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从事启蒙宣传工作范围广泛，主要包括四个方面：批判封建专制；剖析中国国民性的弱点；大力传播西方近代思想文化；倡导史界革命、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

梁启超对封建统治罪恶的揭露，有一个发展过程。戊戌以前，他批判的范围还主要限于封建官制和官场风气等。到日本后，由于学习了西方民权学说，他进一步认识到封建专制制度是造成中国衰弱落后、民族遭受灾难的祸根，他的批判锋芒因而对准专制政体及其利用来毒害人民的腐朽意识形态，并且自觉地把倡导民权思想作为始终不渝、不可动摇的目标。

发表于1901年的《中国积弱溯源论》一文，集中地、尖锐地对封建专制制度的祸害展开批判。梁氏认为，造成中国衰弱的根源之一，是“不知国家与国民之关系”。本来国家的主人，是一国之民。中国历史上却完全颠倒过来，认为君主至高无上。“盖我国民所以沉埋于十八层地狱，而至今不获天日者，皆由此等邪说，成为义理，播毒种于人心也。数千年之民贼，既攘国家为己之产业，絷国民为己之奴隶，曾无所于怍，反得援大义以文饰之，以助其凶焰，遂使一国之民，不得不转而自居于奴隶，性奴隶之性行奴隶之行。”“有国者仅一家之人，其余则皆奴隶也。”梁氏愤怒地指斥数千年专制统治的根本出发点，即在于“以国家为彼一姓之私产，于是凡百经营，凡百措置，皆为保护己之私产而设”，这是专制政体罪恶的总根源！为保护一家一姓之私产，专制统治者从来把民众视为压迫、防范的对象，“但使能挫其气，窒其智，消其力，散其群，制其动，则原主人永远不能复起”。封建专制制度延续时间越长，统治者所编织的束缚钳制人民的政令法术越来越严酷，“千条万绪而不紊其领，百变亿化而不离其宗。多历一年，则其网愈密，多更一事，则其术愈工”。至清朝所施行的一套制度、法术，已使专制统治的巨网达到高度强化的程度。此乃积累了“几百千万枭雄阴鸷、敏练桀黠之民贼”， 经过他们煞费苦心的算计谋划，而至集大成的程度，对于民族祸害更加酷烈，已使国家濒于灭亡的危险境地，务必使人们对此有共同认识而摧陷廓清之。

因此，梁氏举数千年来专制统治视为天经地义的各项制度设施，无不分析其压制、奴化以至敌视人民的实质，而加以痛切的批判。他总结专制统治者统治、奴役人民有四种法术：驯之之术； 之之术；役之之术；监之之术。所谓“驯之之术”，是指严重窒息士人思想的科举制度、考据学风和理学空谈这一整套的封建意识形态，揭露它们毒害人民思想的实质。梁启超引用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和日本维新思想家福泽谕吉的话：“专制君主之国，其教育之目的，惟在使人服从而已。”“支那旧教，莫重于礼乐。礼也者，使人柔顺屈从者也；乐也者，所以调和民间勃郁不平之气，使之恭顺于民贼之下者也。”梁启超认为，封建皇朝实行的科举考试，就是训练人们恭顺于民贼之下的工具。他举出两个专制皇帝的言论：明太祖制定八股文考试的办法，就满意地说：“天下莫予毒！”清雍正帝时，下诏禁满人学八股说：“此等学问，不过笼制汉人。”可见，科举考试，同秦始皇焚书坑儒一样，目的是为了愚弄人民，不过手段更加巧妙罢了。结果是造成一批又一批不懂经国治世事务、毫无办事能力、只是对于统治者来说没有危险的庸才。梁启超生动地形容八股士人是只会摇头搔首背诵科举范文的“歌匠”，或是终日埋头练习小楷、讲究点撇笔法的“抄胥”。统治者所提倡的训诂考据、性理空谈，也都是愚弄士人的毒品，养成一批又一批没有思想、丧失气节、奴性十足的蠢物。他沉痛地揭露统治者实行奴化手段造成的丧失廉耻、是非颠倒的情形：“盖圣经贤传中有千言万语，可以开民智长民气厚民力者，彼一概抹杀而不征引，惟摭拾一二语足以便己之私图者，从而推波助澜，变本加厉，谬种流传，成为义理。故愤时忧国者则斥为多事，合群讲学者则目为朋党；以一物不知者为谨悫，以全无心肝者为善良。此等见地，深入人心，遂使举国皆盲瞽之态，尽人皆妾妇之容。”奴性与愚昧，虚伪和怯懦等等，本来都是可耻的事，“今不惟不耻之而已，遇有一不具奴性、不甘愚昧、不专为我、不甚好伪、不安怯懦、不乐无动者，则举国之人，视之为怪物，视之为大逆不道，是非易位，憎尚反常！” 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局面！

