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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以后，近代史家在历史观上，普遍做到以历史是进化发展的、因果关系在其中起支配作用的理论，作为观察和叙述中国历史的主导思想。这是近代史学较之传统史学的重大进步。中国过去二千年中，长期流行着历史循环论的观点。孟子讲“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邹衍讲“五德终始”，董仲舒讲“三统”循环，都认为历史是一遍一遍地往复循环，而看不到历史运动的进步趋势。客观的历史进程本来是螺旋式的向上的运动，循环论者看不到这种总趋向，只截取其中的一圈，把螺旋误认为循环。“一治一乱”的循环论影响更大，因为这种说法跟中国历代王朝的屡次更迭表面上似相符合。到20世纪初，夏曾佑、梁启超、章太炎等，都在阐述进化史观、批评循环史观方面作出了贡献，尤以夏曾佑《中国古代史》一书的论述最有系统、最有代表性。
夏曾佑把中国历史划分为“三大时代”“七小时代”。自远古至周末，是“上古之世”。可分为两个时期：由开辟至周初，是传疑时代；周中叶至战国，是“化成时代”。由秦至唐，是“中古之世”。可分为三期：由秦至三国，是“极盛时期”；由晋至隋，为“中衰时期”；唐代，为“复盛期”。自宋至20世纪初叶，是“近古之世”，可分为两期：五代、宋、元、明为“退化期”；清代二百六十多年为“更化期”。称清代为“更化期”，尤其寄托着著者深沉的爱国救亡思想。他在书中反复指明：道光以后，外国入侵“运会所遭，人事将变，目前所食之果，非一一于古人证其因，即无以知前途之夷险”
。“此盖处秦人成局之已穷，而将转入他局者。”
这是观察到：自秦以来达二千年、给中国造成种种祸害的“专制政体”，到此20世纪初年，已行将结束，历史的发展将出现新的重大变化。而他著史的目的，就是要把分析历史上之“因”跟造成目前所食之“果”联系起来，以对挽救民族“前途之夷险”有所裨益。
显然上述时代划分，是中国史学史上从来没有提出过的系统的新见解，跟“一治一乱”之类的循环史观有着质的区别。内容的进步与编纂方法上的创新相一致，使《中国古代史》在当时成为一部名著。夏曾佑之所以能够达到这一高度，很重要的原因是他接受了近代欧洲思想家进步的社会学说。他于二十八岁中进士（1890），任礼部职，住在北京。此后十几年，是他学术思想形成的关键时期。他先是潜心研究今文经学，并与梁启超、谭嗣同交往密切，共同热心于变法维新。后于1896年底到天津，与严复等创办《国闻报》，以宣传新学，鼓吹维新变法。这段时间，他通过著名的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倾心地学习吸收西方的进化论学说，大开眼界，思想深深受到启发，自称“学问大进”时期。他在致表兄汪康年信中曾酣畅地表达出他极度欣喜激动的心情。因为，当时他正满怀改革现实、救亡图强的强烈感情，接受了进化论，使他找到了观察历史和民族问题的新的思想武器。他拟写阐述进化论的哲学著作的愿望未付实现，却写成了这部以进化史观为主导思想的历史著作。当时，比严复于1898年出版《天演论》还早两年。可以说，夏曾佑是最早接受严复思想影响的人物之一，《中国古代史》是严复传播西方进化论在中国近代史学首先结出的硕果。
同时，我们还应充分注意到：夏曾佑所阐述的中国历史发展的阶段，是根据历史演进中政治、民族、中外关系、文化等要素综合考察得出的，从内容到语言，都是地道“中国式”的。他以西方进化论学说为主导思想，却没有生搬硬套。这一点确实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我认为，这是由于夏曾佑接受西方进化论学说，确有他深刻研究今文经学的历史变易观点为基础，因而做到融会贯通。这二者怎样联系的呢？在清代，今文经学的历史变易观点，曾经是龚自珍、魏源到戊戌维新派志士要求改革黑暗现实的理论指导，他们用“公羊三世说”来抨击封建专制统治，鼓吹变革和维新，前后渊源相承，成为晚清思想界名噪一时的今文经学派。在更新的思想学说传入以前，他们只能这样做，这是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今文经学具有专讲“微言大义”的传统，易于附会，可借引申经书抒发己见，来为现实政治服务。《左传》和《公羊传》同是解释《春秋经》的，前者属古文学派，注重历史事件、制度、文字训诂，后者属今文学派，注重发挥“微言大义”。董仲舒推演《公羊》家说，提出“《春秋》大一统”“天人感应”“通三统”等主张，对西汉时期以至整个封建社会的政治、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东汉何休总结公羊学的特点，便说“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
。东汉末年，古文经学在对今文经学的斗争中取胜，从此取得儒学的正统地位，今文经学则被视为“异端”，长期遭到排斥，一千多年中消沉无闻。到清代乾嘉时期，学者们钻研古代典籍，及于各个角落，于是公羊学重新被庄存与、刘逢禄提起。从龚、魏开始，今文经学与抨击封建专制统治的社会改革思想紧密联系起来，具有了引人注目的进步意义，从此一发而不可收。至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更将两千年来禁锢人们头脑的古文经典一概指斥为刘歆伪造，并且附会公羊经说提出整套的变法维新主张，与僵死的正统学说对抗，于是今文经学便成为变法维新运动的指导思想。夏曾佑钻研今文经学就在这一时期。如梁启超所述，梁、夏、谭嗣同三人当时是“讲学最契之友”，“曾佑方治龚刘今文学，每发一义，辄相视莫逆”。
