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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洋艘征抚记》成书和流传时间都在鸦片战争结束不久。当时没有署上作者魏源的姓名，各传抄本内容相同而书名小异，作《夷艘寇海记》或《夷艘入寇记》等。光绪四年（1893）上海申报馆将之收入《圣武记》排印出版，篇名改为《道光洋艘征抚记》。因其内容记载鸦片战争始末，与探索清朝盛衰历史的《圣武记》有所不同，故人们仍常视为单独著作；一般也就称为《道光洋艘征抚记》。
申报馆将《征抚记》收入《圣武记》，是对该文作者是魏源的正式确认和第一次公开，这一做法具有权威的性质，决非出于猜度或误传。我们今天仍可找到多项直接记载证明作者是魏源无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夷艘寇海记》前有娄东福桥居士所写的一篇前记，说：
道光丙午夏六月上旬，皖江邓君守之（完白山人之令子，申耆先生之高弟）触暑来访余于石墩馆舍，……行箧中携有邵阳魏氏所纂《夷艘寇海记》二卷。
此书是“邵阳魏氏所纂”，说得明明白白。此外，清末以前确认此书作者是魏源的，还有汤纪尚、葛士濬、朱克敬
等人。许多材料互相印证，说明人们一向认为此书乃魏源所作是可信的。
娄东福桥居士的前记还为成书时间提供了重要证据。道光丙午年即道光二十六年（1846）。可知《征抚记》成书至迟在这一年夏天以前。又据北京图书馆藏抄本《夷艘入寇记》中记事下项是：“二十三年春，伊里布卒于广东，诏耆英往接办。”可知成书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春以后。
判定《征抚记》在鸦片战争刚刚结束就成书颇为重要。魏源在这样的时刻著书揭露投降派罪行，记载战争经过，是在巨大政治压力下采取的勇敢行动。鸦片战争是由于中华民族与西方殖民主义侵略势力发生尖锐矛盾而爆发的。作为这一基本矛盾的一种反映，清朝统治阶级内部抵抗派和投降派也展开斗争。其结果，投降派得势，中国战败。战后，清朝统治集团为了维持其更加腐朽的统治，加上它实际上已经听命于侵略者的旨意行事，因而对一切爱国进步力量摧残镇压，对思想舆论界实行钳制。最突出的事件是对广东人民抗英斗争进行破坏镇压。同时听从英国侵略者的旨意，逮捕处罚抵抗派姚莹等，再次向敢于爱国御侮的人们示威。又悍然起用琦善、文蔚、奕经等人，委以重任，使这些不齿于人民的奸贼一个个重新神气起来。投降派首领人物穆彰阿、耆英内外勾结，狼狈为奸。终道光之世，穆彰阿都是首席军机大臣，权势有增无已，处心积虑排挤陷害进步势力，庇护重用民族败类。耆英签订卖国条约后，又以两广总督、钦差大臣身份包办对外交涉，媚敌有功，官升至内阁大学士，并得到赐紫禁城乘坐肩舆的特殊优遇。当时，尽管东南沿海地区人民群众及部分中下层官吏中抵抗情绪仍相当强烈，但在政府中投降派得势，不准人们谈论国事。《软尘私议》记述当时京城的政治气氛说：
和议之后，都门仍复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即茶坊酒肆之中，亦大书“免谈时事”四字，俨有诗书偶语之禁。
