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政变发生，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残酷扼杀变法运动的行径使梁启超深受教训，本人被通缉、逃亡海外的遭遇激起他对专制黑暗统治的仇恨。在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新气象使他耳目一新，又借助“和文汉读法”，阅读孟德斯鸠等西方启蒙思想家和福泽谕吉等日本学者的著作，因而思想一度趋于激进。如他本人所说：“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

到日本后，梁启超眼界大开，他深切感受到，“近世泰西各国之文明，日进月迈，观已往数千年，殆如别辟一新天地”。他认为促成这一历史巨变的最根本的因素，是新思想传播的力量，“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惟一切文明之母，而近世世界种种现象，皆其子孙也”。反观中国，他认为，要改变国家的落后和社会空气的恶浊，输入新思想乃是首要的关键。因为，“凡欲造成一种新国民者，不可不将其国古来误谬之理想，摧陷廓清，以变其脑质。而欲达此目的，恒须借他社会之事物理论，输入之而调和之，如南北极之寒流，而与赤道之热流，相剂而成新海潮；如常雪界之冷气，与地平之热气，相摩而成新空气。故交换智识，实惟人生第一要件。”

于是梁启超认定办报纸继续从事宣传是最紧迫的事情。1898年11月，他与冯镜如等在日本横滨创办《清议报》（旬刊），先后刊登的文章，有谭嗣同的《仁学》，梁启超所撰《饮冰室自由书》《述近世政学之大原》《瓜分危言》《少年中国说》等，自称“明目张胆以攻击政府，彼时最烈矣”。至1901年11月，《清议报》出版一百册后，由于火灾停刊。旋于次年正月初一日在横滨创办《新民丛报》（半月刊）。至1907年10月停刊，共出九十六号。在此期间，梁启超还于1902年创办了《新小说》，梁所著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说》即发表在创刊号上。从1898年底至1905年，他的主要贡献就在致力于启蒙宣传，批判封建专制的罪恶，输入西方民权思想和其他进步社会学说，奏出他一生进行启蒙宣传的华彩乐章。

自从梁启超在《时务报》出色地宣传维新变法之时起，他从事的就是近代启蒙的工作。思想启蒙——启开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所造成的蒙昧状态，向民众灌输民主共和、思想自由、个性解放、理性思维等近代意识，是结束封建黑暗统治、促使中国社会走向近代化的极其关键而艰巨的任务。为了完成这项艰巨任务，处于上升时期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在思想文化领域内以蓬勃的锐气向封建顽固势力展开冲击。就影响而论，梁启超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思想启蒙运动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在批判封建势力、宣传新思想上做出巨大的贡献。

如何看待维新派在20世纪初年的进步作用？又如何评价思想宣传工作在促使清朝封建统治基础陷于瓦解和国内人士革命思想形成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对这两个问题很有必要加以探究。

有的论者认为：近代史上的维新派在19世纪末曾起到其进步作用，随着百日维新失败，证明了改良的道路在中国走不通，维新派的进步作用便消失了。这种看法是以绝对化观点看问题，腰斩历史，忽视历史现象的前后联系。政变发生，固然证明改良的办法在政治上无出路，但这场文化运动猛烈批判封建专制、传播新思想、要求在中国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的进步意义，仍然没有消失。当时有识之士的共同看法是：“只有推翻清朝统治，中国才有革新的希望。” 梁启超大量传播新思想的文字，正是在20世纪初期、思想明确转向激化之时（1901—1903）写成的。他致信康有为说：“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弟子所见，谓无以易此矣。” 又在给徐勤信中说：“中国实舍革命外无别法。” 由于仇恨清朝顽固派和1900年帝国主义残暴侵略的刺激，他在这一时期转向革命、排满，并且与康有为坚持的保皇路线产生了分歧。以往论述这段历史时，都说是梁启超“投机”、“伪装革命”，实际上这一时期他有许多激进的言论，《瓜分危言》中，谴责帝国主义借勾结、利用的手段，“役使满洲政府之力压制吾民”。在《新民说》中呐喊：“必取数千年横暴混沌之政体破坏而齑粉之”，号召人们去“破坏”，“不破坏之建设，未有能建设也”。故戊戌政变后，改良派有消极的一面，也有起进步作用的一面，在一段时间，改良派与革命派在要求改革、反对清朝统治上有某种联合。梁启超到日本后因受西方近代学说的影响，思想起了剧烈变化，因此已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康有为的支配控制，相当独立地传播一套新的思想。

从呼吁维新变法、救亡图强，批判专制统治的祸害，到提倡史学革命，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梁启超前期在上述广阔的领域撰写了大量文章，宣传一整套在当时是先进的新颖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宣传的对象是当时正在涌现的近代学生和近代知识界。民权思想、进化论、西方经济学说、“新史学”等新鲜知识，一下子涌进原先只读封建经典，只知八股、考据的人们的头脑中，打开他们的眼界，把他们引进别一个丰富多彩的新世界。不只是传播新知识，更重要的是大量新鲜的理论、观点、价值标准，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掌握，由此燃起救国和革命的热情，青年人更可经由此初步的启蒙，走向更广阔的思想解放的境界。这就是思想启蒙的力量，启蒙的意义。梁启超成为20世纪知识界心目中最有影响的人物。近代著名的爱国者黄遵宪当时即在致梁启超信中说：“此半年中，中国四五十家之报，无一非助公之舌战，拾公之牙慧者。乃至新译之名词，杜撰之语言，大吏之奏折，试官之题目，亦剿袭而用之。……以公今日之学说，之政论，布之于世，有所向无前之能，有惟我独尊之概，其所以震惊一世，鼓动群伦者，力可谓雄，效可谓速矣。……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芒芒禹域，惟公是赖。” 不夸大地说，梁启超传播新思想的论著教育了20世纪前期几代青年，包括其中最杰出的人物。毛泽东讲过，他青年时期曾经崇拜过梁启超，爱读《新民丛报》。 鲁迅青年时代也受他的影响，还曾购买《清议报》汇编、《新民丛报》和《新小说》赠人阅读。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郭沫若在一段回忆中，翔实地写出他在成都上中学堂时受梁启超影响的情况，且对梁启超的历史功绩作了公正的评价：

