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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年的中国，一方面处于清朝腐败统治和列强加紧侵略造成的严重危机之下，另一方面又正是新思想奔涌的时代，爱国留学生们大量翻译日本的新著作，其中有《史学原论》《史学概论》等多种，与要求推翻封建专制的时代大潮相呼应，掀起了批判“君史”、提倡“民史”的热潮。进化论这一反映时代精神的先进哲学思想，又为学术创辟新境界注入新鲜的活力。梁启超于1902年所写《新史学》一文，即成为激烈批判封建旧史、宣告具有不同时代意义的“新史学”到来的宣言。
旧史是封建时代的产物，相沿二千年，层层堆积，封建意识根深蒂固。近代史学要为自己开辟道路，就必须以凌厉的攻势廓清其谬误，使人们猛醒过来，认清封建毒素的危害。梁启超正是执行了这一时代使命。《新史学》对旧史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其理论基础是国民意识和进化观念。《新史学》开宗明义标明史学的地位和作用，要求史学必须增长国民意识和激发爱国精神。而旧史则站在国民的对立面——为封建君主、臣僚而作，更不懂进化为何物。由此造成旧史“知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等项严重积弊和封建毒素，简直成为二十四姓之家谱，或是墓志铭的汇集。这些批判虽欠作具体的分析，态度过激，却打中要害。因此梁启超大力呼吁要实行“史界革命”，对旧史实行彻底改造，运用国民意识和进化论作指导，创造出符合于“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
这一时代需要的新史学。梁启超还对新史学的发展方向分三个层次加以界定：一、“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二、“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三、“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这三层界定，恰恰是以旧史宣扬循环史观、把史书变成孤立的人物传、只记载社会表象而忽视因果关系和进化法则等项弊病为鉴戒而阐发，从此，宣告了在指导思想上、内容上跟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旧史迥然不同的新史学时代的到来。因此，尽管《新史学》所作的设想尚嫌简单，却具有开辟近代史学发展新阶段的意义。在同一时期，梁启超还撰著有《中国史叙论》和《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前者提出了修撰中国史的初步设想，论述了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系、地理条件与民族性、中国史的分期等问题，显示出远比旧史家开阔得多的眼光。后者以简要文字对中国数千年意识形态作出颇有系统的概述，相当有说服力地论述各个时代思想的主要特点、成就和缺陷，这些特点产生的条件，对后代造成的影响，精见纷出迭现，令人目不暇接。这两篇著作，大大壮大了梁氏倡导新史学的声势。时隔不久，夏曾佑撰成《中国古代史》（1904—1906年，原名《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已完成上古至隋朝部分。此书以进化论和因果律为指导，对中国历史的演进作了别开生面的论述。作者破天荒第一次以进化发展观点为指导，提出了一套划分中国历史发展阶段自成体系的学说，划分为三大时代、七小时期。夏氏划分历史阶段，所注重的是国势强弱、文化发展及民族关系，并且特别重视“世运”“变局”，考察历史发展的转折，往往能作出独到的分析。书中还激烈地批判专制主义的罪恶，反映了本世纪初进步思想界要求结束专制制度的时代呼声。跟书中新鲜的内容相适应，夏氏在编撰上也采用了新颖的形式。故此书出版后大受欢迎，被评价为“上下千古，了然在目”，读之“有心开目朗之感”。可以说，具有比较完整意义的中国近代史学，即是从通史著作《中国古代史》和史学理论著作《新史学》开始的。梁启超本人对于新史学的进一步建树，是在1918年他宣布脱离政界、专力从事著述和大学教课以后。在其一生最后十年间，他先后完成《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儒家哲学》、《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古书真伪及其年代》、《春秋载记》、《战国载记》等多种著作，对社会史、学术史、文献学以至文化史等项研究作出贡献。跟严复、康有为、夏曾佑只有前期、没有后期不同，梁启超在前期是维新领袖和新史学倡导者，后期仍对学术文化多所贡献，进一步实践其“新史学”的主张，这同他的爱国思想、国民意识和重视学术上的新旧更换是分不开的。而且因他学识渊博，史学之外，文学、哲学、宗教等诸多领域都做出值得称道的成绩，尽管梁氏治学有“浅尝多变”的弱点，但从总体上，不愧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近代学术文化的开拓者。
五四前后，为新史学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并且产生很大影响的有两位学者，一是从事古史研究以运用“二重证据法”著称的王国维，一是创立“古史辨派”的顾颉刚。
