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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崛起，标志着史学近代化产生了意义更为重大的飞跃。李大钊是中国最早传播唯物史观的人物。郭沫若则成功地做到将这一崭新的科学理论与中国历史结合起来，对中国历史作出系统的深入的分析，他的名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便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之作。继郭沫若之后，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又先后在通史、社会史、思想史等领域撰成多部具有科学价值的著作。于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中国史学近代化的主流。
李大钊（1889—1927）是史学家，又是革命家。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不久，李大钊出于他的爱国热忱、追求真理的精神和对世界潮流的观察，很快就认清了这一革命代表了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推翻剥削者、成为国家主人的实质，并开始了由革命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1918年7月以后，他连续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重要文章，欢呼社会主义的胜利，说明世界历史已进入社会主义时代，马克思主义指引下的无产阶级革命是20世纪不可抗拒的潮流。1919年，他力图帮助《新青年》杂志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著名论文，第一次向国内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此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宣扬实行一点一滴的社会改良。李大钊立即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以公开信的形式，严厉驳斥胡适的谬论。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指导思想，“我们惟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为实际的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免得阿猫、阿狗、鹦鹉、留声机来混我们骗大家。”而中国的问题，“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建立，李大钊是创始人之一。在此几年间，他在北京大学等讲授《唯物史观研究》《史学思想史》《史学要论》等课程，系统地宣传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它的产生的必然性，它对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争取解放的斗争所具有的指导意义。其中，尤以1924年著成的《史学要论》一书最为重要。这本书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史学概论著作。共分六节：（一）什么是历史；（二）什么是历史学；（三）历史学的系统；（四）史学在科学中的位置；（五）史学与其相关学问的关系；（六）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李大钊论述了一系列理论问题。他提出区分客观历史和历史记载的不同概念。“历史这样东西，是人类生活的行程，是人类生活的联续，是人类生活的变迁，是人类生活的传演，是有生命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进步的东西，是发展的东西，是周流变动的东西；……活的历史，只能在人的生活里去得，不能在故纸堆里去寻。”而像《史记》、二十四史等，“无论怎样重要，只能说是历史的纪录，是研究历史必要的材料；不能说他们就是历史。这些卷帙、册案、图表、典籍，全是这活的历史一部分的缩影，而不是这活的历史的本体”。
这就告诉人们：旧史只是古人以其观点和能力所及留下的一种记载，不等于客观的、真实的历史过程；这客观的历史，有待于现时代的史家用正确的历史观作指导，搜集各种史料去重新认识它。由于历史是人类生活的传演，是有生命的东西，是发展的东西，那么了解以往人类的历程，可以帮助我们认清未来的方向。“过去一段的历史，恰如‘时’在人生世界上建筑起来的一座高楼，里边一层一层的陈列着我们人类累代相传下来的家珍国宝。这一座高楼，只有生长成熟踏践实地的健足，才能拾级而升，把凡所经过的层级所陈的珍宝，一览无遗；然后上临绝顶，登楼四望，无限的将来的远景，不尽的人生的大观，才能比较的眺望清楚。在这种光景中，可以认识出来人生前进的大路。我们登这过去的崇楼登的愈高，愈能把未来人生的光景及其道路，认识的愈清。……一切过去，都是供我们利用的材料。我们的将来，是我们凭藉过去的材料现在的劳作创造出来的。这是现代史学给我们的科学的态度。”
