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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探索新综合体的每一进展，都是历史家付出艰苦的劳动获得的。马骕的《绎史》是他一生精力之所萃。章学诚“辨析体例”数十年，才总结出新的编撰原则。近代史家章太炎、梁启超则是在熟悉中国史学演进并且吸取西方近代学说的基础上，才提出编撰《中国通史》的设想的。他们治史的共同特点是：善于吸取传统史学的丰富遗产，而又具有别识心裁，勇于创造。他们探索的收获，代表了一批有作为的历史家辛勤劳动的积极成果，包含着很可宝贵的真理的成分。
这一探索趋势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它是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就历史编纂学的演进讲，这一时期出现了两大特点：一是在中国历史上长期被作为史家之“极则”的纪传体出现了种种流弊，章学诚等的评述，便是历史家观察得出的结论，这就促使人们去寻求改革的办法。二是纪事本末体创立之后，它在叙述史事上具有的优点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因而明清两代作者继出，以至这一体裁的史书也能贯串古今而自成系统，成为编年、纪传之外又一种主要史书体裁，从而为史书编撰提供了新鲜经验。这样，史学的发展必然要向自己提出这样的课题：融合多种体裁的优点，创造出新的综合体裁。这种融合不但必要，而且可能。因为前代史家先后创造的三种主要史书体裁，实际上反映了历史家主要地从某一角度认识和叙述历史，编年体以年代先后为主要角度，纪传体以人物为主要角度，纪事本末体则以事件为主要角度：观察和反映的角度虽有不同，其对象则同是历史过程本身。所以，不同的体裁之间并不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它们之间互相联系互相补充。司马迁创造的纪传体中包含有编年体，袁枢撰《通鉴纪事本末》所用的就是《通鉴》的原文，便是明证。所以，探索新的综合体，实际上是表明史学发展到这一阶段之后，要求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更能显示历史大势，而又能够从多方面反映社会史丰富内容的新形式。马骕等人，就是勇于回答这一课题的有识史家。这一探索趋势不但有利于改进史书的编撰，且又说明史家对于观察和反映历史已经有了新的认识，因而也就具有历史哲学上的意义。
然而由于时代条件限制等原因，问题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马骕的书存在着资料汇编气味太浓的缺点，章学诚重修宋史并未着手，章太炎提出设想之后只写了两篇“别录”
，梁启超修史的实际工作也刚开了头而未能继续下去。这说明这项创新工作虽很有意义又极为艰巨，除了个人的探索精神和编撰技术外，还要有一种贯串全书的进步的历史哲学，需要必要的物质条件。这些史家有一些进步的史学观点，但未能形成足以构成一部新史的历史哲学。马骕和章学诚的思想体系还是封建时代的观点。章太炎和梁启超虽有近代倾向，但也远未建立起一套自成系统的历史理论，因为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是拿不出成熟的思想体系来的，更不用说他们这样的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的人物和过渡时代学者了。我们对于前人不应苛求，但对他们的局限应有正确的说明。此外，创修新史工作复杂艰巨，单靠一人之力不能胜任，梁启超对此深有感受，说这项工作必须“分途以赴，而合力以成”
。
我们今天的史学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为指导的，内容与旧史学有根本的不同，远远比封建史学、资产阶级史学进步得多。但是今天的史学还是要发展的。我们要继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探讨中国历史的规律和丰富内容，同时在形式上要形成鲜明的民族风格，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为此，必须遵循毛泽东同志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和“古为今用”的指示，从传统史学的多样形式中，包括从清代和近代史家探索新综合体的经验中得到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