投降派这样钳制社会舆论，是害怕人们揭了他们的老底。私下谈论尚被禁止，著书则要冒更大风险。为了避祸，当时的一些私人著述都不敢署名或不署真名。不但《征抚记》，其他一些记载局部史实的作品，如《英夷入寇纪略》《出围城记》《壬寅闻见略》等也都不署真名或托名。《夷氛闻记》原刻本及传抄本也不具名，直至1937年才由清史专家孟森证明作者是梁廷枏。当时这些作者们所受的政治压力，还可以《中西纪事》的遭遇来说明。《中西纪事》初稿成书于道光三十年（1850），作者本是夏燮，当时却托名“江上蹇叟”。序言说：“两相枋国（指穆彰阿、耆英），防口綦严，珍此享帚之藏，窃怀挟书之惧。”
同样道出投降派钳制舆论的逼人气氛和作者惧祸的紧张心情。又据后序说：某大吏见是编，以为忤时，削其板，其书渐泯。至同治中，才重为印行。道光三十年距鸦片战争结束已经八年，《中西纪事》尚遭此厄运，那么魏源在战事刚刚结束、京城到处大书“免谈时事”的时候著书，而且记载更具体揭露更尖锐，当时所承受的巨大压力就更可想见！
总之，魏源是在鸦片战争这场事变刚一发生之后，就立即记载了这段“活的历史”，当时又处在投降派钳制社会舆论的恶劣环境中，他敢于如实记下投降派卖国等史实，这样的著述勇气确实是了不起的。
《征抚记》以近两万字的篇幅对鸦片战争历史做了简洁、系统、忠实的记述，凝聚着魏源的爱国感情。鲜明的爱憎和忠实的记载在书中得到较好的统一。
它态度鲜明地揭露英国侵略者的罪行，暴露统治集团腐败无能造成战争的失败，痛斥投降派可耻卖国。
马克思曾严厉地谴责英国侵略军在鸦片战争中犯下的罪行，说：“英军作战时那种极端残酷的手段，是和引起这次战争的贪欲无厌的私贩行动完全相符合的。”
《征抚记》一开始摘引黄爵滋奏折，指出烟毒“蔓延中国，横被海内，槁人形骸，蛊人心志，丧人身家，实生民以来未有之大患，其祸烈于洪水猛兽”。并以此证明引起战争的原因是英国进行可耻的鸦片走私贸易，中国严厉禁烟完全正当。英国破坏中国禁烟运动，并屡次武装挑衅，最后以舰船数十艘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书中揭露侵略军所到之处“掳掠焚烧惨甚”。三元里事件就是洋兵“时肆侵掠”而激起广东人民的英勇抗击。侵略军进入长江，“炮声震江岸，自瓜州至仪征之盐艘巨舶，焚烧一空，火光百余里”。
控拆侵略者犯下的滔天罪行。结尾写：
迩者沿海通商，鸦片益甚于前，其据定海及鼓浪屿之夷，且胁官吏，薮逋逃。封豕横门户，绸缪无桑土，直未知所底止矣！
指出签约后鸦片祸害更加严重，侵略者盘踞中国门户，后患无穷，深沉地呼吁人们提高警惕。
《征抚记》揭露统治集团的投降主义和冒险主义造成在战争中一败再败，“承平恬嬉，不知修攘为何事，破一岛一省震，骚一省各省震，抱头鼠窜者胆裂之不暇，冯河暴虎者虚骄而无实”。魏源把批判锋芒直指皇帝和权臣。如写道光反复无常，毫无主见，始而虑骄轻敌，告诉林则徐“不患卿等孟浪，但患过于畏葸”，后又贸然下令停止中英贸易。可是英船一到天津海口，他就将林则徐革职，让琦善负责对英交涉。后来道光对英宣战，可是一闻知侵略者舰船到达镇江，他又吓破了胆，“敕耆英便宜行事”，实际上是委以投降的全权。又写侵略者恐吓耆英、伊里布“诘期交战”时，“诸帅已胆裂，即夜复书，一切惟命”，乖乖地接受全部逼降条款。书中还暴露清朝将领种种腐败情形：情报严重失实，或捕风捉影，虚张声势，或捏奏邀功，推卸罪责；将领贪生怕死，官军临阵脱逃。