李大钊论述唯物史观在历史学引起的伟大变革，“从来的史学家，欲单从社会的上层说明社会的变革，——历史，——而不顾社会的基址；那样的方法，不能真正理解历史。社会上层，全随经济的基址的变动而变动，故历史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这是马克思的历史观的大体”。
“马克思所以主张以经济为中心考察社会的变革的原故，因为经济关系能如自然科学发见因果律。这样子遂把历史学提到科学的地位。”
因此，李大钊提出要不断“动手改作”历史。“一时代有一时代较进步的历史观，一时代有一时代比较进步的知识；史观与知识不断的进步，人们对于历史事实的解喻自然要不断的变动。”
最后，李大钊号召以唯物史观作指导，把科学地研究历史与争取劳苦大众解放、创造新生活的斗争联系起来，“使我们自觉我们自己的权威，知道过去的历史，就是我们这样的人共同造出来的，现在乃至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
显然，李大钊所论述的这些问题，对于新史学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郭沫若所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近代史家运用唯物史观系统研究中国历史的开山之作。这部名著酝酿和写作于1928年至1929年。当时大革命刚刚失败，郭沫若流亡日本，是处于日本特务监视、生活困难、资料匮乏种种恶劣条件下，发愤写成的。郭沫若把用唯物史观指导研究中国历史同认清革命的前途直接联系起来，他说：“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他要用历史研究驳倒“国情特殊”论，证明“中国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中国人所组成的社会不应该有甚么不同”，要走世界各国共同的道路，以此鼓舞处于困难时刻的国内人民看到未来的光明前途。同时他要探求中国历史发展所具有的本身的特点，谱写“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
为此，他把先进的科学理论的指导同扎实的文献考订功夫结合起来。他继承了清代学者实事求是的考证成果，继承了罗振玉，尤其是王国维研究甲骨、金文的成绩，出色地对旧史料作出新解，熔《诗》《书》《易》中纸上史料，与卜辞、金文中的考古材料于一炉，赋予它们以新的意义，并且上升到系统分析社会生产方式和阶级关系的高度。这样，文献、卜辞、金文这些原来似乎互相孤立的材料，都发生了联系，成为有用的活材料，殷、周时期的社会生产的生活方式也得以重现。前此，李大钊为传播唯物史观作出了重大贡献，并提出改写历史的任务，现在郭沫若继续了他的工作，做到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中国历史结合起来，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作了系统的清理，因此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划时代的著作。此书一出版，立即引起强烈反响。当时的评论就说：“郭沫若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要算是震动一世的名著。就大体看，他那独创的精神，崭新的见解，扫除旧史学界的乌烟瘴气，而为新史学开其先路的功绩，自值得我们的敬仰。”
这一时期，郭沫若在甲骨文字研究、甲骨文分类研究、金文研究和青铜器断代研究等方面也做出出色的成绩，把古器物学、古文字学推向新的阶段。他由于据日译本翻译了米海里斯《美术考古一世纪》一书，吸收了西方近代考古学理论和方法，这对他的卜辞研究和青铜器铭文的分类研究有直接借鉴作用。这又说明，科学无国界之分，研究者要努力吸收世界各国优秀科学成果，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也早就为我们做出了榜样。郭沫若于1937年7月回国参加抗战。在抗战时期，写了大量的史剧、史论，对鼓舞民众的抗战意志和帮助革命事业起到很大作用，《甲申三百年祭》（作于1944年）还被中共中央作为整风文件看待。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问世以后，在三四十年代，影响最大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是范文澜在延安所著《中国通史简编》（著于1940—1941年）。抗战以前，范文澜曾先后在天津、北京、开封各大学任教，著有《群经概论》《正史考略》《文心雕龙注》等书，治学基本上不出考证学范围。抗战爆发，他到了游击区，在火热的革命熔炉中学习马克思主义，使他的学术思想产生升华，自觉地运用唯物史观作指导。在撰成《中国通史简编》之前，他在延安撰有关于古史分期的文章，赞成吴玉章所持殷代是奴隶社会、西周是封建社会的主张。
