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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年，近代启蒙思想家都曾一再严肃地提出正视国民性弱点的问题。梁启超对此有不少重要论述，强调提高国民素质，成为近代思想家论述“改造国民性”之嚆矢。
《中国积弱溯源论》中他专辟一节，论“积弱之源于风俗者”，即是对于国民性弱点的集中解剖。他认为，国民中存在的劣根性是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之一，其表现是：奴性；愚昧；为我；好伪；怯懦；无动。奴性的养成，固然可归因于“民贼”（专制皇帝）历来以奴隶对待人民，同时也由于从高官到庶民层层形成对上谄媚对下欺压的风气，互相仿效而来。最高一层，拥有高官厚禄、居于权势地位的大官僚，便是最精通讨好奉迎、奴性十足的人。对上献媚取宠，必然对下骄横暴戾。州县官视百姓为奴隶，而对道府以上官员则自居于奴隶；道台知府视州县官为奴隶，而对总督巡抚则自居于奴隶……“是以一国之人转相仿效，如蚁附膻，如蝇逐臭”。乡下百姓，更视官吏如天帝，望衙门如宫阙，奉缙绅如神明。如果亲到京都，则满目皆是卑躬屈膝、奉迎钻营的官吏、士人，“见其昏暮乞怜之态，与其趑趄嗫嚅之形”，更令人感到可羞可悲可叹！文盲占国民的大多数，读书识字的人也大多对富国强兵之道昏暗无知，更不用说了解世界事务。国民中又缺乏尚武精神，误以“宽柔忍让”“犯而不校”等为信条，风俗浸染，成为痼疾，“以冒险为大戒，以柔弱为善人，至有‘好铁不打钉，好子不当兵’之谚”。
若不革除这种怯懦退让之习，处于今日“生存竞争最剧最烈、百虎眈视万鬼环瞰”之世界，如何能使国家自立？！“无动”，是指不求进取、墨守成规的风尚。梁启超斥责老子所说“无动为大”是“千古之罪言”！由于国人向来以老成持重为美德，实则是扼杀改革、奋进的精神，凡事都要“依成法”“查旧例”，结果是使举国之人“如木偶，如枯骨，入颓然不动之城”。“是故污吏压制之也而不动，虐政残害之也而不动，外人侵慢之也而不动，万国富强之成效，灿然陈于目前也而不动，列强瓜分之奇辱，咄然迫于眉睫也而不动。”
梁启超认为，以上种种恶劣气习，千百年来互为因果，在国民中根深蒂固，造成民气不振，无所作为。不振刷国民的精神，国家就无法摆脱任人宰割的命运。
以后，梁氏又撰写《论中国国民之品格》一文，对比欧美先进国家国民性的特点，对上述六种弱点作进一步的分析，归纳为四种落后性：一、爱国心之薄弱；二、独立性柔脆；三、公共心的缺乏；四、自治力欠缺。呼吁全国民众“培养公德，磨厉政才，剪劣下之根性，涵远大之思想”，从而“蓄扩其势力，发挥其精神，养成一伟大国民，出与列强相角逐”！
剖析国民性，目的是要改造它，注入新理想、新道德和创造的活力，以培养国民的元气。梁氏于1902年撰成著名的《新民说》，共分二十节，分别从新民的意义和途径、论公德、论国家思想、论进取冒险、论权利思想、论进步、论合群等角度加以论述，提出了许多极有价值的进步见解。
梁氏首先强调：国家富强直接依赖于民众的觉悟和能力，故迫切要培养出符合时代需要的“新民”。“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未有四肢已断，五脏已瘵，筋脉已伤，血轮已涸，而身犹能存者；则也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故欲其身之长生久视，则摄生之术不可不明；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他又论述国家政治状况与民众的关系，说：“西哲常言：政府之与人民，犹寒暑表之与空气也。室中之气候，与针里之水银，其度必相均，而丝毫不容假借。