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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由长期封建社会转向展开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近代社会的转折点，它也是史学长河中由传统史学的范围走出，开始进入近代史学的标志。
反映这一转折时期史学成就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魏源。但是论述近代史学还不能不讲龚自珍，他虽然在鸦片战争的第二年就去世，但是他的社会历史观和学术主张属于近代体系，所以与魏源齐名。诚如梁启超所总结的：“数新思想之萌蘖，其因缘固不得不远溯龚、魏。”“吾见并世诸贤，其能为现今思想界放光明者，彼最初率崇拜定庵，当其始读《定庵集》，其脑识未有不受其激刺者也。”
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龚自珍已经认识到封建专制制度腐朽不堪，指斥封建皇帝是“霸天下之氏”，对众人“震荡摧锄”
以建立其淫威，“天下无巨细，一束之于不可破之例”，“约束之，羁縻之”。
他深切感受到社会矛盾极其尖锐，危机四伏，所以宣告封建统治已经到了“衰世”，“乱亦竟不远矣”！
他还预言历史将发生巨变，“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
，更被他死后十年爆发的震撼天地的太平天国革命所证实。他对于腐败透顶、扼杀社会生机和创造活力的官场风气、官吏铨选制度、科举考试等，都有深刻的批判，并尖锐地提出必须变革，国家民族才有生路，强调说：“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
，以此警告统治者，不变革就等于自取灭亡！因而成为近代中国主张社会改革的先驱者。在学术领域方面，他反对当时盛行的考据学末流脱离实际的学风，倡导经世致用。对于史学，更提出史家应该做到“善入”“善出”的著名论点，要求史家应熟悉社会生活多种情状，并把它们表现出来。而他本人对西北边疆史地有精湛的研究，充分显示出着眼于解决社会危机，着眼于安定边疆，来解决边疆民族问题的卓识，成为他倡导“经世”学风的出色实践，对当时及后世学者很有影响。所以，龚自珍虽然没有写出重要的史学专著，他却是近代史开端时期主张转变学术风气、由“考史”转向关心社会实际问题而“著史”的代表人物之一。
魏源是龚自珍的挚友，在鸦片战争以前，魏源在揭露封建专制的腐朽、主张变革、批判“爪剖
析”烦琐考证的学风、倡导经世致用等问题上，与龚自珍的观点是很一致的。魏源于道光八年（1828）捐资获得“内阁中书舍人候补”的职位后，即广泛阅读了内阁所藏大量档案，了解清朝前期、中期的历史、掌故，为著史作了准备。由于鸦片战争清朝战败的刺激，他发愤著述，连续撰成《圣武记》《海国图志》《道光洋艘征抚记》等三部爱国主义史著，以后又撰有《元史新编》，因而成为近代史开端时期史坛风气转变的出色代表人物。《圣武记》是第一部探索清代盛衰的史书。魏源在书中记述了清初开国和康熙朝平定三藩、平定噶尔丹叛乱等役的胜利，总结出当时指挥得当、将士作战勇敢、君臣上下无甚差异等原因，他把总结历史经验跟当前的爱国御侮斗争结合起来，议论说：“自古及今，或以殷忧启圣，或以道谋溃成，庙算不定，而大难克削者，未之前闻！”
以此表达对道光帝在战争中忽战忽和举棋不定的谴责！魏源一针见血地指出乾隆末年是清朝由盛到衰的转折点，白莲教起义持续九年，蔓延五省，给清朝以“痛深创巨”的打击，而且处处暴露出清朝官军腐败无能，将领贪生怕死、腐化享乐，不顾士卒死活等致命弱点，致使“各路官兵乡勇饷迟不发，至令枵腹无裈，牛皮裹足，跣行山谷”
。揭示出这样不堪一击的军队，正是造成鸦片战争在军事上遭受失败的原因。在《道光洋艘征抚记》中，魏源站在中华民族反抗侵略的正义立场，把握了鸦片战争这场复杂事变的来龙去脉，“据实直书”，尖锐地揭露侵略者和投降派的罪行，表彰爱国将领和人民大众的英勇气概。书中揭露侵略军所到之处“掳掠焚烧惨甚”，三元里事件就是洋兵“时肆侵略”而激起的。清朝统治集团昏聩无能，“承平恬嬉，不知修攘为何事，破一岛一省震，骚一省各省震，抱头鼠窜者胆裂之不暇，冯河暴虎者虚骄而无实”