并在延安中央党校讲《中国经学史的演变》，得到党中央主席毛泽东的肯定。《中国通史简编》共五十六万字，1941年出版上古到五代部分，次年出版宋辽到清中叶部分，是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撰成的中国通史。此书问世之后，受到各解放区干部、群众的欢迎，1947年在上海也终于刊出。这部书，不仅为新中国成立后内容更丰富、水平更高的《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奠定了基础，而且它本身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重要成果。范文澜在此书的“绪言”表明，他的研究工作，要全力总结出唯物史观所总结的人类社会共同规律在中国历史上表现出来的特殊性，避免教条主义和公式化的毛病。通过对历史资料的分析、综合，范文澜对几千年中国历史提出了系统的看法，夏以前是原始社会，夏、商是原始公社逐渐解体到奴隶占有制时代，西周至鸦片战争前是封建社会（中间分为三个阶段）。以后长时期关于中国古史分期讨论中影响很大的西周封建说一派，也就以范文澜为主要代表。这部著作还具有以下四项成就：比较深入而成功地分析和描述各个时代的特色，做到主干清晰，而又有血有肉；肯定人民大众是历史的主人，同旧史将帝王将相作为历史主人的旧做法划清了界限，广泛地叙述历史发展的各个方面，包括重视叙述历史上的科技发明和思想文化，重视古代史与近代史的联贯，深刻地分析近代中国的命运是孕育于明清时期多种社会矛盾和因素演变的必然结果，范文澜所著《中国近代史》（上册）
，大大推动了史学界对这一阶段历史的研究。以往史学界有关近代史著作甚少，有的著作有进步的观点，但篇幅较小，内容单薄，有的则从唯心史观出发，任意曲解史实。范著《中国近代史》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大量占有材料的基础上，通过对历史的系统叙述，恢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本来面目，标志着近代史的研究进入科学的阶段。这部著作深刻地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和清朝的腐败，使中国社会一步步沦入半殖民地的深渊，歌颂了从平英团到义和团等一系列人民斗争的英勇气概，同时有力地揭露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如何成为中国人民解放的绊脚石，从而深刻启发中国人民认清近代以来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革命的目标，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热忱和革命意志。此书的出版，使人们尤其是热血青年受到深刻教育，“许多人因读了范著《中国近代史》而奔赴延安，……发挥了巨大的战斗作用”
。
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也都是在三四十年代做出了很大贡献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拓者。吕振羽（1900—1980）撰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史学专著甚早，在30年代已完成了三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1934年北平人文出版社）；《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1936年上海不二书店）；《中国政治思想史》（1937年上海黎明书店）。在40年代，又完成了《简明中国通史》（第一分册于1941年由香港生活书店出版，第二分册于1948年完成，旋由大连光华书店出版）；《中国民族简史》（1948年大连光华书店）。以上这五部著作都曾几次重印或增订再版，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的撰著是同社会史大论战直接相联系的。1933年，这场有关对中国历史性质和革命道路基本看法的论战再掀高潮，引起了吕振羽极大关注。他很不满意于一些“理论家”们既缺乏正确的理论，又不清楚中国的历史，致使治丝益棼，徒增混乱，因而批评说：“（我）深深的感觉一般中国史研究者——尤其是那些冒充‘辩证论’的‘历史家’们——大多不是如实的在履行着实验主义的方法论，便又陷入了机械论的歧途。结果虽然给我们提出了一些问题，但不曾替我们解决了问题。对历史事实的混淆颠倒，徒然又替中国史蒙上一层新面具。”
又一方面，他对2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疑古过头的风气也甚为不满，认为其结果使古代传说中一些宝贵的史料也被抛弃掉，史前时期无人问津，也无法揭示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故指责他们“不只把中国历史说成支离破碎和漆黑一团，并把它截去一长节，硬说中国的历史只是从甲骨文字等文献可考的商代开始，而且一开始就是有阶级制度和国家权力的时代；说商以前的历史，全系儒家伪托，等等。许多人随声附和，竟形成一股‘疑古’风和‘疑古’派”
。因此他决心加以纠正，填补这一研究的空白。他阐明他研究的目的是：“第一只在给无人过问的史前期整理出一个粗略的系统，引起大家来研究；第二只在说明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和世界史的其他部分比较，自始就没有什么本质的特殊，而是完全有其同一的过程。”
