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是近代维新志士和中国近代史上极其重要的“戊戌”年。

这年正月，梁启超因大病，离开湖南到上海就医。二月，他辞去《时务报》主笔职务。大病初愈，接康有为在北京来信，要他和康广仁一同赴京参加即将举行的春季会试，于是到了北京。

这是个不平常的春天。北京的上空，政治风云正在集结，自甲午战争以来逐步高涨的救亡图强、变法维新、推动中国前进的进步势力，与阻碍中国前进、企图扼杀社会进步生机的封建顽固派之间一场激烈的较量，正在酝酿。刚刚在长沙经历了湖南新旧两派激烈斗争的梁启超，对于新的斗争风暴似乎有预感，他曾对友人表达了以身许国的情怀：“吾国人不能舍身救国者，非以家累即以身累，我辈从此相约，非破家不能救国，非杀身不能成仁，目的以救国为第一义，同此意者皆为同志。吾辈不论成败是非，尽力做将去，万一失败，同志杀尽，只留自己一身，此志仍不可灰败，仍须尽力进行。”

当梁启超踏入都门之时，北京城的气氛的确不同往时。康有为在去年冬天即到北京展开活动。德帝国主义在11月强占胶州湾，以此为导火线，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亡国危险威胁着中国人民，举国群情激昂，矛头所向，集矢于野蛮的帝国主义和腐朽的清皇朝。康有为决心掀起维新变法的新高潮，赶到北京，于12月呈送了《上清帝第五书》。尽管顽固派继续施展阻挠上达的故技，这次上书终于在1898年初被光绪看到了。他大为感动，立即传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此后康有为若有条陈，不准阻隔，须即日呈送。光绪帝深深赞赏康有为的见识，下旨令康统筹全局。康有为提出了变法维新的纲领：一、大誓群臣以定国是；二、设上书所广开言路；三、开制度局拟定新制；四、各道设民政局举办地方自治。从此，这位满洲贵族中比较能接受新思想、颇想有所作为的青年皇帝，与变法图强的维新力量二者相结合，掀开了近代史上著名的“戊戌维新”的一幕。

梁启超到达北京后，立即与康有为配合，投身于“大力鼓铸全局”的活动。二月间，沙皇俄国向清政府索要旅顺、大连。梁启超与麦孟华连日奔走，联合两广、湖南、贵州、山西、陕西、浙江、江苏各省举人，于三月初六日上书都察院，力陈旅顺、大连之不可割。不想在国家局势危急之际，都察院竟找不到一个负责的官员，致使他们的呈奏不能上达。后来奏稿在《湘报》发表，其中吁请说：“今日救亡之术，惟曰力拒俄请而已。”办法是一面峻拒，一面诉诸英、日各国要求干涉，“然后变法以图存，天下存亡在此一举”。奏稿中对于英、日抱有幻想，但这一爱国行动同样是维新高潮到来的一个推动。

年初以来，京师人士因形势危急而心情激愤，康有为分头联络，先后开了粤学会、蜀学会、闽学会、陕学会，互相应和，振奋士气。至三月，康有为发起保国会，梁启超帮助赞画奔走，目的是联合群策、群智、群力，愤起救亡，推动变法运动。保国会一连开会三次，到会均超过百人，北京风气大变。首次开会，康有为上台演说，反对俄国索要旅顺、大连。梁启超在第二次开会时发表演说，对士大夫明知亡国危险而不图变革、无所作为的思想状态大加针砭，呼吁立即行动起来挽救危亡。顽固派则极度仇视，荣禄口出狂言，以杀保国会员之头相威胁。御史潘庆澜弹劾保国会，指责康有为聚众滋事，图谋不轨。军机大臣刚毅将查究参加保国会人员。光绪驳斥：“会能保国，岂不大善，何可查究也？”康、梁得到保护。康梁是这场具有声势的政治运动的中心人物，他们顶住顽固派压力和爱国的精神，受到人们的钦佩赞扬，有一位两次参加保国会的人士发表感想说：“康、梁诸公乃敢犯冒严谴，成此异举，实在不能不钦佩。”

