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出现宣传和要求实行变法的声势中，湖南成为最有生气的省份。当时这里集中了一批主张实行新政的人物：巡抚陈宝箴，署按察使黄遵宪，督学江标及其后任徐仁铸，本省人士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以及陈宝箴之子陈三立。在他们的主持、赞助下，湖南先后实行的新政有内河小轮、商办矿务、湘粤铁路、时务学堂、武备学堂、保卫局、南学会、《湘报》、《湘学报》等，气象为之一新。

梁氏未到湖南之前，他所主编的《时务报》就已在该省范围内产生很大影响。省内订《时务报》二百余份，多颁发省城及外县书院，作为各院生的讲义；主管学政的徐仁铸，也谕示诸生研读西书，须依据梁氏所著《西学书目表》。因黄遵宪力主，聘请梁启超任时务学堂总教习。梁启超参照康有为万木草堂的教学方法加以发展，把时务学堂办得生气勃勃，成为中国近代学堂的创始。教学的两个主要项目，一是陆王学派的修养论，一是借《公羊传》《孟子》发挥民权的政治论。教学方法，除由教师讲授外，又拟出题目让学生写札记，教师批阅并指导，发还时师生共同讨论。梁启超曾这样叙述当时的教学情形：“以《公羊》《孟子》教，课以札记。学生仅四十人，而李炳寰、林圭、蔡锷称高才生焉。启超每日在讲堂四小时，夜则批答诸生札记，每条或至千言，往往彻夜不寐，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乐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倡革命。” 湖南劣绅王先谦、叶德辉曾刺取时务学堂札记批语作为维新派煽动“叛逆”的证据。现举出梁启超批语数则如下：

今日欲求变法必自天子降尊始，不先变去拜跪之礼，上下仍习虚文，所以动为外国讪笑也。

屠城、屠邑皆后世民贼之所为，读《扬州十日记》尤令人发指眦裂。故知此杀戮世界非急以公法维之，人类或几乎息矣。

二十四朝，其足当孔子王号者无人焉，间有数霸者生于其间，其余皆民贼也。

这些宣传民权思想和宣传变法的言论，使学堂中的热血青年很快趋于激进。梁启超又曾回忆学生对新思想的倾服：“开学几个月后，同学们的思想不知不觉就起剧烈的变化，他们象得了一种新信仰，不独自己受用，而且努力向外宣传。……到了放年假同学回家去，把我们那种‘怪论’宣传出去，于是引起很大的反动，为后来戊戌政变时最有力的口实。” 王先谦、叶德辉派人窃得札记本作为依据，诬蔑时务学堂是“革命造反之巢窟”。

时务学堂第一班学习四十人之中，就有1900年举行自立军起义遇害的“庚子六君子”唐才常（教习）、林圭、李炳寰、田邦璿、蔡钟浩、傅兹祥。班中年龄最小的蔡锷，后来任护国军总司令，同老师梁启超共同导演了辛亥革命后保卫共和政体的英勇壮烈的一幕。 MUH3PrVFrZl/zOgCP7Tfyv8CI3xcJhchA87U9jvG2SwPpR0lfjfAiJQRXHfg2Nj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