所谓“ 之之术”，是指统治者用爵位、赏赐作为引诱的手段，使臣僚为贪求爵赏，一心向上爬。他引用孟德斯鸠的话：“专制政体之国，其所以持之经久而不坏裂者，有一术焉。盖有一种矫伪之气习，深入于臣僚之心，即以爵赏自荣之念是也。彼专制之国，其臣僚皆怀此一念，于是各竞于其职，孜孜莫敢怠。以官阶之高下，禄俸之多寡，互相夸耀，往往望贵人之一颦一笑，如天帝如鬼神然。”梁氏以此分析中国的现实，统治者正是用爵位利禄作为钓饵，引诱众多的小人，如群蚁般“营营逐逐以企仰此无量之荣光”，真是可悲可笑之至！

所谓“役之之术”，是指封建官僚机构和统治者控驭群臣的权术。使举国之下，不论贤愚，都不得不俯首服从。像明太祖、清乾隆帝之辈，驾驭臣下权术之高明无以复加，“直如玩婴儿于股掌，戏猴犬于剧场”，而各级官吏，又哪里知晓道义为何物，权利为何物，责任为何物，他们只不过是被随意摆布的木偶。“彼历代民贼筹之熟矣，故中国之用官吏，一如西人之用机器，有呆板之位置，有一定之行动。满盘机器，其事件不下千百万，以一人转捩之而绰绰然矣；全国官吏，其人数不下千百万，以一个驾驭之，而戢戢然矣：而其所以能如此者，则由役之得其术也。”“今举国之官吏，皆变成无脑无骨无血无气之死物，所以为驾驭计者则得矣，顾何以能立于今日文明竞进之世界乎！”

所谓“监之之术”，指统治者设置官府、军队、法律等强制、压迫手段。外国军队的作用是“敌外侮”，中国军队的作用是“敌其民”，清朝某亲王就对外国人说：“吾国之兵，有以防家贼而已！”一切以压迫、敌视人民为目的，所以人民一切自由权利被剥夺净尽。尊六经、废百家，使人民不得自由研究学术；禁止集会、结社，使人民不能联通声气；仇视报馆，兴文字狱，使人民不能获新鲜知识。“监之缚之之既久，贤智无所容其发愤，桀黠无所容其跳梁。则惟有灰心短气，随波逐流，仍入于奴隶、妾妇、机器之队中；或且捷足争利，摇尾乞怜，以苟取富贵，雄长侪辈而已。” 造成士林风气委琐龌龊，奄奄然毫无生气。

在这一时期，梁启超还一再针砭独尊儒术的严重弊病，造成了奴性盛行，阻碍中国社会的进步。比起梁氏本人在戊戌前追随康有为主张“保教”之说，也是认识上的巨大飞跃。写于1902年的《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一文，论述鞭辟入里。梁氏认为：思想自由，是文明进步的“总因”。欧洲学术思想的迅速进步，是由于经过文艺复兴之后，“一洗思想之奴性”而取得的。在中国历史上战国时代诸子学术勃兴，是“思想界自由之明效”。秦皇焚书坑儒，汉武独尊儒术，后果都是窒息学术自由思想。而此后历朝儒学居于正统地位，一直严重地起到束缚、禁锢的作用，阻扼了有创造性的思想的发展。“自汉以来，号称行孔子教二千年于兹矣，而皆持所谓表章某某、罢黜某某者，以为一贯之精神。故正学、异端有争，今学、古学有争。言考据则争师法，言性理则争道统，各自以为孔教，而排斥他人以为非孔教，于是孔教之范围，益日缩日小，寖假而孔子变为董江都、何邵公矣，寖假而孔子变为马季长、郑康成矣，寖假而孔子变为韩昌黎、欧阳永叔矣，寖假而孔子变为程伊川、朱晦庵焉，寖假而孔子变为陆象山、王阳明矣，寖假而孔子变为纪晓岚、阮芸台矣。皆由思想束缚于一点，不能自开生面。” 重新审查和批判二千年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是近代启蒙运动的重要内容，梁启超的论述对此具有先导的意义，因此被称为以后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封建儒学的先驱。

梁启超批判封建专制的腐朽和罪恶，其落脚点，一是兴民权，要求实行共和立宪制度，这是他自从事启蒙运动以后所一贯坚持实行的，直到他在辛亥以后，反对袁世凯称帝、反对张勋复辟，都是他信奉共和制度的实际表现。二是开民智、兴民力、新民德，所以他又致力于剖析国民性的弱点，力倡“新民”之说。 SWIWh6yml2F8yVSH0B/huf8b8UQq73IvATnz3nZGAts4X8IwccfWtxPQHGxMGDq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