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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章节叙述历史的编纂形式在20世纪初出现和流行，有着极深刻的原因。一方面，是当时的史学家从西方和日本接受了新的历史理论，着意于说明历史的进化和因果关系，因而也从外国学习新的历史编纂方法。另一方面，中国史学的发展也恰好早已提出了改进编纂方法的要求，以利于反映历史演进的大势。章学诚在18世纪末提出了“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
，作为改革史书编撰的方向。他认为历代演用的纪传体存在难以反映史事大势的重大缺陷，“类例易求而大势难贯”
，主张用纪事本末体的优点加以弥补。他对纪事本末体的特点有中肯分析：“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
产生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纪事本末体，由于具有这种因事命篇、灵活变化的优点，就成为近代史家学习西方而从事体裁创新的基础。梁启超就说，“纪事本末体，于吾侪之理想的新史最为相近，抑亦旧史界进化之极轨也”
。纪事本末体会成为参照西方史书体裁创新的基础，这点并不奇怪。因为从实质说，分章节叙述的形式与以事件为中心，二者之间正有相通之处。郭圣铭先生所著《西方史学史概要》“绪论”中说“试看世界各国史籍的体例，最初都是史诗，接着发展为编年体、传记体，其后又发展为纪事本末体”
。将西方分章节叙述的史书形式也视为纪事本末体。因此可以说：学习西方的历史观点和方法是外因，中国史学发展本身提出的要求和业已达到的基础是内因，二者相结合，才产生了这种新的编纂形式。我们看看夏曾佑所著《中国古代史》便可一目了然。
夏曾佑所撰《中国古代史》是一部较早采用章、节体裁，有颇大影响的中国通史著作（只完成上古至隋统一）。在当时，它从内容到形式都使人感到耳目一新。在编纂方法上，他正是把中国纪事本末体的特点，糅合到从外国学来的分章节叙述的形式中。试以书中第二篇“中古史”第一章“极盛时代（秦汉）”为例。这一章前五十节中，绝大多数是按事件设立节目的。其中有专设一节叙述一事的，如“文帝黄老之治”“景帝名法之治”“武帝儒术之治”“光武中兴”“汉第一次通西域”“汉第二次通西域”“汉第三次通西域”；若一节容纳不了一个事件，则分上下两节叙述，如“天下叛秦”“秦亡之后诸侯自相攻伐”“楚汉相争”“高祖之政”等即是；还有用连续六节叙述一事的，如“汉外戚之祸”（一至六）、“宦官外戚之冲突”（一至六）即是。正由于纪事本末体与西方的章节体裁确有相通之处，夏曾佑才能将二者糅合在一起，而达到创新的目的。这就证明：近代新的历史编纂既是受到外国影响出现的，又是对本国原有形式加以改造和发展的结果。它跟传统史学的关系，确是扬弃而不是“摒弃”。
唯其如此，新的编纂形式一产生，当时的学者便竞相效法，且能运用自如，至今流行不衰。40年代以后出现的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多种通史和断代史著作，也是采用这种体裁，叙述中国历史的发展，探索其规律，获得了很大成绩。这个事实再一次有力地证明，学习外国文化必须根据本民族的需要和特点，才能在中国土地上生根，成为我们民族文化有机的组成部分。
对传统的编纂方法做这种扬弃工作的不止夏曾佑一人，恰在同一时期，章太炎和梁启超也都尝试在改造传统方法的基础上创新。虽则他们的工作未臻完成，却同样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总起来说，近代史家在历史观点、治史方法、历史编纂几个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固然是由于学习、输入外国进步文化所取得，同时也是对传统史学扬弃、发展的结果。近代史学是近代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成果，后来又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建立和发展的基础。这些历史经验再次告诉我们：一种文化，一个学科，只有吸收古今中外的优秀成果，才能壮大、丰富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