四月，光绪帝酝酿实行新政已到最后阶段，梁启超配合康有为的维新活动也更活跃。此月从山东传来德国人在山东半岛横行、毁坏即墨县文庙的事，一时各省举人异常愤慨，梁启超与麦孟华等十一人上书都察院，请求清政府对德严重交涉。梁启超对时局忧心如焚，他日夜思虑必须找出一个危害极大、人们已有共识，又比较容易实行，而且能收到极大功效的问题作为突破口，最后决定从提出废除八股考试开始。就在四月，他联合各省举人百余人，联名上书请求废除八股取士制度，先交到都察院，都察院不代奏，又送到总理衙门，总理衙门也拒不接受。上书主要内容是：“为国事危急，由于科举乏才，请特下明诏，……停止八股试帖，推行经济六科，以育人才而御外侮。”“夫近代官人皆由科举，公卿百执皆自此出。……然内政外交，治兵理财，无一能举者，则以科举之试，以诗文楷法取士，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故也。……故科举为法之害，莫有重大于兹者。”“夫当诸国竞智之时，吾独愚其士人，愚其民，愚其王公，以与智敌，是自掩闭其耳目，断刖其手足，以与乌获离娄搏，岂非自求败亡哉！……无如大地忽通，强邻四逼，水涨堤高，专视比较，有一不及，败绩立见，人皆智而我独愚，人皆练而我独暗，岂能立国乎？” 奏书写得沉痛激切，陈明利害，分析这种腐朽制度不废除，将会导致亡国！当时人们对此的反应，则是截然相反两种态度。思想开明的人士早就认识几百年来八股科举制度的祸害，发自内心地拥护上书的举动。而一些中毒很深的举人，眼光短浅，认为自己穷年累月背诵八股范文、苦练小楷笔法，千辛万苦赶来京城，就是要靠八股考试侥幸中榜，取得进身之阶，如今要废八股，就认为是堵死自己的前程！这些人视八股为生命的依托，“闻启超等此举，嫉之如不共戴天之仇，遍播谣言，几被殴击”。

至百日维新时，五月初五、十二日两次谕令废八股，初闻时，“京师哗然，喜色动人”，“命下之日，欢声雷动”。说明废除这一数百年来禁锢士人头脑、造成庸才的制度，正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光绪帝接受维新派的改革方案，于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毅然下“明定国是诏”，宣布维新变法。侍读学士徐致靖（徐仁铸之父）上奏荐举康有为、张元济、黄遵宪、谭嗣同和梁启超。奏折中称康有为“忠肝热血，硕学通才，明历代因革之得失，知万国强弱之本原，当二十年前，即倡论变法”，梁启超“英才亮拔，志虑精纯，学贯天人，识周中外，其所著《变法通议》及《时务报》诸论说，风行海内外，如日本、南洋岛及泰西诸国，并皆推服”。 五月十五日，光绪帝召见梁启超。按照清朝规矩，皇帝所召见者，必须是五品以上官。康有为以六品（礼部主事）召见，已属破例降格。梁启超未中进士，没有官职，“以布衣召见，尤为本朝数百年所未见”。光绪帝命呈所著《变法通议》，大加奖励。当日即下诏，赏给六品衔，办理译书局事务。此次召见之前，旁人有所猜测，认为梁启超在《时务报》著文传遍海内，几年来一直为变法维新奔走呼号，声名与其师并称，“赫赫在人耳目”，此次召见定要授予重要职务，而结果却颇感意外。据当时传闻，原因是梁启超说话广东口音太重，对光绪帝讲的一口北京话也听不明白，“召对时口音差池，彼此不能达意”，因而很影响光绪帝对他的了解。

“百日维新”期间，维新派通过光绪帝所下的几十项改革法令，可以归纳为“除旧”“布新”两项内容。关于“除旧”的法令，主要有：一、废除八股，改试策论。二、各省书院祠庙改设学堂。三、裁减绿营。四、裁减京内外大批衙门、冗员。五、准许满人自谋生计。“除旧”的法令，必然损及腐朽的封建官僚、豪绅，原享有特权的满人、军队将吏，以及守旧的八股士人的利益，这些人便站到维新变法的对立面。关于“布新”的命令：一、办学堂，首先筹办京师大学堂。并将全国各地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的学堂。二、设中国银行、矿务铁路总局、农工商总局，提倡各种实业。三、奖励新著作、新发明。四、设立译书馆，翻译外国新书。五、准许自由开设报馆、学会。六、编国家预算，公布岁出岁入。七、广开言路，不论官民一律得上书言事，严禁官吏抑阻。八、办农会（农业研究机关）、商会（商业公司）。如范文澜所说：“短期间内给了人民相当充分的民权自由是维新派运动的最大成绩。” 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第一次获得法律的承认，人民也争到了一定程度的出版结社的民主权利。维新派提出“兴民权”、“开议院”、“君民共和”（君主立宪），要求资产阶级参预政权，所以“戊戌维新”是一场具有反封建性质的、要求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进步运动，标志着中国近代历史前进的重要阶段。