本书的研究说明，吕振羽做到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分析文献与考古材料并结合民族学、民俗学的知识，第一次对我国原始社会史作了初步有系统的清理。他论述了远古居民经历了原始人群居生活、母系氏族社会、父系氏族社会的发展阶段，然后由此进入奴隶社会。这同唯物史观所揭示的人类历史的共同规律是一致的。他还考证出神话传说所反映出的远古居民活动区域与有关文物出土区域大体相一致，关于神农氏和尧、舜、禹神话所指明的时代和仰韶文物所指明的时代大体相一致，这样就为神话传说中反映了原始社会的史影提供了有力证据。故翦伯赞曾评论说：吕振羽的大胆尝试，“把中国历史研究的领域突破了‘阶级社会’的界限，从殷代再提前到无阶级的原始时代，因而把‘历史怀疑主义者’在中国历史上所设定的封锁线也彻底毁灭了。在这一点上，吕振羽对于在中国无阶级社会史的研究上，是尽了一个开辟的任务”
。《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一书，在下述两个方面作出贡献。第一，他根据当时中国地下出土文物史实，认定殷代确已进入奴隶社会，并从财产形态、阶级构成、国家形成过程等项作了全面考察，创立了殷商奴隶制学说。并且，根据考古学界对殷墟出土器物和遗迹的考察，从当时铜器冶炼技术和冶炼场遗址的普遍存在，青铜工艺所达到的水平，得出殷商非新石器或金石并用时代，而是“青铜器时代”的结论。又从文献上关于殷人酗酒成风的记载，以及酒器的大量出土，推论出殷商时期已达到较高的劳动生产率，才提供了多余的粮食，而殷商已达到相当高度水平的文化，也只有在较高的剩余劳动之上才能创造出来，这一切与阶级对立（奴隶主与奴隶阶级的对立）、国家形成的社会发展水平正相适应。故殷商不是氏族社会，而是奴隶制社会。第二，他提出西周是封建社会的观点。认为：周灭商以后，奴隶已被解放，原来殷代国家的土地被宣布为“王有”，封赐给贵族和各级臣僚，他们成为大大小小的封建领主。形成了由天子、诸侯、大夫、士组成的封建领主阶级与被称为“庶人”或“小人”的农奴阶级之间的对立。并论证西周封建制的形成过程大致到宣王中兴时完成。故吕振羽是“西周封建说”的首倡者。关于此书所阐述的上述两项观点的价值，吴泽教授曾评价说：“吕著的可贵之处在于创立了殷商奴隶制社会论和西周封建说。这对中国历史科学的研究有着十分重大建树的意义。”
在《简明中国通史》中，吕振羽对几千年中国历史的进程提出了更深入、更有系统的看法。对商代，他系统论述了“成汤革命”“伊尹放太甲”“盘庚迁殷”“殷纣亡国”等重要历史事件，对当时的战争、家庭婚姻制度、宗教等等都有更深刻的阐述。又进一步论证商周之际是一次革命性变革，而不是一般的改朝换代；并且论述周人如何在殷的奴隶制废墟上建立起封建制度来。此后在修订本中，他补充论述了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西周中央地区在周宣王时完成确立了封建制，东方齐、鲁等国到春秋时才完成，而吴、越、楚等甚至到战国时才完成这一过渡；而且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说明不能仅就发展不平衡中的某一面或部分，便全面地肯定为封建制或奴隶制。书中论述了自春秋开始产生了新兴地主阶级，到战国时便盛行了，并完全取代了领主制，二千年的封建专制政治，即由此树立。对于封建社会后期的资本主义萌芽，也作了较深入的阐述。《简明中国通史》完成后，新中国成立初柴德赓评论说：“直到今天，象这样的通史，还只有本书和范著《中国通史简编》。这两部书在现阶段确实给治史者以新的启示，指示了新史学的方向，是很有功于历史教学的。”
本书的主要观点和独到的论证被视为具有开拓性和创造性，如：“该书对‘西周封建论’的加强，使它的影响更加扩大，更加广泛而深远。”“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提出，和他后来的论证，给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中国民族简史》写作于战争岁月，内容虽然简略，却也具有特色。一是，吕振羽研究民族问题，同加强全国各民族团结、迎接新中国建立后的和平建设，自觉地联系起来。二是，重视“活材料”。作者一向重视了解民族状况，30年代曾访问过广州水上疍民，在延安和到东北解放区后，也常访问和调查少数民族状况，为他的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中，侯外庐（1903—1987）以对思想史有精湛的研究著称，而实际上，他对社会史研究也作出了重要贡献。40年代，他先后出版了四部重要著作：《中国古代社会史论》（1943），《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1943），《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上下卷（1944—1945），《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1947，与杜国庠、赵纪彬合著）。侯外庐在治史以前，曾长期研究、翻译《资本论》，故具有高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他治史以王国维、郭沫若的继承者自任，一是方面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民族化，另一方面重视文献资料的解读、使用，继承前人优良方法，进行正确的训释，为古史研究提供可靠的根据。他的研究工作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色：一是，通过深入钻研经典作家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提出中国古代文明与“古典的古代”（希腊、罗马）经由不同路径，前者是“早熟”的文明小孩，后者是“正常发育”的文明小孩的著名理论。二是，他始终把研究社会史与思想史二者密切结合，做到一方面找到代表各个时期思想家的思想的著作所由产生的时代土壤，另一方面特定的时代也由其所产生的特定思想体系证明了自身的存在。三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形成学派，集众人之长，壮大研究队伍，发展学术成果。
