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40年鸦片战争发生起，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跨越两个世纪、雄浑壮阔的近代史学的画卷。在这约一百一十年间，由于中国传统文化蕴蓄的深厚和更新力量，由于救亡图强、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不断推动，由于冲破了与世隔绝的状态、学习和借鉴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由于一代代史家呕心沥血、追求真实历史记载、追求更高科学价值的不倦努力，近代史学呈现出波澜起伏、高潮迭现的局面。近代的许多优秀史著是同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同争取民主、科学、社会发展的近代化潮流息息相关的，近代史学又离我们最近，许多佳作仍被今天的读者经常阅读，与当今发展新史学和建设民族新文化关系最为密切，所以自然格外地引起我们研究的兴趣。

从跨越两个世纪的发展大势考察，近代史学先后出现过三次意义重大的飞跃，标志着演进过程的三个大的阶段：

1842年，魏源著成《海国图志》，标志着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出现质的飞跃，传统学术的格局开始被突破，从此，在史书内容、著史旨趣和哲学思想指导上，都灌注进具有近代意义的新鲜东西。这一阶段可划至19世纪末。

1902年，梁启超撰《新史学》，是近代史学演进的又一次质的飞跃，以激烈地批判旧史，宣告从理论到方法迥然不同的新史学时代的到来。继其后，夏曾佑撰成的使人“一新耳目”的通史著作，梁启超后期有关历史理论和学术史的著作，王国维的考史成就，“古史辨”派打破旧的权威，抨击了自古相传的古史系统，陈寅恪对中古历史文化的研究，陈垣在文献学、宗教史等领域的成就，都是新史学的发展。新史学的倡导和发展构成近代史学的第二个大阶段。陈寅恪、陈垣的一些有名著作虽写于三四十年代，但他们这些成就也可归到这一阶段叙述。

1929年，郭沫若著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近代史学因而出现第三次飞跃。在此之前，李大钊为传播唯物史观作出杰出的贡献，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先驱。郭沫若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者，他首先做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历史相结合，系统地重新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标志着近代史学发展达到新的阶段。此后范文澜著成新型的通史著作《中国通史简编》及《中国近代史》（上册），还有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在社会史、思想史等领域撰写了很有价值的著作，遂使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中国史学近代化的主流。 cz0WDV7NIl0aD9NJXXO8yy8SdBC2zoI5HLte3wiZxW5KAeNC50f6NPEKqg87pJl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