。投降派琦善在广州“开门揖盗，自溃藩篱”
，奕经在浙江失败后捏奏虚报，掩罪邀功，将大败说成大胜。魏源又以鲜明态度赞扬林则徐等抵抗派人物的功绩，反映人民抗英斗争的巨大力量。他在书中明确提出“义兵可用”，并以充沛的感情歌颂三元里附近一百零三乡人民“倡义报复，四面设伏”，
使侵略军陷入重围，狠狠教训了凶恶的敌人，表现出人民大众爱国御侮的伟大精神，今天读来仍然具有鼓舞人的力量。
《海国图志》一书尤其集中地代表史学突破了传统学术的格局，实现了意义重大的飞跃。以往中国长期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对外部世界一向暗昧无知，妄自尊大。鸦片战争这场剧变，骤然向我们的先辈提出一个严峻的课题：为了维护民族独立，抗击侵略，必须立即改变闭目塞听的状态，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了解外国，学习外国先进事物，寻求救国真理。这也是中国社会走向近代化的根本方向。魏源著成《海国图志》一书，恰恰符合于这一时代要求，第一次系统、大量地介绍外国史地知识，突破了传统学术“严夷夏之防”，对外国闭塞无知的旧格局。为了向国人介绍急切需要的外国知识，他把当时所能搜集到的材料全部汇辑进去，“钩稽贯串，创榛辟莽，前驱先路”
。对于外国人的撰述，即所谓“西洋人谭西洋”者尤为重视，修撰成一部当时东方世界最详备的世界史地及现状的参考书。魏源尖锐地揭露统治集团对外国昏暗无知，是造成战争惨败的重要原因：“以通市二百年之国，竟莫知其方向，莫悉其离合，尚可谓留心边事者乎？”
相比之下，英国却“洞悉中国情形虚实，而中国反无一人了彼情伪，无一事师彼长技。喟矣哉”
！因而他大声疾呼：“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
书中还对北美民主制度表示向往。
魏源明确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成为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真理的起点。当时他所注目的重点固然在学习“船坚炮利”的军事技术，同时还提出允许私人设厂，发展民用工业，并在书中介绍外国铁路、银行、保险等知识。《海国图志》以其前所未有的新鲜内容、新鲜思想获得了社会人士的欢迎，在国内多次刊刻。它的深远影响直至20世纪前期，梁启超于1924年著书评价说：《海国图志》一书奖励国民对外之观念，“其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犹未脱离净尽，则其在历史上关系，不得谓细也”
。《海国图志》还传入日本，对明治维新志士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与魏源同时及稍后的重要史家，还有徐继畬和夏燮。徐继畬在鸦片战争期间都在闽、粤沿海任职，较多接触涉外事务。从1843年起，他即为将可靠的外国知识介绍到国内而殚精竭虑，着手撰《瀛寰志略》，至1848年完成。这部书所介绍的世界史地知识，考订比较精审，论述集中而简洁，故在19世纪后期也是与《海国图志》并称的名著。开卷第一篇为《地球》，介绍南北极、赤道、各大洲、各大洋，概述亚细亚大陆之广袤，欧罗巴洲之诸国林立、犬牙交错，美洲新大陆的晚近发现，南冰海的探险……，都是令人耳目一新的科学知识。徐氏把记述欧美国家作为重点。在卷四《欧罗巴》总论中，他颇为准确地勾勒出欧洲历史的轮廓，论述了欧洲古代的希腊罗马文明，近代欧洲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殖民活动，各国地理形势、版图、人口、兵力，以及技术、商业、宗教等。更有意义的是，他讲到西方文明在当时居于先进的地位：“欧罗巴诸国之东来，先由大西洋而至小西洋，建置埔头，渐及于南洋诸岛，然后内向而聚于粤东。萌芽于明中，滥觞于明季，至今日而往来七万里，遂如一苇之杭。天地之气，由西北而通于东南，倘亦运会使然耶。”
徐氏还称赞华盛顿所创北美民主制度，“公器付之公论”