翦伯赞（1898—1968）在三四十年代著有《历史哲学教程》及《中国史纲》第一、二卷。《历史哲学教程》撰成于1938年，主要分历史科学的任务、发展阶段，历史发展的合法则性，历史的关联性，历史的实践性，历史的适应性等几个方面论述。作为一部较早的阐述唯物史观指导下历史科学基本理论的著作，作者在不少地方是做得好的，坚持并发挥了正确的观点和主张。关于历史发展“一般性与特殊性之辩证的统一”问题，作者正确地论述了：历史科学研究两项最主要的任务，一是从复杂的社会现象中“发见那支配人类历史的合法则性”，二是又要运用这一合法则性为指导，“把历史的具体性复现”。“必须从历史发展的一般性和其特殊性的统一探究中，才能复现各民族与各时代的历史之具体的内容。……不仅在从多样性的具体历史中抽出其一般性，而且还要从其一般性中去认识其特殊性。”
又论述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有“反作用性”，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历史的发展，不是唯一的经济的发展，而是经济基础与其所反映的意识形态之在历史上之统一的发展”
。并且对歪曲马克思主义的论调予以驳斥。
翦伯赞还运用唯物史观原理，分析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的性质，认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一方面受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另一方面，又受着国内封建势力的束缚。同时，封建势力与布尔乔亚在其对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上，又同一地有其隶属性，所以中国现阶段的社会，决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我们不能因为在政治上保有形式上的独立性，而遂忽视作为这一政治的基础的经济之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依存性与隶属性。何况政治上的‘独立性’的形式，也并不完整。如关税不能自主，领事裁判权、内河航行权以及内地的外国驻军权等之存在，这一切，都从经济上的隶属反映为政治上的隶属。并且也反映到意识形态上，如许多买办阶级的代言人，到处在歌颂外国资本主义的文化”
。这些见解，在当时讲都是正确而深刻的。《中国史纲》第一、二卷（撰成于1943—1944年），对于远古、殷、西周至秦、汉历史的叙述更有系统了。第一卷为“史前史、殷周史”，在“西周——初期封建社会的形成”的总题目下，分别论述西周封建国家的创立、西周社会的经济构造、西周社会的社会关系等项，对于西周分封制度、农奴制的剥削关系、劳役地租的实行，征引了大量文献及考古材料作论据，故能言之成理。第二卷为“秦汉史”，注重叙述不同时期经济状况、土地制度、社会阶级关系变化的动态过程。分别在“土地所有制的关系之变化与农业”“土地再分配·农民复员与农村关系的恢复”“土地兼并与农民离开土地的过程”“土地分配与农业生产的向上”“土地兼并·赋税·徭役与农民的赤贫化”等题目中，论述秦、西汉、东汉不同时期的土地关系、农民经济地位及社会状况的变化。这一卷的又一特色，是“努力于考古学资料的应用”。作者形象地说：有关秦汉的“考古学的诸发现，他们不知吹送了多少新生命到纪传体的秦汉史之中。由于这些新的史料之发现，从前在文献史料中仅能想象、或不能想象、乃至完全不知道的史实，现在已有若干被具体地显现出来了”
。书中用考古遗址发现等资料说明汉代中西交通的发展，汉皇朝对西域的经营，用汉简的材料证明河西至盐泽的烽燧设施和守备制度，都是很突出的。这两卷还配有大量插图、地图，甚便读者。
经过郭沫若、范文澜这些学者和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披荆斩棘、艰苦努力，到40年代末为止，多种新型的通史、断代史、专史、文物文献和史学理论著作先后撰成。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以其崭新的理论风格、著述的气魄、科学态度和对国家、民族的高度责任感，赢得了大众和学术界同行的尊敬。他们所具有的观察力、创造力，以及在文献资料上的深厚功力，都获得了同行们由衷的钦佩。至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它具有强大的学术优势和影响力，并且为行将到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全国范围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