问题的实质是：维新派人物面对着愚昧落后的封建思想的顽固抵抗，为了变革，必须找到像今文经学这样既对正统学说别树一帜、又具有儒家经典合法地位的思想武器，加以改造利用。
从龚自珍到夏曾佑都特别重视发挥“公羊三世说”的历史变易观点。最早是董仲舒，他根据《公羊传》有“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哀公十四年）的说法，在《春秋繁露》中提出“三世说”：“《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
何休注《公羊传》，又进一步以衰乱、升平、太平解释“三世”：“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至所闻之世，见治升平。……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
于是，春秋公羊学就具有了历史进化论的色彩。龚自珍、康有为等都大力引申公羊三世说，并赋予它以新的时代意义。龚自珍以“治世、衰世、乱世”来论证封建统治已经腐朽；康有为将“三世说”跟大同理想结合起来，用来论证由君主专制——立宪——共和的历史必然性。在戊戌时期，这一理论为维新派人物所服膺，成为鼓舞他们冒险犯难、与顽固派斗争的精神力量。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夏曾佑充分吸收了春秋公羊学的历史变易观点；以此为基础，他就容易领会西方进化论学者“心通来物”的“孤识宏怀”，并贯通起来，形成独创性的见解。他在书中申明：“自东汉至清初，皆用古文学，当世几无知今文为何物者。至嘉庆以后，乃稍稍有人分别今、古文之所以然，而好学深思之士，大都皆信今文学。本编亦尊今文学者，惟其命意与清朝诸经师稍异。凡经义之变迁，皆以历史因果之理解之，不专在讲经也。”
这就表明：今文经学的历史变易观点，乃是他历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他跟前人又有不同，他将“经义之变迁”即三世说之类，同西方进化史观强调因果关系结合起来，去掉其牵强附会的成分。夏曾佑对于中国历史演进别开生面的系统看法，就是在扬弃今文经学的进化论观点的基础上，吸收外来学说，两者相贯通而形成的。在历史观点方面，以及在历史编纂方面，他确实都做到继承发扬传统史学的好的成分，与大力采用外国的新鲜知识结合起来，这才使《中国古代史》成为近代一部有生命力和有代表性的历史著作。
梁启超、章太炎在这一时期形成的进化史观也都包含对古代历史观点的扬弃。梁启超《新史学》，在论述进化史观时，特意加了一条重要的注解：“《春秋》家言，有三统，有三世。三统者，循环之象也。所谓三王之道若循环，周而复始是也。三世者，进化之象也。所谓据乱、升平、太平，与世渐进是也。三世则历史之情状也；三统则非历史之情状也。”
这里同样发挥了“公羊三世说”，并与西方进化史观相结合。章太炎则从先秦思想家历史观点中吸收思想养料。他讲著史要“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又说“管、庄、韩三子，皆深识进化之理，是乃所谓良史也。因是求之，则达于廓氏、斯氏、葛氏之说，庶几不远矣”。
信中廓氏三人系指廓模德、斯宾塞、葛通哥斯（今译作吉丁斯），都是西方社会学家。《韩非子·五蠹》把以往历史分为“上古之世”“中古之世”“近古之世”，并说：“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这是古代具有进步意义的历史进化观，章太炎认为它跟西方进化史观有相通之处，是有道理的。
进化史观的形成对近代史学有很大影响。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传播以前，进化史观是资产阶级史家比较完整的讲社会历史发展的学说，我们对此应有充分估价。在近代，还有一种观点产生了颇大影响，这就是“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然则这一理论也是在前人学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顾颉刚先生曾多次讲到他的主张跟郑樵、姚际恒，特别是崔述的继承关系。他在《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一文中说：“我的学术工作，开始就是从郑樵和姚、崔两人来的。崔东壁的书启发我‘传、记’不可信，姚际恒的书则启发我不但‘传、记’不可信，连‘经’也不可尽信。郑樵的书启发我做学问要融会贯通，并引起我对《诗经》的怀疑。”
又在《崔东壁遗书·序》中说：崔述《考信录》“把战国、秦、汉间所说的上古、夏、商、西周以及孔子、孟子的事情全部考证了一下，结果推翻无数伪史，又系统地说明了无数传说的演变”。“我们今日讲疑古辨伪，大部分只是承受和改进他的研究。”
这些话确凿地说明：在近代史学上有很大影响的古史辨派的理论，正是建立在对传统史学扬弃的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