东平宪王刘苍为骠骑将军，委以重权，位在三公之上，并且特准他任用辅助官员四十人，史籍上称之为“开东阁（指款待宾客的地方），延英雄”。班固认为这是显示自己的见识和才能的好机会，便向东平宪王上书，荐举了陕、甘地区六个“殊行绝才”的人物。
班固在这篇奏记中，说自己有幸生活在国家清明的时代，虽然身处微贱地位，却一向关心国事。现在，东平王您受到皇帝如此重托，拥有这样的威权，实在肩负着国家的希望。您要选用才能高超的人物组成幕府的消息一传开，四方豪杰都疾速地投靠您。希望您还能留意到偏远地方和长期隐没无闻的人才，不拘常格提拔任用他们，真正做到总揽贤才，收集明智，为国得人，以使国家安宁。然后班固特意推荐了六人：前司空掾桓梁，是一位有名望的老学者；京兆祭酒晋冯，一向埋头学问；扶风掾李育，通晓经学，志行又高，教授学生上百人，他客居杜陵，过着茅屋土阶的贫穷生活，而操守廉洁；京兆督邮郭基，孝行、经学、政事三项都很特出；凉州从事王雍，性格勇敢，又有学问；弘农功曹殷肃，学识渊博，才能绝伦，又善于辞令，适合于外交应对。
班固的建议，显然有的被东平王苍所采纳，如李育，即由班固这次的推荐而闻名京城，贵戚显要争相和他交往。
班固本人却未受征用。这篇奏记显示出：此时的班固虽然才二十六岁，却以向当权者荐举人才为己任，而且对于散布各地、处于下层的学者有深切的了解，这是很难得的。奏记中所包含的一些关于人才的观点，以后在《汉书》中得到了发展。
由于父亲去世后生计困难，班固只好从京城迁回扶风安陵老家居住。从京城官宦之家一下子降到乡里平民的地位，这对上进心很强的班固是一大挫折。但他毫不气馁，相反地，更加激起继承父亲未竟之业、撰著汉史的志气。班固认为，父亲所已撰成的部分，内容还不够详细，布局也尚待改进，于是在父亲已成《后传》基础上，利用家藏的丰富图书，日夜披阅，潜心著史。《汉书》修撰就在这一年全面开始。
正当他全力以赴地撰写，书稿越积越高的时候，不想在永平五年（62），发生了被人告发私修国史的事件，致使身陷囹圄。幸好由于明帝的识力，才使这场飞来横祸以喜剧结束。明帝赞赏他的志向，器重他的才能，立即召班固到京都校书部供职，拜为兰台令史（据《汉官仪》记载：兰台令史六人，秩百石，掌书劾奏）。
班固回到洛阳，先被委派参加朝廷极为重视的修史工作，修撰记载光武帝事迹的《世祖本纪》。这一委派无疑找到一位最称职的人选，于是使《世祖本纪》顺利地完成。班固显示出才华，随即被晋升为郎官，负责整理校雠皇家图书。郎官是汉代进身的开始，班固的职务是校书，故称“校书郎”。他继续修撰光武一朝的史事，又撰成东汉初功臣、平林、新市起义军和公孙述的事迹，共成列传、载记二十八篇。这样，有关光武一朝的记载大体齐备。《东观汉纪》是东汉皇朝的当代史，自明帝以后，章帝、安帝、桓帝、灵帝、献帝历朝都有续修，班固则是在它的创始时期作出了重要贡献，开了一个好头。
班固被汉明帝任命为郎官之后，官阶虽低，地位却日益亲近，文才尤其受到明帝的宠爱。时间长了，明帝也关心地问起他的家庭生活，有一天，汉明帝问他：“你的那位贤弟，上回冒险赶到洛阳阙下上书的班超，现在什么地方了？”班固回答：“我们举家搬回洛阳之后，生活有困难，弟弟班超受雇为人抄书，挣点工钱奉养老母。”明帝眼前又闪现出那位有勇气有辩才的青年，觉得他未得任用实在可惜，便授班超为兰台令史。