王国维（1877—1927）古史研究的成绩是以运用新材料为基础的。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关于新史料有四项重要发现：殷墟甲骨文；敦煌及古代西域各地的汉晋竹简；敦煌石室唐人写卷；内阁大库明清档案。这些发现，为方兴未艾的新史学提供了运用新史料、新方法的极好机遇。王国维即在运用甲骨文研究古史上取得重大突破。在他之前，罗振玉对搜集和刊布甲骨文有大的贡献，并且已开始将甲骨文上的商王名号与《史记·殷本纪》相对证，指认出卜辞中商王名号二十二个，外加示壬、示癸两个先公名号。
王国维在罗氏的基础上大大向前推进，他综合《史记》及其他古代文献与卜辞相对证，对整个商王室世系作总体的研究，出色地运用“二重证据法”，取得了震惊学术界的成就。王国维运用“二重证据法”这种近代科学方法，使传统的文献资料与出土的考古资料同时为古史研究服务，这就丰富了古史研究中的可信资料，扩大了史学工作者的视野。就文献而论，他又能突破以往研究者仅从史书上找证据的局限，而将以往视为神话、小说，不当作历史材料看待的记载，如《楚辞》《山海经》，也加以重视，与考古材料互相补充印证，得出重要的新见解。作于1917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与《续考》两文，是王氏考史名作。他把与卜辞相质证的文献范围，由《史记》扩大到《楚辞》《山海经》《竹书纪年》《世本》《汉书·古今人表》《吕览》，甚至扩大到金文，广参互证，而使前人无法解决的问题在他手里迎刃而解。例如王亥，他首先注意到：卜辞中多记王亥事，“乃祭礼中之最隆者，必为商之先王先公无疑”。而《史记·殷本纪》及《三代世表》，商先祖中无王亥，只记载：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查《史记索隐》所注：“振，《世本》作核。《汉书·古今人表》作垓。”据此，王氏先判定：“《史记》之振，当为核或垓字之讹也。”然后，王氏引《山海经·大荒东经》所载：“……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郭璞注引《古本竹书纪年》云：“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緜臣杀而放之。……”《今本竹书纪年》中也有“殷侯子亥宾于有易，有易杀而放之……”的记载。王氏遂作出肯定，以上三种文献中的“王亥”“殷王子亥”“殷侯子亥”乃是一人，又列在上甲微之前一世，“则为殷之先祖，冥之子、微之父无疑”。
至此，王国维又从甲骨文中考证出一位商先公名号，而且以详审的证据纠正了《史记》的一项误记。王氏又进一步指出《世本·作篇》中的“胲”，《楚辞·天问》中的“该”，《吕氏春秋·勿躬篇》中的王氷，记的都同是王亥。用同样的方法，王氏又考证出卜辞中的王恒也是商先公，“王亥与上甲微之间，又当有王恒一世”。又识出卜辞中的唐就是商朝开国之君成汤。根据卜辞中报乙、报丙、报丁，字皆在匚中，考证出卜辞中的田就是上甲微，并且第一次采用甲骨缀合之法，考证出上甲微以下的世系应按“报乙、报丙、报丁、示壬、示癸”排列，改正了《殷本纪》中作“报丁、报丙、报乙”的误记；预言示癸与大丁之间应阙大乙，也为以后学者所证实。
由于运用近代科学方法考证新史料，使文献所证几千年前的商先王先公世系获得了实物的确证，而《史记》这部古代杰出史著在总体上史料价值的可靠性也得到证实，且证明后人运用新出土的史料，以科学方法，可以有根据地纠正两千年前史家的误记。对于二重证据法的运用和价值，王国维本人曾用简约的文字加以表述：“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此世界各国之所同也。……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
王国维的成就给学者们很深刻的启发：只要方法对头，广搜证据，缜密考证，就能做出超越前人的成绩。郭沫若对王国维有中肯的评价，称他是“新史学的开山”
，又说：“王国维，研究学问的方法是近代式的，思想感情是封建式的。两个时代在他身上激起了一个剧烈的阶级斗争，结果是封建社会把他的身体夺去了。然而他遗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品，那好像一座崔巍的楼阁，在几千年来的旧学的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欲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我们是不能不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其出发点了。”
杨向奎教授也有精辟的论述：“他用考古学上的材料来证实文献上的记载，使久已沉埋的史料又活跃起来。”“如果说‘古史辨’派在扫荡不科学不合实际的古史传说上作出了贡献；那么王国维则在建设可信的古史系统上作出了成绩。他们是一破一立，同时存在，至郭沫若同志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后，乃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境界。”
从1920年底以后，顾颉刚（1893—1980）即以提倡大胆疑古辨伪著名，吸引了其他学者参加，形成了以他为主将的“古史辨派”。
