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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编撰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不是史学发展中毋须重视的枝节问题。任何史学著述都不能离开一定的体裁形式，它是史家所欲表述的观点和内容之所依托，借助它来表现自己多年以至终生的研究成果，借助它达到读者当中而发挥史学的社会作用。体裁形式运用得恰当与否，直接影响到史书内容的深度和广度，直接影响到读者对它理解和欢迎的程度，影响到史书的社会效果和流传价值。历代有识史家无不在重视观点、内容的同时，重视体裁的运用和创新。因此，同一时期有多样的体裁，而且随着史学发展而创造出新的编撰形式，就成为史学史上一种带规律性的现象。中国史学发展到近代，在历史编撰上引人注目地出现了极有价值的探索趋势，这就是近代著名史家章炳麟、梁启超为编撰《中国通史》设想了新的体裁。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设想并非在本世纪初突然地提了出来，而是经过了颇长时间的孕育酝酿，其本源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马骕和18世纪的章学诚。从学术继承关系考察，先有清初马骕撰《绎史》，创造了熔合众体的综合体制，至乾嘉时期，著名的史学评论家章学诚深入地“辨析体例”，提出了“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的主张，并在修撰方志上作出尝试，章炳麟、梁启超才进而提出“新综合体”的设想。马、章、章、梁都是清初以后的史学名家，他们的具体做法虽有不同，但并不是互相孤立的存在，而是具有内在的有机联系，朝着同一的方向努力。他们努力的总方向是：突破原有体裁的限制，创造出一种更能显示出历史演进大势、更能广泛反映社会史丰富内容的新综合体。他们不断探索的趋势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近世学术界对通史新体例的探求，因此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应从马骕和章学诚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