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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翼著有《皇朝武功纪盛》四卷，三万余言，记平定三藩至大小金川等事件，与《圣武记》一部分内容相同，因此需对两者作一比较。
乾隆对准噶尔部作战时，赵翼以内阁中书身份值军机处，“缮写谕旨，抄录奏折”，对事件有相当的了解；缅甸之役，他“奉命赴滇，参军中幕画”，掌握了直接材料。因此《纪盛》对这两次事件记载具体。《圣武记》有关的两篇记，当是参照赵书写成。
但是，《纪盛》对一些事件的记载在史实上却有严重缺漏。如《平定三逆述略》把一些琐事都写上了，而对吴三桂最后“情竭势绌”“窃帝位以自娱”“潦草礼成”这一重要内容却没有涉及。《纪盛》写乌兰布通战役，只“出师至乌兰布通，大败其众”一句话，无任何史实。《圣武记》却有完整记载，如噶尔丹军先“以万驼缚足卧地，背加箱垛，蒙以湿毡，环列如栅，士卒于垛隙发矢铳，备钩距，谓之‘驼城’”；清军以火器轰击，噶尔丹军“阵断为二”，清军绕出横击，“遂破其垒”，最后噶尔丹溃败狂逃。
所载甚详。昭莫多之役，《圣武记》的记载也具体生动，《纪盛》则只记了个大概。
因此，《圣武记》不仅在规模上、所包括的时间和范围上远非《皇朝武功纪盛》所能比，即就相同的事件而论，《圣武记》所载史实也要完整、充实得多。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魏源写书所依据的材料并不限于诏令、奏议、方略，还大量采用了各方面的著述。
两书的写作目的尤有不同，《圣武记》是为探讨清朝统治的盛衰、总结军事史上的成败得失而写。《皇朝武功纪盛》则是为歌颂皇帝“功烈之隆”。《圣武记》对于清代前期也大加歌颂，而且是形成这部作品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原因之一，但两者仍有显著的区别。魏源歌颂清代前期功业是为了“后王师前王”，让当时的统治者效法他们祖宗的榜样，振作精神，革除腐败，所以他随处注意总结对当时御侮有用的经验教训，因而具有进步意义。赵翼则认为：“铺张鸿庥，扬厉伟绩，臣子职也。”
以颂扬皇帝的“鸿庥”“伟绩”为己责，完全是正统封建史家的庸俗言论。为了一味颂扬，对事实就要有所隐讳，“言胜不言败，书功不书罪”。如《纪盛》记平三藩之役，对顺承郡王勒尔锦等畏缩不前、贻误军机隐而不书，对傅尔丹和通泊惨败之事也根本不提。赵书写于乾隆五十七年，记载了乾隆二十三年统一南疆事，却对乾隆二十七年乌什之变一字不提。这些当然都不是偶然的疏忽。赵、魏二人在见解上有如此重大差别，主要是时代不同使然。赵翼处于清朝极盛时期的末尾，他又以“前翰林院编修官”自居，正统观点和考据学风束缚着他的头脑，他当然看不见潜藏着的社会矛盾，因而写出为皇帝唱赞歌的著作。《圣武记》则酝酿于社会矛盾激化的时期，成书于民族危机的紧急时刻，因而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而表现出爱国主义思想。赵、魏二人时代不同，观点不同，作品也就大异其趣。
《圣武记》本身在史学思想上又有其严重的局限性。（一）它具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和阶级偏见。书名、篇名中“圣武”“开国龙兴”“戡定”“绥服”“靖寇”等等说法，以及书中其他颂扬帝王的语句，都充满着封建气味。魏源揭露了封建统治的腐败，目的还是为了让统治者记取这些“痛深创巨”的教训，“懔朽索、戒持盈，益洪延我丕丕基”
，维护封建制度。他希望再次出现“一喜四海春，一怒四海秋。五官强、五兵昌，禁止令行，四夷来王”
的封建盛世，也是充满封建色彩的不可实现的幻想。他承认官逼民反，对农民起义有某种同情，但又污蔑农民起义为“贼”“寇”“匪”，对残酷镇压农民起义“有功”的将吏，如用“碉堡法”镇压苗民起义的傅鼐，备极赞扬，表明他反对、仇视农民起义的地主阶级立场。（二）书中有多处宣扬迷信思想。魏源说：“帝王之师，恒有天助，……祈天永命，当在承平积累之时，其可转移于大运已去之后耶！”
于是对他所赞同的事件，就附上“祥瑞”，反对的事件，则记有“灾异”。如记康熙出征，“军行瀚海，泉溢刍生”
。又如岳钟琪攻罗卜藏丹津，“追奔一昼夜，士马饥渴，塞外严冻，钟琪祷天，忽涌泉成溪，万马腾饮”
。还记载灾异，如说，萨尔浒之役，明军四路深入，“时蚩尤旗长竟天，慧星见东方，星陨地震，识者皆知其必败”
。嘉庆元年爆发白莲教起义，“是时慧星出西方，长数丈，逾年不灭”
。嘉庆十六年，“有星孛紫微垣，占主兵。越二年，则有天理‘教匪’之变”
。为什么要附会迷信呢？魏源说过：“鬼神之说，其有益于人心、阴辅王教者甚大，王法显诛所不及者，惟阴教足以慑之。”
原来是有意地拿迷信来维护“王教”“王法”。这显然是严重的糟粕。（三）在对待少数民族问题上，魏源有恩赐观点和歧视态度。另外，雍正“改土归流”和乾隆年间对准噶尔的战争在客观上都有进步意义，予以肯定是对的。但是统治者在实行征讨时又都给当地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应该谴责统治者的残暴行为。魏源却没有这样做，他只是无可奈何地归结于“天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