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西方寻找真理”是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运动的基本课题。20世纪初年，许多爱国留日学生从日文翻译大量介绍西方学者或日本学者的社会科学著作，如梁启超所描述的：“戊戌政变，继以庚子‘拳祸’，清室衰微益暴露。青年学子，相率求学海外。……壬寅、癸卯间，译述之业特盛。定期出版之杂志不下数十种，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 他本人利用和文汉读法阅读了大量近代社会学说的著作，对于西方民权学说、进化论、近代哲学思想、政治学说、法制理论等都有所涉猎，受到深刻影响，自称“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他信奉这些理论，认为它们正是救国良药。因此连续撰写文章，倡导输入西方社会学说，进行了广泛的宣传。

这一时期梁氏撰写的大量论著，涉及西方民权学说、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制理论等，主要有：写于1901年的《霍布士学案》《斯片挪莎学案》《卢梭学案》；写于1902年的《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生计学说小史》《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学说》《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略传》《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写于1903年的《近世第一哲学家康德之学说》；写于1904年的《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其中最有意义的是对孟德斯鸠、卢梭和达尔文学说的介绍。

梁启超论述孟德斯鸠《法意》（当时据日译名称《万法精理》）的巨大贡献在于奠定了近代政法学的基础。在18世纪以前，欧洲政法学基础很薄弱，但凭君主、首相一手把持，无法防止政治的腐败。至孟德斯鸠出，首先提出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三种政体的理论，分别论述其得失，使人们通过比较确定选择的方向。他又创立了三权分立学说，“后此各国，靡然从之，政界一新”。孟德斯鸠又主张法院应废除拷问，设立陪审制度，致使欧美法庭产生了根本变革。他又全力攻击贩卖奴隶制度违背人道，实际上是开后世美、英、俄诸国废除奴隶制的先声。 梁氏又撰《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一文，着重论述《法意》中关于政体论的学说。梁氏介绍说，孟德斯鸠痛陈专制政体之弊，一是“绝无法律之力行于其间”，“以使民畏惧为宗旨，虽美其名曰辑和万民，实则斫丧元气，必至举其所赖以立国之大本而尽失之”。二是“凡专制之国，必禁遏一切新奇议论，使国民颓然不动，如木偶然，其政府守一二陈腐主义，有倡他义者，则谓之为叛道为逆谋”。梁氏还盛赞孟德斯鸠论述共和政体下能出现“人人皆治人”“人人皆治于人”的局面。

梁氏称卢梭的天赋人权学说是使欧洲思想界“风驰云卷”、改变面貌的进步学说。当欧洲中世纪时，等级制度森严，贵族垄断一切政权、教会，平民被视为奴隶，专制统治更视为是天生合理。卢梭打破了这种视等级秩序、专制主义为天经地义的观念，首倡人生而平等，生而应当享受充分的权利，这是天赋的权利，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梁启超指出：卢梭著《民约论》申述这一学说，称国家的成立，是由人民合群定约，依靠群体的力量保卫公众的生命财产。在公众充分的自由意志的基础上，自愿定约，自愿立法，自己遵守。“故一切平等，若政府之首领及各种官吏，不过众人之奴仆，而受托以治事耳。”这种人人生而平等的主张彻底摧毁了中世纪贵族压迫平民的理论，梁氏形容卢梭学说所产生的震天动地的作用：“如平地起一霹雳，如暗界放一光明。”由于《民约论》的传播，十余年后便爆发了法国大革命，此后欧洲各国革命也相继发生。 为了使国人对卢梭学说有更多的了解，梁氏撰有《卢梭学案》，文中着重论述了如下几项：

一、民约的精髓在于保证公众享有自由权利。“必人人自由，人人平等，苟使有君主臣庶之别，则无论由于君主之威力，由于臣民之好意，皆悖于事理者也。”订定民约之后，若有利用获得高位役使众人，即便众人甘心崇奉，那么这时民约的价值全部丧失，这个役使众人者就是独夫，而不是公众的首领。