国民之文明程度低者，虽得明主贤相以代治之，及其人亡则其政息焉，譬犹寒冬之际，置表于沸水中，虽其度骤升，水一冷而坠如故矣。国民之文明程度高者，虽偶有暴君污吏，虔刘一时，而其民力自能补救而整顿之，譬犹溽暑之时，置表于冰块上，虽其度忽落，不俄顷则冰消而涨如故矣。”因此，要“新国家”“新政府”“新制度”，则第一要务是“新民”，提高国民的思想与能力。具体途径则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所谓“淬厉其固有”，是要求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提炼出新思想、新精神。“譬诸木然，非岁岁有新芽之茁，则其枯可立待；譬诸井然，非息息有新泉之涌，则其涸不移时。”所谓“采补其本无”，是迫切要做到“博考各国民族所以自立之道，汇择其长者而取之，以补我之所未及”，
并且要能使发扬本民族传统中优良的东西，与吸收外来富强之道，二者“调和”，即融合起来。“故吾所谓新民者，必非如醉心西风者流，蔑弃吾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以求伍于他人；亦非墨守故纸者流，谓仅抱此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遂足以立于大地也。”
则可以说是对近代中西文化冲突和如何建设新文化问题的具有卓识的表述。梁氏具体分析欧美先进国家国民品格的长处：具有竞争、进取意识；参与政治的能力强，有议会制度，人人参预政权，集众人的意志为公意，有独立自强之风，重视应享的权利，坚忍不拔。他认为这些优良的品质，正是我们应该吸取的东西，因此重点论述了“国家思想”、“进取冒险”精神、“权利思想”等项。
关于培养“国家思想”，梁氏认为有四项具体的体现：一、认识国家利益在个人利益之上；二、区分朝廷与国家，非国家无以自存，不做一家一姓之奴隶；三、遇外敌侵略，要热爱国家、坚决抵抗，不能出卖主权；四、当今面临世界范围的竞争，要力求本国的自立、发展。惟全体国民养成国家思想，人人忠于国家，才是自立自强的保证：“勿谓广土之足恃，罗马帝国全盛时，其幅员不让我今日也；勿谓民众之足恃，印度之土人，固二百余兆也；勿谓文明之足恃，昔希腊之雅典，当其为独立国也，声明文物甲天下，及其服从他族，萎靡不振以至于澌亡。”
关于培养“进取冒险”精神，梁氏认为应以欧美民族的杰出人物为楷模，举出哥伦布、马丁·路德、麦哲伦、彼得一世、克伦威尔、华盛顿、拿破仑、林肯、玛志尼等人敢于冒险犯难，创建不朽功绩，赞颂他们：“道天下所不敢道，为天下所不敢为，其精神有江河奔海不到不止之形，其气魄有破釜沉舟一瞑不视之概。其徇其主义也，有天上地下惟我独尊之观；其向其前途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志。”
拿中国人的观念相比较，由于数千年来蒙受老子“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等谰言的毒害，而孔学的积极方面尽被抛弃，片面拾取具有消极意义的说教，造成进取冒险精神“澌灭殆尽”，一国之人，“有暮气而无朝气”。为了唤起中国人奋发向上，梁氏分析进取冒险精神的深厚来源，是生于对未来的希望，生于对事业的热诚，生于智慧和胆力。梁氏明之以理，动之以情，热切地呼唤中国人彻底改变暮气沉沉的气习，振奋无畏的精神，并且能涌现出像哥伦布、华盛顿这样的杰出人物。