顾颉刚从事古史辨伪工作，首先是受到清代乾嘉时期学者崔述及晚清今文学家康有为的影响。顾颉刚本人吸收了近代学术（包括进化论）的营养，又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复古主义进步潮流的熏陶，他先后提出两种很有影响的论点。第一种，是“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要点有三：（一）对传统中的古史演变过程加以考辨，即可发现“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如，周代人心目中最后的帝王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汉以后有盘古。（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三）我们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
这个理论一提出，立即得到钱玄同的“欢喜赞叹”，赞誉这种说法是“精当绝伦”，希望顾氏“常常考查，多多发明，廓清云雾，斩尽葛藤，使后来学子不致再被一切伪史所蒙”。
第二种观点是进一步的发展，他又提出推翻非信史的四项标准：（一）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二）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三）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四）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
“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道破了自古相传的非科学的古史系统的由来，确实显示了对过去的成就加以审查考辨的近代眼光。古代儒生“嗜古”“尚古”成癖，越往后竟将上古史事推得越远，附会穿凿，造成许多迷误，必须对这些臆说加以扫荡，才能建设起科学的、可信的古史体系。“古史辨”派打破了历代相传、视为神圣的旧说的权威，对于后来建立真实的古代史作出很有意义的积极的贡献。考辨是否信史的四项标准也有重要价值。因为传统观点一向认为：夏、商、周三代就形成了统一国家，甚至认为尧、舜时代也已经是统一国家，并且认为唐尧、虞舜是至圣之君，上古是黄金时代，以后世道浇薄，国家难治，造成难以改变的复古倒退意识。因此，古史辨派从事打破旧的古史体系，是同五四时代反封建的伟大潮流相一致的，也是推进史学近代化、向建设科学的信史目标前进的一个重要步骤。
郭沫若曾经明确地予以肯定：“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确是个卓识。……到现在自己研究了一番过来，觉得他的识见是有先见之明。……旧史料中凡作伪之点大体是被他道破了。”
但是古史辨派也有明显的局限，这就是“在怀疑和抨击古史方面有时过头，以至玉石俱焚，比如《左传》是一部好的古代史，但他们怀疑它是伪作，这给当时的古史研究者添加了许多麻烦，以致有人用了很大力气证明《左传》不伪”
。这是因为顾颉刚误信了今文学家法。顾氏本来对今文家有批评，曾说：“拿辨伪做手段，把改制做目的，是为运用政策而非研究学问。……所以虽是极鄙陋的谶纬也要假借了做自己的武器而不肯丢去。”
但是他后来相信了今文学的家法，相信康有为所说刘歆伪造古文经传，走到了原先看法的反面。顾氏在提倡民间文学及历史地理领域也作出贡献，解放后运用唯物史观作指导，从事《尚书》研究尤有成就。
顾颉刚从事古史辨伪还受到胡适的影响，这从《古史辨》第一册两人通信及顾氏所撰《自序》明显反映出来。
胡适（1891—1962）于1917年从美国留学归国，即被蔡元培聘请到北大当哲学教授。胡适在北大讲中国哲学史，第一章是《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其后，胡氏为《水浒传》作长序，考证《水浒》本事的来历和演变的层次。这些都给顾颉刚以直接的启发。胡适所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于1919年出版，对学术界曾有相当大的影响。当时人们感到它新鲜，不仅由于它讲中国哲学直接从老子、孔子讲起，更由于它重视讲历史方法论。在此书《导言》一篇中，他讲研究哲学史有三个目的：一是“明变”，二是“求因”，三是“评判”。但要达到这三个目的，先须做一番“述学”的功夫。所谓“述学”，第一步是“审定史料”，第二步是“整理史料”。审定史料的证据可分五种：一是“史事”，二是“文字”，三是“文体”，四是“思想”，合称为“内证”；五是“旁证”。整理史料的方法约有三端：一是“校勘”，二是“训诂”，三是“贯通”。周予同教授曾评论说：胡氏所讲史学著作应该达到的“目的”，应该采取的“方法”，而他本人的著作，却“不能说完全依着这步骤，达到这目的”
。以前梁启超著《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是有系统的论述，但像胡著这样比较全面阐述治学方法，并且拿出自成体系的学术著作来，却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具有启发、引导的作用。蔡元培为之作序，称赞他具有“截断众流”的勇气，并且拿此书跟守旧学者讲中国哲学史首先高谈“邃古哲学”“唐虞哲学”相比，肯定了胡著在这方面的积极意义。但从另一面说，也恰如梁启超所批评的，从《诗经》讲起，将《尚书》《周易》《左传》《国语》等典籍中有关宗周时代的哲学资料全部丢开，这毕竟“把思想的来源抹杀得太过了”。梁启超称此书是显示出“观察力”“组织力”“创造力”的名著，同时批评书中的肤浅和错误，如书中“把知识论作为论中国古代哲学唯一观察点”，全书主要讲孔子及诸子，但除墨子外，对于各思想家学说多数失之偏颇，讲诸子勃兴的时代背景也未得要领等。
