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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的马骕是近三百年探索新综合体的第一人。他的史学成就在当时就受到重视，时人号曰“马三代”，顾炎武对他尤为推服。
他在青年时期酷爱《左传》，又认为编年体裁不便于读者对史事的来龙去脉“一览即解”，遂易编年为叙事，将《左传》改编为纪事本末体，成《左传事纬》一书。这说明他早年就重视体裁的运用。以前南宋章冲撰有《春秋左传事类始末》，首创用纪事本末体改编《左传》，但存在分篇立目过于细碎的缺点。《左传事纬》比章书有很大改进，它能抓住春秋时期的主要事件按事立篇，叙事完整联贯，所以至今仍为研究《左传》的学者所重视。此书除正文外，还有附录八卷，内容有“图表”“阅左随笔”“名氏谱”等，以此补充正文叙事的不足。这种做法，包含着吸取其他史书体裁的优点以补充单一体裁所不足的意图，在编撰思想和方法上为《绎史》作了准备。
《绎史》一书创造了新的综合体制。此书是马骕一生精力所萃，共计一百六十卷，分为五部：一为“太古”部，记远古传说时代。二为“三代”部，记夏、商、周史事。三为“春秋”部，记春秋时期史事。四为“战国”部，记三家分晋至秦亡史事。以上一百五十卷，均按事件始末或人物活动分篇记载，是全书的主体部分。最后为“外录”，十卷，有天官书、地理志、食货志、考工记、名物训诂、古今人表等，补充前面四部记载的不足。冠于全书之首还有世系图和年表，也是与正文互相配合。马骕自述其著作主旨说：“纪事则详其颠末，纪人则备其始终。……君臣之迹，理乱之由，名、法、儒、墨之殊途，纵横分合之异势，了然具焉。”
他为自己确定的要求，是既重记事（治乱兴衰、纵横分合的事件）又重记人（人物活动和诸子学说）。显然，倘若只是简单地采用传统史学三种主要体裁中的哪一种，是无法容纳这样广泛的内容的，于是出现了体裁上的突破。清初著名文人李清
为《绎史》作序，盛赞它具有“体制之别创”“谱牒之咸具”等特点，又说“自读《绎史》，然后知天地之大，识宇宙之全”。这段话说得有些过头，但他特别推崇《绎史》体制别创和内容丰富两项，则是很有见地的。
马骕在《绎史》中融合了包括编年体和学案体几种体裁的特点，而从主要方面来说，是吸取了纪事本末体和纪传体二者的优点。前四部大多是记事的篇目，如“夏禹受禅”“商汤灭夏”“武王克殷”“宣王中兴”“齐桓公霸业”“晋文公霸业”等等，记述各个主要历史事件的始末。这说明《绎史》确实具有浓厚的纪事本末体的特色。由于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把它归于“纪事本末类”，并认为马骕此书与袁枢《通鉴纪事本末》都是这一体裁的代表作，说：“史例六家，古无此式，与袁枢所撰均可谓卓然特创，自为一家之体者矣。”这段话，说明了《绎史》在发挥按事立篇、显示历史事件的完整过程方面获得了成功。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作者没有认识到《绎史》所具有的综合众体的特点。
《绎史》吸取纪传体的优点明显地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书中设有相当数量的记人篇目，如“老子道教”“孔子类记”“孔门诸子言行”“子思墨子言行”“列庄之学”“扁鹊文挚医术”“荀子著书”“韩非刑名之学”等，都是用以记载人物活动和诸子学说。还有的篇目记事又兼记人，如“齐桓公霸业”一篇中，重点记桓公得国、桓公会盟征伐等事件，又记述了管仲事功、管仲著书等以作补充。因为齐桓公的霸业有赖于管仲，兼顾记人与记事二者，正有助于窥见这一段历史的全貌。这是糅合了纪传体以人物为中心的优点。第二，更为重要的是，《绎史》在全书布局上采用了纪传体几种体裁互相配合、容量广阔的特点，创造了记事、记人、图、表、书志集于一书的新的综合体裁。正文一百五十卷主要是记事和记人的篇目，也有记载制度的，如“周官之制”“周礼之制”诸篇。正文之前是世系图三十二幅和大型年表，作者也下了很大功夫。世系图中有关春秋战国各国者，既列出各国诸侯的世系，又列出各国公族的世系，并有简要文字作考订说明。年表中，把自共和元年至秦亡为止六百三十五年间的大事逐年列出。“外录”部分的“天官书”“地理志”“食货志”，都是仿照纪传体史书中的书志而设，且又扩大到“考工记”“名物训诂”等，内容更加广泛。
《绎史》还吸收了编年体年经事纬的优点，表现在所有事件和人物都按年代先后安排；吸收了学案体的特点，汇集了先秦诸子活动和学说的材料。《绎史》的缺陷是资料汇编的成分太浓和有的材料抉择不精。但由于它具有独创的体裁，网罗了丰富的内容，所以今天的历史学家仍给以相当高的评价，白寿彝教授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说：“这书在先秦史方面是一部重要的名著。”
马骕作出的尝试促使后人在理论上进行探讨。在他之后约一个世纪，章学诚著《文史通义》，深入地辨析史书体裁的得失，提出了改革史书编撰的方向。据章学诚自述，他为“辨析体例”下了一生的功夫。十五六岁时，他曾想将《左传》加以删节，经他父亲指点后，改为按纪表志传的体裁将《左传》《国语》的材料编成《东周书》，几及百卷。少年儿戏之事，导致了一生治学的路数，“吾于是力究纪传之史而辨析体例，遂若天授神诣，竟成绝业”