此书写作时，琦善之流正在道光、穆彰阿庇护下重新抬头，魏源对他们的罪行更痛加揭露。如写琦善在天津就向敌人献媚，主动提出“重治林则徐之罪”，到广州后，“开门揖盗，自溃藩篱”。当侵略者更加嚣张，日夜准备扩大侵略时，“关天培密请增兵，琦善惟恐其妨和议，固拒不许”。英军乘机进攻大角等炮台，情况万分危急时，“天培遣廷钰回至省城，哭求增兵，阖省文武亦皆力求，琦善置不问，惟连夜作书令鲍鹏持送义律，再申和议，于烟价外复以香港许之”。这些记载不但是对琦善卖国罪行的声讨，也是对整个统治集团奉行的投降路线的有力批判。书中同样深刻揭露奕山、奕经率先冒险，一败涂地之后屈辱投降，最后弄虚作假、讳败为胜的可耻行径。如写奕山“侥幸一试”招致失败后立即现出怕死原形，“避入巡抚署，面无人色”，派余保纯向敌求降，“一切允之，城上改树白旗”。奕经出师，一路游山玩水，沉迷酒色，法纪荡然，“索供应，征歌舞，纵摴蒱，揽威福。苏城流言四起，远播京师”。在浙江大败后捏奏虚报，“张贼势而逭己罪”。英军放弃宁波城北上，奕经竟“以大军逼退英兵、收复宁波入告”，大败又变成大胜。写奕经军中参赞文蔚“弃军宵遁，沿途赏舆夫，赏舟子，惟恐英兵追及”。魏源把这班害民贼的罪恶载入史册，叫他们遗臭万年。
《征抚记》又态度鲜明地肯定和赞扬林则徐及其他抵抗派人物的功绩，反映人民抗英斗争的巨大力量。
林则徐是最遭投降派忌恨的人物，在战争中被革职充军，战后投降派又一齐叫嚷“起衅之由，肇自禁烟”
，把战败责任推到林则徐身上。《征抚记》首先以鲜明态度赞扬禁烟运动，写林则徐对烟害深恶痛绝，“十余年后，岂惟无可筹之饷，抑且无可用之兵”，经过魏源提炼转述的这些话，百余年来已成为人们熟知的警句。对林则徐严拿烟贩、勒令交出走私鸦片等坚决措施，缴烟后他“亲驻虎门验收”、“会同督抚”监视烧毁的认真态度，书中都以赞扬态度记述。其次，写林则徐严密防守的各种措施，如招募水勇，用铁链木筏横截水路要道。一向被侵略者所藐视的水师，经过林则徐的训练，也能两次把寻衅英船击伤。侵略军大队舰船到达中国海面后，因林则徐防守严密，“至粤旬月，无隙可乘”。这与琦善、奕山等辈的可耻表演前后对比鲜明。魏源还肯定林则徐在对外交涉中的见识。如了解外国情形，“刺探西事，翻译西书”；严禁鸦片，但主张正常的国际贸易；坚决抵抗侵略，又主张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师敌之长技以制敌”。书中写林则徐奏请区别对待外商，“遵法者保护之，桀骜者惩拒”，道光却批驳“同是一国之人，办理两歧，未免自相矛盾”，用道光的颟顸衬托林则徐的识见。
魏源肯定和赞扬林则徐坚决抵抗侵略，是对投降派的回击，同时表明他自己反对投降、主张抵抗的进步立场。书中对邓廷桢、关天培、陈化成、裕谦、姚莹等抵抗派人物也予表彰。当时侵略者和投降派一起诬陷姚莹，清廷听从洋人旨意对他惩办，魏源却在书中明白记载事实真相：璞鼎查“讦台湾镇道妄杀其遭风难民”，“时江苏主款官吏方忌台湾功”，“劾台湾镇道冒功”。经查对证明姚莹等原奏英船侵入台湾完全属实，“无功可冒”，清廷却“强镇道引诬以谢洋人”。揭露中外反动派的卑鄙陷害和清廷的奴才行径，伸张了正义。
对待人民抗英斗争采取什么态度，在鸦片战争时期更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奕山之流恶毒诬蔑“粤民皆汉奸，粤兵皆贼党”，并大肆捕杀。《征抚记》揭露了他们的可耻行径，然后以赞颂的笔调记载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