，又称赞瑞士不立王侯的制度是“西土桃花源”，但他尚不能完全摆脱“夷夏之辨”的旧意识，故有迂腐之论。稍后，夏燮在咸丰年间撰成《中西纪事》，全书记载鸦片战争及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经过，旨在通过记载眼前事变，唤醒国人认识到侵略者正在步步进逼，民族前途日益危险。当时投降派人物穆彰阿、耆英得势，夏燮著书实冒着巨大风险。全书爱国感情鲜明，材料翔实，显示出具有将史学服务于反抗侵略、救亡图强斗争的自觉意识。夏燮记述的重点是鸦片战争长江之役、台湾抗英将领姚莹遭受诬陷事件和广州人民反英人进城的斗争。他把批判的锋芒指向权奸穆彰阿和道光皇帝，指出：造成南京城下屈辱签约的结局，不仅是因为耆英、伊里布“预存一不敢战之心”，“方寸已乱”，而决策者更在朝廷，穆彰阿以“靖难息民，于计为便”作借口，道光帝“亦久厌兵，而几幸外夷之一悔祸也”，
所谓“抚夷”也完全是自欺欺人的说法。书中还用确实的史实，揭露姚莹、达洪阿在台湾抗击侵略有功，反遭诬陷，乃是投降派人物秉承侵略者之意有意罗织而成的。尤为可贵的是，夏燮对当权人物最忌恨的广东义民的斗争，却明确地予以肯定和赞扬。书中首尾完整地记述广东人民用“团练”的自发武器组织，进行反对英人进城的斗争，“绅民喋血，丁壮荷戈，誓与英夷为不共（戴天）之仇”
。有力地歌颂了广东人民共同的反侵略、反投降的坚强意志。书中还较系统地记载了中英通商关系的由来，鸦片走私贸易的经过及危害，及两次鸦片战争过程中的中外交涉，故在记载近代外交史上也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中西纪事》的撰成，说明夏燮不愧是近代史上一位有胆量、有见识的爱国史家。
魏源倡导的了解外国、学习外国这一新的著史格局和认识路线，至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被另一位近代文化名人黄遵宪所发扬。他于1879年至1887年（光绪五年至十三年）撰成了19世纪后期的史学名著《日本国志》。黄遵宪于1877年秋赴日任使馆参赞，亲身体察到日本明治维新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本人还阅读了卢骚、孟德斯鸠民权学说的著作，极受启发，于是决心撰写明治维新的历史作为自己祖国的千秋史鉴。黄遵宪创造性地运用志书的形式，有系统地记述了明治维新的由来，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各个领域中施行的新制度、新办法，以及取得的显著成效。书中明白宣告日本君主专制制度已经注定要完结，召开国会为期不远了。由于“时会所迫”，“二千五百余岁君主之国，自今以往，或变而为共主，或竟变为民主”，
已是历史的必然趋势。书中详细记述明治四年以来如何“锐意学习西法”。他赞美说：不数年之间政府连续采取重要的新措施，“布之令甲，称曰维新，美善之政，极纷纶矣”
！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反复论证日本的迅速进步直接是由于实行开放政策、大力与外国交往、学习外国的结果，所以使日本“骎骎乎进开明之域，与诸大争衡”，雄辩地证明“交邻之果有大益”。
这些论述，都是为了针砭国内守旧派“足己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
的落后意识造成的种种痼疾。黄遵宪所定的另一撰述要求，是要努力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文化，故说：“今所撰录，……凡牵涉西法，尤加详备，期适用也。”
黄遵宪在日本五年，通过究心日本的“学习西法”，已对西方制度有所了解，又到美国三年余，对西方制度作直接的考察。他把这些熔铸入史，使本书又成为观察世界潮流的窗口。书中对西方国家产业蓬勃发展的情景和措施作了生动的描述，目的并不在于讴歌西方，而是为了取其法以求中国的富强，这与当时国内民族资本的发展要求是互有联系的。总之，黄遵宪以自己新的观察、新的知识，发扬了魏源史学的爱国思想和突破传统学术格局的创造精神，通过批判封建专制，广泛记载日本、欧美的制度、文化，明确地表达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要求。在编撰上，由于黄遵宪多年担任外交官，亲自了解、观察、访求，而直接获得大量资料，熔铸成篇，因而所著更有系统性。这些都比《海国图志》大大向前发展了。《日本国志》在90年代刊行后，曾对戊戌维新运动产生了实际的影响。