关于“权利思想”，梁氏也有深刻的论述。他引用德国近代学者伊陵耶所著《权利竞争论》的原理，论证有权利思想，才能引起竞争，推动社会进步。“人人务自强以保吾权，此实固其群、善其群之不二法门。”并且极其形象地以古代希腊正义之神“左手握衡、右手提剑”的造型来说明：衡是用来衡量权利的轻重，剑是用来保护权利之实行。“有衡无剑，则权利者亦空言而卒归于无效。”梁氏论述了对内和对外两个范畴的权利。对内的权利，指实现国民内部平等权利，如此才能促进本国“平和完美之新法律”出现；对外的权利，是指保卫国家主权不受侵略，即使一方里土地被侵占，也要起而抗争，因为这是争国家之权，“岂知一方里被夺而不敢问者，则十里亦夺，百里亦夺，千里亦夺，其势不至至全国委于他人而不止也。而此避竞争贪安逸之主义，即使其国丧其所以立国之原也”。并认为要争取中国与欧美列强各国之平等，“必先使吾国中人人固有之权皆平等，必先使吾国民在我国所享之权利与他国民在彼国所享之权利相平等”。
这是对于二者辩证关系的精到的见解。
《新民说》中“论进步”一节，尤为脍炙人口的名篇，对于中国人千百年来迷信上古时代的复古倒退观点和弥漫于上下的保守意识，作了透彻的批驳。梁氏指出，由于这种错误观点流行，造成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的政治、制度、学术处处演出“凝滞”的现象。他从多方面探究形成中国人顽固的“保守”习性的病根。一是因长期“大一统”观念起支配作用，缺乏竞争意识，不像欧洲那样，列国并立，不竞争则无以自存，“其所竞者非徒在国家也，而兼在个人；非徒在强力也，而尤在德智。分途并进，人自为战，而进化遂沛然莫之能御”。
二是周围“蛮族”环绕，交通困难。由于周围都是文明程度低的少数民族，故造成自大、内向的封闭意识；又为抵御游牧民族对中原地区的袭扰，故亟力于保守中原地区固有的文献、传统。三是因为二千年来处于专制政治之下，统治者视天下为一家之私产，把人民当作奴隶以至盗贼。人民自由的权利历久受到桎梏、残贼，“窒其生机”。四是因儒家学说定于一尊，“强一国人之思想使出于一途，其害于进化也莫大。”历代专制皇帝以缘饰儒术以束缚人民，造成思想界极度消沉。梁启超以欧洲中世纪黑暗时代相比，说：“中世史则罗马教皇最盛之时也，举全欧人民，其躯壳界则糜烂于专制君主之暴威，其灵魂界则匍伏于专制教主之缚轭。故非惟不进，而以较希腊罗马之盛时，已一落千丈强矣。今试读吾中国秦汉以后之历史，其视欧洲中世纪何如！”
既然专制制度成为国家前进的严重障碍，中国要进步，就要摧毁专制统治，要敢于破坏！这是梁氏当日思想趋于激进的表现。他提出：“吾请以古今万国求进步者独一无二不可逃避之公例，正告我国民。其例维何？曰破坏而已。”“人群中一切事事物物，大而宗教、学术、思想、人心、风俗，小而文艺、技术、名物，何一不经过破坏之阶级以上于进步之途也！”又认为：“破坏既终不可免，早一日则受一日之福，晚一日则重一日之祸。”且破坏并非盲目蛮干，而是“有意识之破坏，则随破坏随建设”。梁氏又说，处于顽固势力严重阻碍中国进步、“蠹大多数人而陷溺之”的情势下，新生力量必须勇敢地冲破阻力，“凿榛莽以辟之，烈山泽而焚之”。就好比医生治病，“肠胃症结，非投以剧烈吐泻之剂，而决不能治也；疮痈肿毒，非施以割剖洗涤之功而决不能疗也”。如果害怕耗亏、畏惧苦痛而不敢施以治疗，那么疾病将“日增而月剧”，而最后“非至死亡不可”！
这些言论，与20世纪初革命派宣传革命的一些言论是很接近的。不过，梁启超并没有更深刻认识以革命手段推翻清朝统治的必然性，因而只是一度激进而已。
《新民说》中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在“论生利与分利”一节中，他运用西方近代政治经济学原理，论述国之兴衰，视总资本、总劳力是否增殖这一观念。所谓“生利”，指资本与劳力的投入能实行扩大再生产；所谓“分利”则相反，消耗社会财富。中国众多的官吏、幕府、八旗子弟和其他纨绔子弟、食客、游民、骗子、赌徒、妓女等等，都是消耗社会财富的阶层，食之者众，生之者寡，是国家衰弱的原因之一。中国要强大，必须把资本、劳力集中在前一项，广开生财之道，不断增强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