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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近代史学留给我们的深刻启示

以上是对近代史学的发展趋势的鸟瞰。综观近代史学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开辟新境的历程,我们至今仍可真切地感受到其中活跃的生命。近代史学是当今史学的昨天,与今天的史学以至整个文化走向关系极为密切,近代史家所留给我们的启示也格外宝贵。现举出以下明显的几项:

(1)近代史学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紧密,对推动近代社会的前进贡献巨大。《海国图志》《日本国志》《新史学》《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国通史简编》等名著的产生,无不反映了时代的迫切需要。进步史学家当日生活在转折的时代,深刻地感受到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矛盾或问题,以论述、反思历史的形式把它们提到人们面前,寻找解决的办法。时代精神的集注才使这些名著闪现出光彩,具有久远的生命力。近代进步的思想潮流是了解外国、向西方寻找真理,这一方向首先正是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来的,所以这部著作才被梁启超评价为“其论实支配百余年来之人心”。《日本国志》在戊戌维新时期也回答了人们普遍关心的中国如何变弱为强的问题,故当时即有官员称:“此书早流布,省币二万万两。”《新史学》鼓起过20世纪初青年批判封建专制的热情。《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则在革命低潮时期,向陷入苦闷中的青年指明中国社会的发展并不逃脱一般社会发展的规律,同时预示了未来的方向,因此,“对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正象打了针强心剂” 。我国古代优秀史家司马迁等人开创的史学密切联系社会生活的好传统,在近代史家手里大大发扬了。近代史学的演进告诉我们,记载了本民族艰难奋斗历程、总结了前人经验和智慧的优秀史著,是具有多方面社会功能的,它们能够增强人们的民族自信心,激发爱国的热情,使大家更加认清前进的方向,并且可以帮助确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的对策。历史学不是无用,而是大有用处,这门学问有理由要求人们给以更多的关注。

(2)近代史家向我们昭示了不断追求真理、开阔视野、把握机遇的成功道路。陈寅恪曾经形象地将能否把握机遇,跟上学术潮流称为“预流”或“不入流”,他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此古今学术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他是针对敦煌学而言的,但所讲道理,却适用于各时期出现的学术潮流。19世纪末开始的进化论传播,20世纪初批判专制和宣传革命的思想,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和科学,在此前后在学术研究上应用新材料和新方法,以及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上举诸项对于学术界来说,都是提供了开拓新局面的机遇,形成新的潮流。近代史上卓有成就的史学家,无不紧紧地把握机遇,迎流而上。他们注重学习新的理论,应用新的方法,才相继写出很有价值的著作,使一个时期的史学研究提高到全新的水平上。今天的学者也应不断开阔视野,改进研究方法,为学术工作开创出新的局面。

(3)近代史学对于推进文化史的研究有重要意义。自从鸦片战争中,列强的大炮打开了中国紧闭的大门,此后即开始了东西方文化撞击的时代。先进的中国人学习西方的进步思想文化,输入了进化论、民主共和国的理想、近代科学思想和方法,以后是学习和应用马克思主义,一再代表了中国近代进步文化的方向。但中国又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我们的民族曾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中国在近代落伍了,如何在学习西方文化进步东西的同时,发扬本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使二者结合起来,始终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重要的课题。近代史家对此作出肯定的回答,他们批判地继承传统史学中优良的东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之发扬光大。总结这些成功经验,对于推进80年代以来的“文化反思”和确定当前建设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是有积极意义的。

(4)史学研究成果的最后形式是历史著作。史家的观点正确与否,他对于历史问题如何理解,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是否得当,最终都在史书中得到体现。近代以来,在流行“章节体”的同时,还有史家在探求“新综合体”的编撰形式。近年,这种“新综合体”又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在理论上探讨,在实践上创造。寻源溯流,总结前代史家探求史书体例的经验,对于改进今天的历史编撰也将有所裨益。

后面二项,还需要作专题讨论。 c5hEb18VsGRfb+0H4bdzhN//MsESm8ufqWn0o2vThW5nfRR5kWmlvHBMRhxADt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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