讲和次日，洋兵千余自四方炮台回至泥城淫掠。于是三元里人民愤起，倡义报复，四面设伏，截其归路，洋兵终日突围不出，死者二百，殪其渠帅曰伯麦、霞毕，首大如斗，夺获其调兵令符，黄金宝敕，及双头手炮。而三山村亦击杀百余人，夺其二炮及枪械千。义律驰赴三元里救应，复被重围，乡民愈聚愈众，至数万。
生动地表现出人民奋起、使敌寇丧胆的伟大力量。正当侵略者陷入人民的重重包围、走投无路的时候，“（奕山）遣余保纯驰往，解劝竟日，始翼义律出围回船”。一边是庄严的战斗，一边是无耻的叛卖，字里行间饱含着对投降派的痛恨蔑视。魏源还写过这样的诗句：“前时但说民通寇，此日翻看吏纵夷。”
表达了同样的思想感情。《征抚记》中又引录三元里事件之后广东义民贴出的抗英檄文，警告侵略者“倘再犯内河，我百姓若不云集十万众，各出草筏，沉沙石，整枪炮，截尔首尾，火尔艘舰，歼尔丑类者，我等即非大清国之子民”。并载：“是时南海、番禺二县团勇三万六千，昼夜演练，义律侦知内河已有备，竟不敢报复。”这些表现人民抗英力量的记载，今天读来仍然使人感奋。魏源重视人民抗英力量，在篇末总结反侵略办法中也表现出来，其中重要一条是“义民可用”。
以上两大方面合起来，说明《征抚记》具有鲜明强烈的爱国精神，并且它确实把握了鸦片战争的来龙去脉，记载了最重要的史实。它是对侵略者和投降派的憎的丰碑，对抵抗派和抗英人民的爱的大纛，是近代史开端时期爱国主义的历史名著。由于《征抚记》是一部信史，表达了当时正直人们的共有的思想感情，而且比一般的人了解得更多、观察得更深刻，符合时代的需要，加上它善于叙事、篇幅又短，所以人们不怕触犯时忌，广为传抄。进步的历史著作冲破了当权者的禁止，产生了广泛影响。
关于《征抚记》史实的可靠性问题，姚薇元先生曾以辛勤劳动写了《鸦片战争史实考》一书，根据中英文材料逐段作了考证，并得出结论：《征抚记》是中国关于鸦片战争“最早”和“比较全面的记述”，“确是记述鸦片战争史事的第一等著作”。
可以说，《征抚记》是在事变刚刚过去就为鸦片战争描绘出基本正确全面的图画，以后提供的材料只是在细部上对它作补充修正，而且恰恰证明它在整体上的正确可靠。
拿侵略者和投降派营垒中歪曲历史的记载来做对比，很有助于我们认识《征抚记》的思想价值和史料价值。
1842年伦敦出版了参加过对华侵略战争的英国海军军官宾汉写的《英军在华作战记》。宾汉说，当时英国的“普通人”，“从中国人的立场看这问题，认为这次战役，是由于中国政府，为了挽救人民的道德而禁止鸦片入口所引起的。因而谬称这次战争为‘鸦片战争’，而对于我们（指英国政府）这次出兵是否合乎正义一个问题，也表示怀疑”。宾汉对此大为恼火，于是写书为英国侵略行为狡辩。他胡说引起战争是“大不列颠民族从愚昧而骄傲的中国官吏们的手里所受到的无数的侮辱”，“因中国政府的固执和狡诈的行为，迫使我们不得不对他们加以打击”。
书中到处是歪曲事实，颠倒黑白，对中国人民恶意诽谤。
投降派也要借歪曲历史为自己的卖国行为辩护。投降派干将黄恩彤（此人参加过筹划卖国的《南京条约》和诬陷姚莹、镇压广东人民抗英斗争，终于声名狼藉而清廷不得已将之免职），就是一个典型。他先写过《抚夷论》，宣扬投降理论。同治四年（1865），这个久住山东家中的老投降派仍然感到“世人悠悠众口”的压力，便企图以伪造的历史洗刷自己的臭名声，于是写《道光抚远纪略》，为自己及同伙涂脂抹粉，评功摆好。书中，侵略者烧杀淫掠，胁迫签约，被说成为了“申冤”。强迫中国割地赔款，不是出于其侵略本性，而是因为“西人性胶结难解”，“断难折以空言”。耆英之流媚敌求降，被称赞为“周知情伪”，“洞悉机宜”，“以尧阶干羽化覃海外”，救了江南人民。并继续把引起战争的责任推给林则徐，诬陷姚莹“捏奏冒功属实”。还恶毒诬蔑广东人民“结队横行，骄悍难制”，“见利忘义”，“必不可倚以为用”，充分暴露出他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向侵略者献媚的丑恶面目。