二、保持国民固有的自由权，是人生一大责任，凡是“人”，就必须尽到这个责任。“盖自由权之为物，非仅为铠胄之属，借以蔽身，可以任意自披而自脱之也。”放弃了自由权，就等于否定了“人”的本身。

三、国家的权力属于众人，而不能属于一个人或少数人。公众主权的体现，就是众人共同制定的法律。这种法律是“公意”决定的，它所代表的是现时国民的意志，如果法律与后代国民的意志不相符合时，就不能称之为“公意”。到那时，就可以由全国公众讨论对法律进行修改。梁启超说：“由是观之，则卢梭所谓公意，极活泼极自由，自发起之，自改正之，自变革之。日征月迈，有进无已，夫乃谓之公意。且公意既如此其广博矣，则必惟属于各人所自有，有而不可属于他人。”

四、若一国民众相约拥立君主，公众也就丧失了作为国民的资格，这个国家的主权立即消亡。一国的制度，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个部门，这些机关官员都是受国民托付办事，国家的权力，始终属于公众所有。

正当20世纪初年国内人民更加认清清朝专制的昏庸、腐败、革命思想逐步高涨的时刻，梁启超所介绍的卢梭“天赋人权”学说，无疑起到巨大的教育作用，使更多的人认识封建制度是公众的对立物，把它推翻是应乎天而顺乎人的，因而促使更多的人转向了革命。

梁氏还以充沛的热情，赞誉达尔文进化论学说在整个思想领域以至社会生活中所引起的巨大变革，并且反复强调以进化论学说激发国民发愤自强、摆脱在国际激烈竞争中落后的命运，争取民族光明的未来。他指出，进化论引起了人类思想的一场革命：“达尔文者，实举十九世纪以后之思想，彻底而一新之者也。是故凡人类智识所能见之现象，无一不可以进化之大理贯通之：政治、法制之变迁，进化也；宗教、道德之发达，进化也；风俗习惯之移易，进化也。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也。……此义一明，于是人人不敢不自勉为强者为优者，然后可以立于此物竞天择之界。无论为一人，为一国家，皆向此鹄以进。”“虽谓达尔文以前为一天地，达尔文以后为一天地可也。”并且预言进化论学说“将磅礴充塞于本世纪而未有已也”。 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中，他进一步总结说：“伟哉近四十年来之天下，一进化论之天下也！唯物主义昌，而唯心主义屏息于一隅，科学盛而宗教几不保其残喘，进化论实取数千年旧学之根柢而摧弃之翻新之者也！” 他撰写《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略传》，介绍天演学说要点和这位思想家、科学家的生平，着眼点即在向国人传播有关天演学说在西方各国思想界引起巨大变化的信息，并以此激励人们挽救国家的危亡，故说：“今所以草此篇之意，欲吾国民知近世思想变迁之根由；又知此种学术，不能但视为博学家一科之学，而所谓天然淘汰优胜劣败之理，实普行于一切邦国、种族、宗教、学术、人事之中，无大无小，而一皆为此天演大例之所范围，不优则劣，不存则亡，其机间不容发。凡含生负气之伦，皆不可不战兢惕厉，而求所以适存于今日之道。”

总起来说，梁氏介绍西方近代社会学说，自然比不上严复那样深刻、系统，影响也无法与严复相比。但梁氏对此项的贡献决不可低估。一是梁氏用浅显易懂、富有吸引力的文字介绍西方学说，且是在报刊上及时发表，读者面甚广。二是梁氏是有意识地运用他所接触的西方进步学说来分析中国的现状和历史。《中国积弱溯源论》中对封建专制的批判，明显地用孟德斯鸠的学说作武器。这种运用西方近代学术观点以分析中国历史、文化的特点，同样体现在梁氏的其他论著之中，此项是梁氏学术上的重要特色，很值得我们注意。 O8vBY+5cPA73aOyRmLfk5I5AY1a+XWRVFdC3glOoTWvahPC5BpCRXyxAeR3j/6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