维新变法的主要领袖是康有为，而梁启超起到协助康有为领导维新运动的重要作用，因此也是领袖人物。当时他在致夏曾佑信中即说：“新政来源真可谓令出我辈，大约南海先生所进《大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记》两书，日日流览，因摩出电力，遂于前月二十间有催总署议覆先生条陈制度局之议。仆等于彼时，乃代杨侍御、徐学士各草一奏，言当定国是，辨守旧开新之宗旨，不得骑墙模棱，遂有二十三日之上谕。南海、菊生召见，力言科举事，既退出，即飞告仆，令作请废八股折，宋侍御言之，是日即得旨送往园中，至初五乃发耳。大率有上开新折者，则无不应，盖上下之电力热力，皆以相摩而成也。” 京师大学堂章程，自甲午战争后提出，酝酿已达三年，最后也是由梁启超所拟定。

但是，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太软弱，尤其代表其上层的维新派更具有软弱妥协的严重弱点，且有浓厚的封建性，而顽固派的力量则太强大，所以这场自上而下的变法维新运动注定要失败。当康有为等人参与政权，筹备变法时，顽固派也开始准备政变。梁启超在变法高潮中已看出顽固派随时可能一反手将维新派压下去，故在致夏曾佑信中已经点明：“常熟（即翁同龢）去国，最为大关键，此间极知其故……南海不能大用，菊生（即张元济）无下文，仆之久不察看，率皆由此生也……初时极欲大办，今如此局面，无望矣。”新旧两派斗争十分激烈，湖南的旧党一再向北京参劾维新派人物，在省内，气焰嚣张，哄散南学会，殴打《湘报》主笔，谋毁时务学堂。北京则发动政变。

八月，因袁世凯卑鄙地向西太后出卖维新派，初六日（9月21日）凌晨，顽固派发动政变，光绪帝被幽禁于中南海的瀛台，西太后再次宣布“训政”。八月十三日（9月28日）维新派骨干人物谭嗣同、林旭、杨锐、杨深秀、刘光第、康广仁“六君子”惨遭杀害。康有为、梁启超被通缉，维新派官员陈宝箴、黄遵宪、江标、李端棻、徐致靖等数十人被罢免。除京师大学堂外，废除全部新政。

戊戌变法这场中国近代史上资产阶级维新运动虽然失败，但它在历史上却具有重大的意义。它又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八股考试制度在维新期间被废除，后来由于顽固派反对又恢复了，然而短短几个月中的废止，却意味着为思想解放打开一个缺口。梁启超对此有真切的叙述：“海内有志之士，读诏书皆酌酒以庆，以为去千年愚民之弊，为维新第一大事也。八股既废，数月以来，天下移风。数千万之士人，皆不得不舍其兔园册子帖括讲章，而争讲万国之故，及各种新学，争阅地图，争讲译出之西书。昔之梦梦然不知有大地，以中国为世界上独一无二之国者，今则忽然开目，憬然知中国以外，尚有如许多国，而顽陋倨傲之意见，可以顿释矣。虽仅数月，八股旋复，而耳目既开，民智骤进，自有不甘于谬陋者，旧藩顿决，泉涌涛奔，非复如昔日之可以掩闭抑遏矣！故此数月废八股之效，其于他日黄种之存亡，实大有关系也。” 顽固派企图使僵尸复活也决不能长久，至1905年终于宣布废除，八股考试制度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

梁启超于政变当晚，避入日本公使馆。后化装逃到天津，半夜由塘沽上日本军舰，逃亡日本。康有为经英国人保护，从天津经上海到香港，再转赴日本。九月初二日（10月26日），梁启超到达日本东京。从此开始了他长达十四年的海外流亡生活。 BdCfmPOPzquSqDPKjTFuY/wNQS4gJtdcS+Wx3VlZNY3c/drfAGNcGV59Is/qlU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