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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章、梁以前，应先简略说到魏源运用体裁的创造性。魏源向以进步思想家著名，他的史学成就长期被他在思想史上的成就所掩盖。实则魏源所撰《圣武记》《道光洋艘征抚记》《元史新编》等史书，在史学思想上和编撰上都是有成就的；《海国图志》虽以介绍外国史地为主，但作为全书总纲的《筹海篇》及时总结了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因而兼有当代史的性质。魏源具有史识，运用体裁能够根据内容需要灵活变通。《圣武记》是纪事本末体，却又吸收典志体作为补充，书的末尾附有《武事余记》四卷，以记载兵制，发表议论。《海国图志》采用图、志、表、论四体互相配合，是一种独创的综合体，而使分散的材料显出有机的联系，直接为“御侮”提供鉴戒。《元史新编》在体裁上也有别开生面之处，它吸取了纪事本末体的优点，按各个时期将有关的人物合起来记载，如“平西域功臣”“平宋功臣”“开国宰相”“中叶宰相”“末叶宰相”等等。采取这种合传的形式，有利于显示出一个时期主要事件的轮廓。对此，梁启超曾评论说：“其体裁，实不失为革命的。”“如果真要改造（二十四史），据我看来最好用合传的体裁，而且用魏源的《元史新编》那体裁。……就可耳目一新，看的时候，清楚许多，激发许多。”
可见梁启超在体裁上的见解直接受到魏源的影响。魏源的这些做法是近世史家探索新综合体趋势中的一种助力。
章太炎、梁启超二人时代相同，史学思想同有近代色彩，两人还曾通信讨论修撰《中国通史》的体例，在这个问题上关系更加直接。他们是同时致力于探索综合体的新体例。
章太炎于1900年写作《中国通史略例》
，明确地采用章学诚的主张，吸收了纪事本末体的优点而对纪传体加以改造。两年以后，即1902年，他又写信给梁启超、吴君遂等，重申他在《中国通史略例》中提出的主张。这说明：《略例》中提出的设想，不是一时兴之所至，而是他长期探索之后形成的相当确定的看法。《略例》中所列《中国通史》目录由五体构成：
表。有帝王表、方舆表、职官表、师相表、文儒表。
典。有种族典、民宅典、浚筑典、工艺典、食货典等，共十二篇。
记。有周服记、秦帝记、南胄记、唐藩记、党锢记、革命记、陆交记、海交记、胡寇记、光复记。
考纪。有秦始皇考纪至洪秀全考纪共九篇。
别录。有管商萧葛别录、李斯别录、会党别录，畴人别录等，最末为叙录，共二十五篇。
根据这个目录和章太炎所作的说明，有三点应予特别注意。
第一，他修撰《中国通史》的目的，一是为了“扬榷大端，令知古今进化之轨”，一是为了“振厉士气，令人观感”。
这种观点反映出他当时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的立场，同时，也反映出他接受了日本、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学说的影响，所以比起封建史家来具有明显的进步性。编撰体例是为表现这种观点服务的。又应看到，“他所汲引的西方‘进化’学说，只是庸俗的进化论和资产阶级社会学说”
，并不可能对社会历史作出科学的解释。
第二，章太炎在《略例》中明白指出，章学诚主张的兼采纪事本末的方法是“大势所趋”，并且加以发展。上列目录中的十篇“记”，就是吸取纪事本末体的优点设立的。他说：“诸典所述，多近制度。及夫人事纷纭，非制度所能限。然其系于社会兴废，国力强弱，非眇末也。会稽章氏谓后人作史，当兼采《尚书》体例，《金縢》、《顾命》就一事以详始卒。机仲之纪事本末，可谓冥合自然，亦大势所趋，不得不尔也。故复略举人事，论撰十篇，命之曰《记》。”
又说：“犹有历代社会各项要件，苦难贯串，则取机仲纪事本末为之作‘记’。”
他是这样地重视吸取纪事本末体的优点，认为这样做为史书编撰解决了难题，这清楚地说明了章太炎的设想与章学诚主张前后继承的关系，应验了章学诚“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的预言。还应看到，这十篇“记”要叙述有关“社会兴废、国力强弱”的重要事件，诸如秦的统一、唐代藩镇割据、农民起义、民族斗争、中外关系等等，这样来显示历史演进的大势，比起章学诚的办法大有改进。章太炎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加以发展，推进了问题的解决。
第三，对纪传体的利用和改造。目录中的“典”是用以记典章制度，来源于“书志”。“考纪”和“别录”实则同是记人，差别只在“考纪”专记帝王（洪秀全是太平天国的“天王”）。两者来源于“本纪”和“列传”，但舍弃了“本纪”作为全书大纲的作用。“表”是用以列举次要的人物和纷繁的材料，来源自明。他说：“有典则人文略备，推迹古近，足以臧往矣。若其振厉士气，令人观感，不能无待纪传，今为考纪、别录数篇。”
可见他在总体上了吸取了纪传体综合的优点，而形成典、记等五体互相配合的体制。
总的来说，章太炎的设想较章学诚前进了一大步。但仅就体裁本身说，也仍然存在问题。究竟是以“记”还是“典”来概述社会大势，他自己并不明确，所以若真要实行起来会有许多困难。至于同是记人还要显示帝王高人一等的做法具有浓厚的封建气味，就更不待言了。