。他重视体裁的运用是与重视著述的义旨相贯通的，要根据著述的义旨灵活运用。因此他强调别识心裁，反对墨守成法，这是他辨析体例的重要特点。他说：“吾于史学，贵其著述成家，不取方圆求备，有同类解。”
又说：“知来欲其抉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
毕生探索加上具有卓识，使他能够精到地总结中国传统史学主要体裁的演变和得失，对于历史编纂学的理论作出重要的贡献。
章学诚以纵贯的眼光分析了纪传体一千多年的演变和特点。他认为，纪传体本是三代以后之良法，司马迁发凡起例，具有卓见绝识，纪表书传互相配合，足以“范围千古，牢笼百家”，具有很大的包容量。加上司马迁对体例的运用能够灵活变通，“体圆用神”，不愧是撰述的典范。加上《汉书》《三国志》，都是“各有心裁家学”的上乘之作。降而《晋书》《隋书》《新唐书》等，“虽不出于一手，人并效其所长”。所以能修成有价值的史书。后来的修史者墨守成规，不知根据需要变通，结果史才、史识、史学都反过来成为史例的奴隶，“斤斤如守科举之程式，不敢稍变；如治胥吏之簿书，繁不可删”。“纪传之最敝者，如宋元之史，人杂体猥，不可究诘，或一事而数见，或一人而两传，人至千名，卷盈数目”，简直如洪水泛滥的河、淮、洪泽，祸患无穷。因此他大声疾呼非加以改造不可！这些论述纪传体演变和得失的看法集中见于《文史通义》外篇一《史学别录例议》和外篇三《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二文中。这些话，相当中肯地总结了中国一千多年历史编纂学的一些主要经验教训，贯串着一种历史的分析的眼光，不作绝对的肯定或绝对的否定，强调史学的才识，强调灵活运用。这种识见是当时众多的考据家们所不可企及的。
章学诚还中肯地指出纪传体本身在反映史实上的缺陷。他并不停留在重复刘知幾所说一事数载、前后屡出那些话上，而能够提出新问题。他强调史书的任务是记事。这话似最平常不过，但因为后来的修史者恰恰忘记了这条最简单而最重要的道理，章学诚重申这一点就是有的放矢。他认为评论体裁得失的重要标准就是看它能否恰当地记述史事，以此来衡量，纪传体的重要缺陷是难以反映史事演进的大势。“史以纪事者也，纪传纪年，区分类别，皆期于事有当而已矣。……盖史至纪传而义例愈精，文章愈富，而于事之宗要愈难追求，观者久已患之。”又说：“纪传之书，类例易求而大势难贯。”
明确指出纪传体这一缺点，也是章学诚“辨析体例”的重要创见。归纳起来，章学诚认为，纪传体的长处是容量广阔和便于分类归纳，短处是难以反映史事演进的大势。从编撰思想讲，应该效法司马迁的别识心裁、灵活运用，坚决摒弃后人修史墨守成法、不知变通的弊病。
纪传体不利于反映史事大势这一缺陷，章学诚认为正好从纪事本末体得到弥补。他对纪事本末体的特点有精到的分析，说：“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传，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夫史为记事之书，事万变而不齐，史文屈曲而适如其事，则必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而后能起讫自如，无一言之或遗而或溢也。”
这里强调历史事实本身千变万化，历史著述要与之适应，就必须采用纪事本末体的办法，“按事立篇”，“不拘常格”，“起讫自如”。以前杨万里为《通鉴纪事本末》作序，敏锐地看出这种体裁有利于讲清史事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搴事之成，以后于其萌；提事之微，以先于其明”。章学诚进一步从记述复杂多变的史实的需要来分析这种体裁的长处，所见比前人更为深刻。
章学诚还认为，袁枢著书时只是为了阅读《通鉴》的方便，并未有很深的用意，应该对他的方法加以发挥提高。他还把纪事本末体的来源追溯到《尚书》，且指出所谓《尚书》只是“记言之史”的说法并不正确，这些也甚有见地。《尚书》中《金縢》《顾命》两篇，记事相当完整，已经具有纪事本末的创意。但是章学诚又走得太远，把《尚书》抬到至高无上的地步，说“其于史也，可谓天之至矣”，则又犯了封建时代许多学者总把儒家经典理想化的通病。
基于上述对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利弊的分析，章学诚明确提出了“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作为改革史书编撰的方向。他说：
神奇可化臭腐，臭腐亦复化为神奇。《纪事本末》本无深意，而因事命题，不为成法，则引而伸之，扩而充之，遂觉体圆用神，《尚书》神圣制作，数千年来可仰望而不可接者，至此可以仰追。岂非穷变通久自有其会，纪传流弊至于极尽，而天诱仆衷，为从此百千年后史学开蚕丛乎！今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增图谱之例而删书志之名，发凡起例……
