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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著述，最难的应是写当代史，尤其是在当前事变刚一过去就能把握其来龙去脉，作出及时正确的记载和总结了。著名的例子是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政变记》。这书在政变后三个月内就写成。恩格斯赞誉说：“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当时“这个事变在所有一切人们中间都是只引起过惊异，而却没有被任何人了解”，马克思在“事变刚一发生之后”，就“把图画描绘得如此巧妙，使得后来每一次新的揭露，都只是提供出新的证据来证明这幅画曾是把现实反映得极为真确的。他对当前的活的历史了解得如此卓越，他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把事变的意义洞察得如此明白，这真是无可伦比的”。
引用恩格斯上面的话，并不是要荒唐地硬说魏源具有革命导师那样的洞察力。然而，恩格斯的话却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原则和尺度，帮助我们对魏源在鸦片战争时期写“当前的活的历史”作出恰当评价。第一，魏源著《道光洋艘征抚记》，及时地对鸦片战争经过作了忠实完整的记载，而这样做在当时是触犯时忌、冒着风险的。第二，魏源又撰《海国图志》介绍当时国人迫切需要了解的外国史地知识，并在全书总纲《筹海篇》中认真总结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宣传发挥林则徐“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的进步主张。两者合起来，就是对鸦片战争“活的历史”作了及时的记载和总结，表现出鲜明的爱国思想和历史家严肃的责任心。这不仅曾在史学史上放出异彩，而且就其反应迅速、态度认真等项而言，对今天从事现代史研究者也还具有某种启发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