但那时候他（指章太炎）办的《民报》是禁书，我们没有可能得到阅读的机会。《清议报》很容易看懂，虽然言论浅薄，但他却表现得很有一种新的气象。那时候，梁任公已经成了保皇党了。我们心里很鄙屑他，但却喜欢他的著书。他著的《意大利建国三杰》，他译的《经国美谈》，以轻灵的笔调描写那亡命的志士，建国的英雄，真是令人心醉。我在崇拜拿破仑、俾士麦之余，便是崇拜加富尔、加里玻蒂、玛志尼了。

平心而论，梁任公地位在当时确实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他是生在中国的封建制度被资本主义冲破了的时候，他负载着时代的使命，标榜自由思想而与封建的残垒作战。在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习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采。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他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有力的代言者，他的功绩实在不在章太炎辈之下。他们所不同的，只是后者的主张要经过一次狭义的民族革命，前者以为这是不必要的破坏罢了。他们都是醉心资本主义的人，都是资本制度国家的景仰者，都在主张立宪，同样的立宪，美、法的民主和英、日的君主是并没有两样的。

《少年时代》著于1929年，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著成于同一年，此时的郭沫若已经确立了唯物史观。这段话真实、明确地讲出梁启超是近代史上猛烈冲击封建制度及其意识并且产生了巨大影响的“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有力的代言者”，因而他“确实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换言之，郭沫若认为梁启超是杰出的近代启蒙思想家，他是根据自己青年时代的亲身感受经历，又依据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北伐战争以来中国近代历史潮流的检验，才得出这一评价的。诚然，梁启超后来的活动有严重的消极面，但从思想史、学术史的主要方面讲，他又是在近代史上教育、激发了几代青年的杰出的思想启蒙的代表人物。——梁启超的这一历史地位，是依靠他写出的大量犀利地批判封建制度、封建思想的论著所确立，并且由从黄遵宪到郭沫若这些近代著名的人物所论定了的。

还应看到，这一时期梁启超对于传播新思想、新观点，有着相当自觉的认识。他总结他所主办的《清议报》使命是：“输入文明思想，为吾国放一大光明。”因为，他相当明确地认识到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是新旧思想激烈搏斗的年代，说：“中国两异性之大动力相搏相射，短兵紧接，而新陈嬗代之时也。”因此报纸要“广民智，振民气”；尤其以宣传民权、反对专制为最中心的任务：“倡民权，始终抱定此义，为独一无二之宗旨，虽说种种方法，开种种门径，百变而不离其宗。海可枯，石可烂，此义不普及于我国，吾党非措也。”他还预见到，“二十世纪之中国，有断不能以长睡终者。此中消息，稍有识者所能参也。”人民将被唤醒，专制政体必然崩溃，它不能存在于世界，也不能存在于中国。 在《清议报》停刊后，《新民丛报》同样继续以传播新思想、输入西方社会学说为宗旨。这份刊物当时对国内产生的广泛而巨大的影响，当时人多有评论，如说：“杭州开化之速，无有如去岁之甚也，……推其故，溯其因，乃恍然于《新民丛报》之力也。”

在20世纪初，革命派在政治思想上已占主流，但“相对忽视了思想启蒙工作”。 而由于《清议报》《新民丛报》在思想宣传上起到瓦解清朝统治基础和客观上促进了进步阶层思想革命化的作用，所以清廷把康、梁同孙文一样列为最仇恨的人物。在此之前，清廷曾企图借扼杀新政之机，一举扑灭各地报馆。 至此对梁启超在海外办报更为忌恨，又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正月十五日下谕：“前因康有为、梁启超罪大恶极，迭经谕令沿海各省督抚，悬赏缉拿，迄今尚未弋获。该逆等狼子野心，仍在沿海一带，煽诱华民，并开设报馆，肆行簧鼓。”悬赏银十万两通令缉拿，对购阅报章者予以严惩。顽固派此恐惧和仇视正好证明《清议报》进行思想启蒙产生了巨大的威力。

梁启超本人对于他在戊戌时期至20世纪初年传播新思想的工作也曾有这样的评价：“启超复专以宣传为业，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畅其旨义，国人竞喜读之；清廷虽严禁，不能遏；每一册出，内地翻刻本辄十数。”“启超务广而荒，每一学稍涉其樊，便加论列，故其所述著，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谈，甚者纯然错误，及其自发现而自谋矫正，则已前后矛盾矣。平心论之，以二十年前思想界之闭塞委靡，非用此种卤莽疏阔手段，不能烈山泽以辟新局。就此点论，梁启超可谓新思想界之陈涉。” 而《新民丛报》合订本，至20世纪30年代仍被重印至十数次，仍有许多热心的读者，宣传新思想的生命力由此可见。 0yPTBlHQ9+7n7h0RcVjgo3v3RMcmBfW6Lhv4bCAVOfoiu3hv/qxwHQvLyZj1SFx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