参加撰写光武一朝君臣事迹的工作业已告一段落，汉明帝出于对班固立志独力修撰汉史的嘉许，特为此下诏，让他继续完成所著史书。这对《汉书》的完成是一个有力的推动，班固不仅有了比较稳定的生活，有皇家图书可资利用，尤其是明帝的这一旨意，使他著史的合法性得到确认，由于具备了这些有利条件，撰史进度大大加快。
这一时期，班固还写了著名的《两都赋》。当时，东汉皇朝的统治秩序已经稳定下来，经济得以恢复，国力逐渐强盛。东汉光武帝定都于洛阳，至此才大兴土木，在洛阳营造宫殿。但是，关中那班上年纪的士绅旧族仍然怀恋西汉时建都长安的热闹场面，希望朝廷改变主意，都城西迁。班固写作《两都赋》，即是为了宣扬洛阳建都的适宜，用以驳倒关中人士不切时宜的议论。
永平十七年（74），有一天，汉明帝下诏，把班固和其他几位学者贾逵、傅毅、杜矩召到皇宫云龙门，随即，只见从宫里走出太监赵宣，还带着《史记·秦始皇本纪》的抄本，他宣示皇帝的意旨，问这几位学者说：“太史公下赞语，会不会有讲错的地方？”
别的学者听了尚在迟疑，班固却当即回答：“《秦始皇本纪》这篇赞语中，‘向使子婴有庸主之才，仅得中佐’的话是错的。”
太监赵宣回宫禀报，过了一会儿，赵宣又折回来传明帝的旨令，让班固进宫对答。明帝问：“你刚才的回答，是早先就认为《史记》这篇论有错呢？还是见我提出问题才突然脑子开窍这样回答呢？”班固回答说，是原先就这么想的。下来以后，班固专门写了一篇史论，原原本本表达自己的意见，
后人将它附在《史记·秦始皇本纪》后，题为《秦纪论》。文章主要是批评司马迁在《秦始皇本纪》论赞中所引贾谊《过秦论》中一句不恰当的话，这句话是：“藉使子婴有庸主之才，仅得中佐，山东虽乱，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庙之祀未当绝也。”按贾谊的原意，是要强调政治的重要，但这一论断显然忽视了秦二世的统治已造成众叛亲离的形势。司马迁在论赞中引用了《过秦论》，但没有指出这一说法不当之处。班固的分析，表明他在这个问题上比贾谊、司马迁更有眼光。
班固认为，秦的灭亡有深刻的原因，秦始皇的暴虐统治早已酿成危机，到秦二世，更把它推向极端，进一步滥用民力，使民众不堪负担，又任用奸臣赵高，穷凶极恶，造成了覆亡的条件。班固形容当时秦国分崩离析的形势是：“河决不可复壅，鱼烂不可复全。”孺子婴刚嗣位，立即诛杀赵高，而楚兵已攻到咸阳，于是投降。班固的结论是：“秦之积衰，天下土崩瓦解，虽有周旦之材，无所复陈其巧，而以责一日之孤，误哉！俗传秦始皇起罪恶，胡亥极，得其理矣。”这里他用精警的语句概括了人们的共同看法，深刻地说明秦朝的被推翻是暴君长期实行虐民政策的必然结果，而贾谊、司马迁却责备子婴是庸才，不然秦地可以保全，班固指出他们这种说法是“不通时变”，这个批评是很中肯的。
由于上面这篇议论，又引出班固后来撰写《典引篇》一文。他认为，前代这类文章都未能使人满意，司马相如的《封禅文》文字华丽，而体例不合规范，后来扬雄作《剧秦美新》，体例虽合格式，而内容却吹捧王莽，尤无价值。
故班固另作《典引篇》，叙述汉代功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