可以想见，如果没有魏源在《征抚记》中作出忠实记载，鸦片战争史将被侵略者和投降派歪曲颠倒到何等程度！两种记载之间的对立，是“直书”与“曲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鲜明对照，也是侵略与反侵略、爱国与卖国、抵抗与投降之间的斗争在史学领域的反映。在今天，鸦片战争这段历史仍是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份教材，每当我们重温当年外国资本主义野蛮侵略、腐败的统治集团投降卖国的史实，重温当年人民群众奋起反抗、抵抗派人物为国死难的史实，都会更加激起我们热爱祖国和努力建设强大社会主义国家的崇高感情。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记起魏源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留下忠实记载的功绩。
《征抚记》在思想观点方面的局限性是：第一，魏源看到法、美与英国之间存在矛盾的一面，主张加以利用，有可取之处，但没有看到它们互相勾结进行侵略的一面，其认识是片面的。第二，在防守办法上，他错误地认为“定海孤悬海中，本不必守之地”，事实上舟山乃军事要地，英国海军在战争中就把舟山作为侵略据点。第三，说：“岂特义民可用，即莠民亦可用”，又说“以毒攻毒”，在对待人民上有剥削阶级的偏见。另外，书中有的文字可能在传抄中被改动或增附。如《征抚记》中关于林则徐要外商具结，如有夹带鸦片，船货入官，人即正法的记载中，批评“其令过严”。可是两本《夷艘入寇记》（抄本）文字与之不同，不但没有批评，反而称赞这一做法“词严义正”。
据此看来，《征抚记》那段文字很可能是传抄者改写的。《征抚记》还有八转机说，而各抄本互不相同，有的只有两转机，有的前面已有“粤事再转机”，后又有“粤事第二转机”，混乱不成体例，而凡是去掉讲转机那几句的地方，上下文句则更加联贯，这种情况也可能是传抄者所加。又，《征抚记》卷上“史论”中还说：“林公处横流溃决之余，奋然欲除中国之积患，而卒激沿海之大患。”这与全篇对林则徐肯定赞扬的态度显然相矛盾，究竟是不是魏源原本所有，也似可怀疑。
《征抚记》记载史实也有缺陷。一是有的记载过于简略。如记三元里抗英斗争就不及《夷氛闻记》详细。对关天培、陈化成殉难经过也记得太略。二是疏于考证，有若干比较重要的地方有误，如说道光逮琦善后，英人不敢求琦善所许之香港，实际上英人已在一月之前占据香港；书中谓英兵攻宁波之役，“段永福督后队至，闻风反走”，实际上段曾督军猛攻；又英军接政府训令后，决定侵入扬子江，扼镇江要害，断南北漕运，而《征抚记》却说“国王谕至，令复往天津求埠地通商，故是月退出宁波”，误。其他属于日期、兵员数字、死伤数目、行军里程的误载也有多处。
这些缺陷与《征抚记》的成就相比，当然只居于次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