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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著名史家还有王国维、陈寅恪、陈垣，他们的贡献主要是在研究工作上提出新课题开拓新领域。王国维利用新发现的地下材料考证古史，陈寅恪先生致力研究“中古民族文化之史”和诗文证史，陈垣先生撰成很有影响的宗教史和文献学的著作多种。从治史方法来说，他们都深受乾嘉考证方法的影响，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所谓乾嘉方法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它在史学发展史上有什么意义呢？平心而论，乾嘉学派不仅对近代史家影响很大，还影响到今天，我们应该重视对它的研究。以前较长时间，许多人主要对它持批评态度，即认为：这一时期在整理古籍上做出了成绩，但从学术方向来说，乾嘉学者抛弃了清初顾炎武等人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在清朝文化专制压力下，闭口不谈社会现实问题，走向烦琐考据的道路，是一种倒退。近年来，有的同志则加以褒扬，认为：乾嘉学派是成功的，特别是在治学方法上，乾嘉学派不是单纯为了躲避政治去搞考据的。清代康、雍、乾三世，经济有很大发展，文化也有很大发展，出了一批学者搞汉学，以后达于经、史、地理、音韵等领域，形成学术的繁荣，其成就对我们很有帮助。后来走向烦琐，应由后人负责。两种看法分歧甚大，还须深入展开讨论。我的粗浅看法，两种意见各有其合理成分。同时，对于这个问题还可以从更广的背景来考察。以严密考证为特点的乾嘉学术，是中国文化经历漫长发展过程之后，在一定条件下的产物。从《诗经》《尚书》算起，中国文化发展长达二千多年，各个时代流传下来丰富的典籍，成为后人的宝贵财富，然则也因流传久远，大量存在着古义、古音难懂，记载抵牾，文字衍夺错讹，版本歧异，甚至典籍窜乱散佚、真伪混淆等诸多问题，必须有专门学者从事整理考证的工作，然后宝贵的古代典籍才能被读懂、被利用。早在清代以前的宋代，考证工作已为许多著名学者所重视，就清楚地反映出这一需要。除了司马光专门写《资治通鉴考异》详考各书记载歧异、说明去取理由外，他如王应麟《困学纪闻》、黄震《黄氏日抄》、沈括《梦溪笔谈》、洪迈《容斋随笔》、叶适《习学记言》等书，都涉及考证史事、文字、版本、真伪的内容。经过明代文人空疏不学以至误国的惨痛教训，清初顾炎武力倡求实和致用的学风，到康熙后期，清代考据学逐渐兴起。造成这一时代风气，从学术发展的深远原因说，就是上述整理文化典籍内在的要求，由宋代学者启于前，顾炎武倡于后，至此扩大发展。所以认真说来，所谓乾嘉学术，不是专言文字训诂的“汉学”的复兴，而是开始注重考证的“宋学”的发展。“汉学”实际是“宋学”。康熙以后的时代，恰恰提供了这种趋势得以发展的社会条件。应该说，清朝统治者在两个方面都起了作用。从坏的方面说，是专制淫威逼迫，文字狱迭兴，聪明才智之士被堵死了关心现实政治问题的道路，只好转向学术考证。从好的方面说，康熙之后有较长时间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为学术工作提供了物质条件，从而相继成长出为数甚多的专门学者，竞相著述。乾隆时开四库馆，修《一统志》，纂《续三通》《清三通》，修《会典》诸举，都集合了大批文人参与其事，对整理文献起到提倡作用。此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明末以后士大夫中重视自然科学知识的影响。自徐光启译《几何原理》、李之藻译《同文算指》等书以后，士大夫中喜谈天文历算，形成风气。如：江永著有《慎修数学》八种、《推步法解》，戴震著有《勾股割圆记》、校有《算经十书》，焦循著有《里堂学算记》，钱大昕著有《三统术衍》。这种研习数学、天文的风气对于整个学术界的影响，是训练和讲求归纳、演绎、推理的逻辑方法。因此，治学方法在前人基础上趋于严密，更具科学因素。乾嘉学术的明显局限性，是不注重现实问题，不作总体性的规律研究，并趋于烦琐；它的巨大成就，不但在于对浩繁的古代典籍进行爬梳整理，为后人阅读研究扫除障碍，而且在于形成带有近代科学因素的治学方法。就史学而言，如果研究工作可以分为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话，那么或许可以说乾嘉时代正是微观研究发达的时期，应该承认它在研究方法上是向前推进了。简单来说，这种方法的特点是：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广参互证，追根穷源，运用归纳、演绎、推理的逻辑方法。近代学者王国维等人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这种实事求是的方法，而在历史考证学和文献学方面作出重要贡献。
王国维在乾嘉学者的基础上，形成了“二重证据法”的治史方法，即将地下出土的甲骨金文资料与文献资料作综合印证研究，为古史研究开辟了新途径。故郭沫若说，王国维“承继了清代乾嘉学派的遗烈”，“严格地遵守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是“新史学的开山”。
陈寅恪学识渊博，通晓多种文字，不仅谙熟中国典籍，而且长期在欧美学习和从事研究，采用近代学者所重视的比较研究、民族文化关系、因果关系等观念和方法，因而治史眼光开阔，善于从别人不注意处发现各种记载间的内在联系，揭示出一个历史时期带规律性的大事，所以为学者所推重。陈寅恪对于清代学术有过批评，认为清代“史学不振”，“远不逮宋人”。
这是批评清代缺乏像《通鉴》一类的巨著。然而在治史上，陈寅恪擅长钩稽史料、抉幽阐微，则同样是乾嘉方法的继承和发展。他在有名著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广搜《通鉴》《通典》《隋书》《两唐书》《南齐书》《陈书》《北史》等书中表面互相孤立的资料，发现它们的内在联系，论证隋唐制度主要来源于北魏、北齐，前人认为是主要渊源的西魏、北周，影响反而是微小的。他对所引述的史事，如果有多种记载，他都进行参校比勘。这些正是从乾嘉考证方法承受而来的。这是在更高水平上运用钩稽贯串、追根溯源的考证方法。陈寅恪还有《元白诗笺证稿》一书，则用诗文与历史记载互证的特点甚为显明，无须详述。陈垣曾概述其治史历程是“钱、顾、全、毛”，由发扬清代史家的优良传统到最后找到毛泽东思想。他在新中国成立后致友人书中说：“九·一八以前，为同学讲嘉定钱氏之学。九·一八以后，世变日亟，乃改顾氏《日知录》，注意事功，以为经世之学在是矣。北京沦陷后，北方士气萎靡，乃讲全谢山之学以振之。谢山排斥敌人，激发故国思想。所有《辑覆》、《佛考》、《诤记》、《道考》、《表微》等，皆此时作品（按：指《旧五代史辑本发覆》、《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通鉴胡注表微》等著作），以为振国之道止此矣。”
这是讲他解放前著述中对前代史家的继承和发展。陈垣还熟练地运用了传统史学讲类例的方法，而在文献学上做了总结性的工作。这种方法，宋代史家郑樵就很重视使用，并说：“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
陈垣发展了这种方法，他善于将有用的材料按类区分，归纳出若干问题，然后选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排比说明，并加议论发挥。对类例的成功运用，使他在避讳学、校勘学领域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使之系统化、条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