章学诚上述主张的实际内容，就是吸取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二者之所长，形成一种新的综合体。他自认这是为史书的编撰解决了大难题，开辟了新途径。他讲自己于史学“创例发凡，多为后世开山”，主要也是指总结了“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这条原则。当年他已经五十五岁，这一认识是他经过数十年探求才获得的，有如历尽艰辛攀上峰顶忽觉豁然开朗一样，欣喜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如何实现“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章学诚曾有过两种设想。一种办法是采用“纪”“传”“图”“表”四体配合。即保留纪传体原有的“纪”和“表”，去掉“书志”名称，设立包含多种类型内容的“传”并增加“图”。他说：
以《尚书》之义为《春秋》之传，则《左氏》不致以文徇例，而浮文之刊落者多矣。以《尚书》之义为迁《史》之传，则八书、三十世家不必分类，皆可仿《左氏》而统名曰传。或考典章制作，或叙人事终始，或究一人之行，或合同类之事，或录一时之言，或著一代之文，因事命篇，以纬本纪。则较之《左氏》翼经，可无局于年月后先之累；较之迁《史》之分列，可无歧出互见之烦。文省而事益加明，例简而义益加精，岂非文质之适宜，古今之中道欤！至于人名事类，合于本末之中，难于稽检，则别编为表，以经纬之；天象、地形、舆服、仪器，非可本末该之，且亦难以文字著者，别绘为图以表明之。
按这一设想，“纪”仍是全书的纲，“传”则灵活多样，既用来记人，又用来记典章和记事，一律称为“传”，以此吸取纪事本末体的优点，达到改造纪传体的目的。
另一种设想是采用“别录”的办法，即在全书前面标列出一个时代最主要的事件，在每一事件之下将书中有关的篇名注明，以此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他说：“于纪传之史，必当标举事目，大书为纲，而于纪表志传与事连者，各于其类附注篇目于下，定著为别录一篇，冠于全书之首，俾览者如振衣之得领，张网之挈纲。”
总结章学诚“辨析体例”的主张，我们可以得出两点认识：第一，章学诚的具体设想虽有纪、传、表、图和“别录”两种办法之不同，而所体现的意图却是相同的，这就是保留纪传体各体配合的特点，而补充纪事本末体更能显示历史大势的长处。他对“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的原则确信不疑，而这一原则正与马骕《绎史》的编撰意图相符合。从实质上看问题，他们是朝着共同的方向努力的。
第二，两种设想在《文史通义》书中同时保存，又说明章学诚仍然处在探索问题的过程中，还没有最终达到自己满意的结果。他还一再说到他要写《圆通》之篇，在他心目中这是一篇极紧要的文字，要讲“创立新裁，疏别条目，较古今之述作，定一书之规模”
。念念不忘而没有最终写成。这说明：有了一种总的设想之后，要制定出一套严密合理的具体办法来，中间还有很多困难。他还多年计划重修宋史，可是也美志未遂。生活的困顿，“遑遑升斗，终岁奔驰”
，当然不利于著述。但还有别的障碍，他不善于总结出一个时代历史演进的大势。这点在《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中讲得很坦率：“惟是经纶一代，思虑难周，惟于南北三百余年，挈要提纲，足下于所夙究心者，指示一二，略如袁枢《纪事》之有题目，虽不必尽似之，亦贵得其概而有以变通之也。”章学诚的所长在“辨析体例”，而要做到对一代史实“挈要提纲”，他心中无数。必须二者兼备，创修新史才有可能。章学诚欠缺一项，计划也就不能实现。但是他把明瞭一个时代史事的大势列为修史的首要问题，这又是他比起一些修史者高明的地方。
章学诚未能实现重修宋史的愿望，但他主张的“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的原则，却在《湖北通志检存稿》中体现出一些来。他为通志设立六体：纪（皇王纪等）；图（方舆图等）；表（职官表、人物表等）；考（府县考、食货考等）；政略（经济略、循良略、捍卫略、师儒略）；传（篇目最多，计五十三篇）。
六体中，“纪”“图”“表”三项名实自明。“考”则相当于“书志”，只换个名称。四篇“政略”是将某一类有政绩的官员（知府、知县等）的事迹集中记载，跟“传”相区别，是为了避免“官民混同”，反映出一种迂腐的观点。唯“传”一项，则实现了他把记人和记事统合起来的主张。其中有记事的传，如《宋陈规德安御寇传》《嘉定蕲难传》。记人的传又多采用“合传”，如《李时珍尹商宾传》《复社名士传》。
六体的设置虽有不尽合理处，但整个来说则体现了章学诚兼采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二者优点的指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