约略与章太炎同时，梁启超于1901—1902年也酝酿写《中国通史》，见于他所写《中国史叙论》和《三十自述》两文。后因卷入政治漩涡而搁置多年，至1918年，他才“屏弃百事，专致力于通史之作”
。不久又因患病和欧游停下。现见于《饮冰室合集》中有关《中国通史》的部分作品，都写成于1920年，计有：《太古及三代载记》，内容仅有《古代传疑章第一》；《纪夏殷王业》，述大禹功绩，按其内容应为《太古及三代载记》的一部分；《春秋载记》，六章，末附《春秋年表》；《战国载记》，六章，末附《战国年表》；《志语言文字》
；《志三代宗教礼学》。以上各篇收入《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三至四十九。另外，《志三代宗教礼学》篇后附有《原拟中国通史目录》，分为三部，共列有朝代篇、民族篇、地理篇等三十一个篇名。
值得注意的是，将《太古及三代载记》等篇内容与《原拟中国通史目录》相对比，除了《志语言文字》与目录中《语言文字篇》相合外，其余各篇都是这份目录所包括不了的。这说明，这份《原拟中国通史目录》并不能代表梁启超在1918—1920年著述时的设想。1918年，他有一封致陈叔通信，概述他订定的《中国通史》体例，分明是设立“载记”“年表”“志略”“传志”（又称“列传”）四项，这正好与上述三篇“载记”、两篇“年表”、两篇“志”相符。信中说：“所著已成十二万言（前稿须复改者颇多），自珍敝帚，每日不知其手足之舞蹈也。体例实无余暇作详书告公，弟自信前无古人耳。宰平曾以半日读四万言之稿两遍，谓不忍释，吾计凡读者或皆如是也。顷颇思‘先秦’杀青（约端午前可成），即先付印（《传》《志》别行，此惟有《年表》、《载记》、《志略》三种，《先秦》之部都十一卷，冠以总叙一卷，约二十万言也）……”又有致梁仲策信也说：“今日《春秋载记》已脱稿，都百有四叶，其得意可想，夕当倍饮以自劳，弟亦宜遥浮大白以庆我也。”
他经过惨淡经营之后自认为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激动得手舞足蹈和开怀畅饮，两封信中表达的心情比章学诚更为真切。
梁启超的“四体”与章太炎的“五体”有许多相通之处。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简单表示如下：
从总的原则和体制说，两人的设想相当一致。在吸收纪传体与纪事本末体二者的优点以创造新综合体这一点上，两人各自通过努力达到了共同的结论。
“载记”的作用是叙述一个时期的主要事件和历史大势。以《春秋载记》为例，此篇共有六章，先在总叙中说明各章内容安排和撰写意图，说：“先分述数大国国势梗概，次总述霸业消长，与各国交互错综之关系，次述文物制度之迹象，各分节目而时缀以论列，借以揽知大势云尔。其宜专纪者，则归诸列传也。”
以下各章的写法是，既叙述史实，又结合评论历史事件或论述一个阶段总的趋势。在《纪晋楚齐秦国势章第一》的开头便说：“晋楚齐秦，分峙朔南东西四徼，实春秋之骨干，而晋楚尤其脊柱也。此四国者，惟齐自始封即为大侯，余皆微弱不足齿数。……而其后乃皆浡焉以兴，迭为霸长。虽曰人谋之臧，毋亦以越在边远，环其周遭者多未开化之蛮族，非刻意振拔不能自存。及其既已强立，……乘时内向以争中原，则弱小者固莫与抗矣。”
这段话，讲了四国勃兴和争霸的总趋势，让读者先了解这个阶段历史的特点，然后再叙述具体的史实。各个时期的“载记”联接起来，就是从纵的方面叙述历史演进的主张，与章太炎的十篇“记”相比较，有可能叙述得比较系统。再者，梁启超设想的体系是明确地以“载记”为主干，其他“年表”“志略”“传志”都与之相配合。这样安排也比章太炎前进了一大步。
设立“载记”是对纪事本末体的创造性运用。梁启超能这样做，是因为他既能看到纪事本末体的优点，又能看到其不足。他说：“纪事本末体，与吾侪之理想的新史最为相近，抑亦旧史界进化之极轨也。”
又说：“记事本末体是历史的正宗方法。……过去的记事本末体，其共同的毛病，就是范围太窄。我们所希望的纪事本末体，要从新把每朝种种事实作为集团，搜集资料，研究清楚。”
他的“载记”就把范围扩大，力图说明事件之间的联系和历史大势。他用了纪事本末的方法而加以发展，不但跟袁枢的书相比大为不同，对照马骕、章学诚的办法也有了很大改进。对于纪传体史书，梁启超曾经激烈地批评说是“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又说“愈晚出之史，卷帙愈增，而芜累亦愈甚也”
。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对纪传体的长处也有评论：“纪传体之长处，在内容繁富，社会各部分情状，皆可以纳入。”
“纪传体的体裁，合各部在一起，记载平均，包罗万象。……伸缩自如，实在可供我们的研究。”
他设想的《中国通史》的体制，其核心内容，就是既吸取上述纪事本末体的优点，又发挥纪传体这种各体配合、包罗丰富、伸缩自如的长处，而形成新的综合体裁。尽管梁启超远未实现自己的设想，但他的做法和认识却给后人提供了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