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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弃，即对前人的成果批判地继承，是学术进步的普遍原则，也是从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演进中由彼达此的桥梁。一个时代的学者，总要对他所承受的文化遗产作一番区别抉择，舍弃其中陈旧的、与新的时代需要不适应的东西，同时充分吸收其中优良的部分，作为自己创新的基础和凭借。与这种态度对立的是把前人学说简单地抛在一边的虚无主义态度。同是对待黑格尔哲学这一文化遗产，马克思和费尔巴哈的态度就完全不同。如恩格斯所论述的，费尔巴哈是干脆把它抛在一边，马克思则对它实行“扬弃”，“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
。马克思是我们学习的典范。我们对待文化遗产，总是力图自觉地运用扬弃的原则，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当然，近代资产阶级史学家未能达到自觉地运用这个原则；但是他们实际上却对传统史学做了许多批判继承的工作。如最早主张用资产阶级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史的梁启超，尽管曾以激烈批评旧史而著名，但在其史学实践中对前人的成果也是多所继承的。
近代史家对传统史学加以扬弃，有批判有继承，这本来是合乎规律的事。然而历史现象是复杂的，有时容易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我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在20世纪初产生，是同当时一股来势迅猛的学习西方、批判封建主义的思潮相联系的。20世纪初，由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进步思想界为了寻找救国真理，大量介绍西方社会学说，以此为武器，猛烈批评封建主义。梁启超用亲历的感受概述当时情况说：“戊戌政变，继以庚子‘拳祸’，清室衰微益暴露。青年学子，相率求学海外。……壬寅、癸卯间，译述之业特盛。定期出版之杂志不下数十种，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
这讲的是20世纪最早几年的时代趋向。梁启超本人所著《中国史叙论》《新史学》即发表于这一时期，他激烈地批评旧史是“二十四姓之家谱”“相斫书”“墓志铭”“蜡人院之偶像”，存在“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等六大弊端，提出写历史的任务是“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以求得其公理公例”，主张用新史学取代旧史学。此两文影响甚大，成为近代资产阶级史学产生的标志。以上这些史实集中而突出，给人的印象很强烈。而近代史家吸收前人成果的事实则是分散的，有时很不显露，更无明确的理论主张。由是之故，长期来不少人似乎存在一种相当固定的看法：近代史学，从理论到方法都是从外国输入的，它对于传统史学只有批判而无继承。这就涉及几个带原则性的问题：
第一，由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是我国史学演进的一个重要环节。按照“有批判无继承”的看法，源远流长、高度发达的中国传统史学到近代就中断了，近代史学的来源却只有向外国去找。史学工作者总要强调“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难道史学本身的历史联系反而可以割断吗？若果不能割断，那么二者又是如何联系的呢？
第二，近代文化运动的历史反复证明：吸收外国文化要根据本民族的需要、结合本民族的特点，反对生搬硬套、“全盘西化”；对于我国古代文化要批判继承，反对民族虚无主义。近代史学作为近代文化运动的一部分，这一总的规律又怎样体现于其中呢？拿历史编纂来说，自20世纪初“新史学”家采用章节形式叙述历史以来，一直流行了多年而至于今，这种体裁能够对历史作比较系统和全面的叙述，是史学的一大进步。但不少人认为这种形式简单地就是从外国学来的，有的同志还说是“摒弃”了传统的编纂方法才出现的。按这种说法，就很难充分地说明这种体裁为什么能在我们的民族文化中生根。
第三，在今天，批判地继承我们民族丰富的文化遗产，仍然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我们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同样必须从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中吸取营养。近代史学是当代史学的昨天，搞清楚近代史学对传统史学继承的一面，对于我们提高认识，自觉地做好这项工作，当是有所帮助的。
因此，弄清楚这个问题，既是科学地说明近代史学的产生所需要，同时具有理论上的意义。从20世纪初“新史学”倡起，到继起者王国维、顾颉刚、陈寅恪、陈垣等人的史学实践，证明近代史家在尖锐批评旧史学种种弊病的同时，他们对于优良成果也多方面地继承发展。以下从史学观点、治史方法和历史编纂三个方面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