较《日本国志》著成稍前一段时间，有早期维新思想家王韬（1828—1897）撰《普法战纪》及《法国志略》。《普法战纪》二十卷，记叙1870—1871年普法战争事，系根据当时报纸所载资料及采集其他文献，按时间先后汇编而成。但因它编撰及时，战争结束时书已完成，故在日本影响颇大，陆军文库曾刊行此书。《法国志略》编撰时间与上书同时，后来增订补充内容，成书二十四卷。王韬著此书目的，一是把法国历史介绍给国内（前已有在华外国人译成汉文的英、美史志书），二是用法国的富强和进步激励国人觉醒，打破闭塞陋习，因而表达了他深刻的寓意：“方今泰西诸国，智术日开，穷性尽理，务以富强其国，而我民人固陋自安，虽不知天壤间有瑰伟绝特之事，则人何以自奋？！国何以自立哉？！”
全书内容是把叙述法国历史和记载社会制度、现状结合起来，故其体裁是将纪事本末体和典志体二者相糅合。前十四卷载史事，在国内首次把法国历史盛衰比较系统地介绍过来。后十卷是专题记载，包括职官、国会、礼俗、学校、工艺技术，以及法国疆域、首都巴黎、地方都邑的地理知识；这一部分更明显地体现出王韬学习西方、寻求富强的见识。书中对于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和贸易的一套办法，如银行、商会、邮政、铁路都有评论，反映出早期维新派对商业流通和商品生产重要性的认识。《志学术》一章，讲法国三百年人才辈出，“于格致历数之理多所发明，详加究测”，有明显的实效。然后历数法国自15世纪以来有关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化学、航海、工艺、光学、电学等方面的成就，使人耳目一新。
尤有价值的是，《志国会》一章，详细记载国会根据公众意见制定法律，选举统领、首辅，“一有不当，通国谢之”，并加以评论，称，“国会之设，惟其有公而无私，故民无不服也。欧洲诸国，类无不如是，即有雄才大略之主，崛起于其间，亦不能少有所更易新制、变乱旧章也。虽或强行于一时，亦必反正于后日。拿破仑一朝，即可援为殷鉴。夫如是则上下相安，君臣共治，用克垂之于久远，而不至于苛虐殃民、贪暴失众”。
强调由于有议会民主制度保障，法律不能随便更改，更不能随便破坏，国家可以避免长时间离开常轨，有效地防止腐败政治局面的发生。这在当时明显地具有批评封建专制的重大进步意义。
在哲学思想上，近代前期史学也取得了重大突破，这就是：从鸦片战争前后龚、魏宣扬具有革新意义的公羊三世变易观，到19世纪末先进人士崇奉西方进化论，作为新的观察历史和社会变动的指导思想。公羊三世说的雏形，是《公羊传》作者解释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历史所讲的“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
，其中包含着对历史可以按一定标准划分为不同发展阶段这样一种宝贵的观点。至东汉何休，又将三世说发展成为一种朴素的社会发展阶段论：“据乱——升平——太平。”
东汉以后，公羊学消沉一千多年，到嘉道年间，公羊学说重新崛起，“翻腾一度”，并被进步学者龚、魏所力倡，发挥其“微言大义”，耸动人心。龚自珍将它改造为“治世——衰世——乱世”的新三世说，用来论证封建统治陷入危机。
魏源也将公羊变易观点糅合到对中国历史进程的观察之中，提出了“气运说”来解释面临的历史变局。至戊戌维新酝酿时期，赞成维新变法的进步人物，如梁启超、谭嗣同、夏曾佑都喜读《公羊》，康有为更将公羊三世说跟建立君主立宪的主张结合起来，形成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进化理论，作为宣传维新变法的思想纲领。1895年以后，严复着手翻译《天演论》（1898年出版），向国人传播一套具有严密科学体系和鲜明实证特点的近代进化论学说，因而使夏曾佑、梁启超等进步人士无比倾服。进化论的传播，使“中国民气为之一变”
，它使立志改革的人物有了新的思想武器，也使自《海国图志》撰成以来经过几十年酝酿的近代史学产生新的飞跃，跨入20世纪初年的“新史学”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