总之，《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出版及围绕它展开的评论，对于推动更有价值的系统著作出现是很有积极意义的。胡适在五四时期，挑起“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因而受到李大钊的严厉批评。
近代史学名家陈寅恪、陈垣的一些重要著作系撰写于三四十年代，抗战爆发之后他们都明确表明爱国的立场，不过这些著作尚不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写出，与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史著有所不同，故可以归到新史学的发展这个标题内来叙述。陈寅恪谙熟古代典籍，继承了乾嘉考证方法，同时他在欧美长时间求学并担任研究工作，采用了西方近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二者相结合。他长期致力的范围是“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采用了近代西方学者所重视的比较研究、民族文化关系、因果关系等“外来观念”和方法，与清代学者实事求是的考证功夫结合起来，既善于钩稽史料、抉幽阐微，又具有比他的先辈开阔得多的眼光，从比较和联系中探求一个历史时期带全局意义的大事。在其名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讲“外族盛衰的连环性”，揭示出：《通典·边防典》“突厥”条记隋末中国北部群雄俱向突厥称臣；《旧唐书·李靖传》讲高祖称臣于突厥；《通典·边防典》“突厥”条讲突厥内乱；《旧唐书·回纥传》讲回纥薛延陀部由盛而亡。这些材料似乎互相孤立，经过他的周密考证，实则说明唐初由于突厥强大，唐高祖也得向突厥称臣。十年之后，由于突厥内部天灾及乱政，外部毗邻的回纥兴起的威胁，因而给了唐朝廷以“可乘之隙”，太宗一举擒降其颉利可汗。后来回纥的衰落，则又由于黠戛斯的崛起威胁。据此他概括为“其他外族之崛起或强大可致某甲外族之灭亡或衰弱”，“而唐室统治之中国遂受其兴亡强弱之影响”。
另一名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也同样能做到细致入微地考辨史实，又能作综合分析，探求带规律性的东西。陈寅恪治史具有“通识”，又表现在他能以辩证的眼光看待史料。他曾论述对于古代遗留下来的片断性的史料，必须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作综合联贯的研究；相反，若对古人“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瞭，则其学说不易评论”
。并且认为，辨别材料的真伪固然重要，但材料的真伪不过是相对的，伪材料若能考定其作伪的时代及作者，在这个意义上利用之，则有时也同真材料一样可贵。又认为对于儒家及诸子“经典”，也必须用历史发展眼光有分析地慎重对待。这些见解，都发前人之所未发，扩大了史料范围，开辟了新的研究途径。他还采用诗文与历史记载互证的方法，写成《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此书作于新中国成立后）等著作。
陈垣在文献学和宗教史上成绩卓著。他在文献学上做了总结性的工作，发展了传统史学讲类例的方法。他善于将有用的材料按类区分，归纳出若干问题，然后选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排比说明，并加议论发挥。他早年成名之作《元也里可温教考》就用这种方法，“搜集关于也里可温之史料，分类说明之”。后来他用类例的方法撰成两本名作。《史讳举例》在宋代洪迈，清代顾炎武、钱大昕的基础上，系统研究历代古书避讳的通则，区分为八十二例，不仅帮助解决阅读史籍的疑难，而且进而利用它来辨别古书的真伪、时代、书中后人窜入等问题。
《校勘学释例》一书，则是他在用五种本子同沈刻本《元典章》对勘时，找出沈刻本的谬误一万二千余条，他选择其中十分之一区分为八十二例，从而总结出校勘学的一些通则，可以应用到校勘别的古籍。如他在《序》中所说：“将以通于元代诸书，及其他诸史，非仅为纠弹沈刻而作也。”在宗教史方面，他先后写有多部著作，于1938—1940年撰著《明季滇黔佛教考》，旨在表彰明末遗民的爱国思想，以此激励今天坚持抗日战争的人们，指斥投降变节行为。这部书标志着陈垣的治学旨趣上升到更高层次。此后，又一连写出《清初僧诤记》（1941）、《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1941）、《中国佛教史籍概论》（1942）、《通鉴胡注表微》（1945）等著作。环境越恶劣，压力越大，他却写得越多，越精彩；其原因，就是自觉地把保存和发扬民族文化中具有伟大生命力的精华，视为“抗战根本措施之一”。《通鉴胡注表微》一书，进一步把考辨与议论结合起来，深刻地评价史实的意义，慷慨地抒发作者的思想主张。白寿彝教授评论说：此书“代表了援庵先生后期著作中的丰满的成就”
。著者着意把长期被掩盖的胡三省的民族气节、爱国思想发掘出来，用来鼓舞抗战事业。书中进一步点明生死观：“人生须有意义，死须有价值，平世犹不甚觉之，乱世不可不措意也。”“生死之宜，固可由修养而得。”
深刻地论述坚守民族气节的重要性。在《治术篇》中，则论述学术不能脱离政治，尤当民族生死关头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