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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二十四岁的梁启超当了中国近代影响巨大的《时务报》主笔，他撰写了大量文章，以犀利感人的文笔宣传维新变法，宣传新的世界观。随着《时务报》畅销大江南北，时人以“康梁”并称。新会梁启超的名字传扬遐迩。
这一年三月，康有为召梁启超到上海。梁到后认识了黄遵宪，从此两人成为至交。黄遵宪于上年刚从国外归来。他是晚清重要外交官和学者，曾在日本担任驻日使馆参赞，著有《日本国志》介绍日本明治维新“改从西法”的经验和巨大成效，后又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驻英国使馆参赞、驻新加坡总领事等职，对于废除封建专制、实行民主共和的世界潮流深有了解。回国次年，在上海加入强学会，积极地参与维新变法运动。由于强学会被解散，黄遵宪感到愤慨，希望南方的维新活动能重新发动起来，他对于报纸在西方社会生活及日本明治维新中所起的作用感受很深，所以又特别主张办报。这些见解和主张同梁启超契合。黄遵宪首先捐出一千元作为报纸开办费，于是利用上海强学会余款作经费，由黄、梁及吴德潇、汪康年等创办了在近代极负盛名的《时务报》，梁启超任主笔。报址设在上海四马路，于七月正式发行。《时务报》成为维新派的喉舌，风行海内，发挥了极大的宣传新思想的作用，数月之内销至一万二千份，“举国趋之，如饮狂泉”。
青年梁启超以他饱满的爱国热情和奉献精神投入办报工作。他曾回忆当时废寝忘食、挥汗执笔的情景：“（启超）忝任报中文字，每期报中论说四千余言，归其撰述；东西文各报二万余言，归其润色；一切奏牍、告白等项，归其编排；全本报章，归其复校。十日一册，每册三万字，经启超自撰及删改者几万字，其余亦字字经心经目。六月酷暑，洋蜡皆变流质，独居一小楼上，挥汗执笔，日不遑食，夜不遑息。记当时一人所任之事，自去年以来，分七八人始乃任之。”
一个人做了七八个人的工作，这样全身心投入地从事变法运动的宣传，宜乎人们普遍地将《时务报》与梁启超的名字直接联系在一起。
梁启超主持《时务报》，充分显示出他宣传家的天才。他所撰写的富于感召力的文章，打破了顽固派统治长期造成的闭目塞听的状态，将列强疯狂侵略、中国面临亡国灭种危险的情景突兀地显示在人们面前，满腔热情地呼喊变革进取是不可抗拒的规律，变法图强是中国唯一的出路。他以《变法通议》为总题，连续发表《论不变法之害》《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学校总论》《论科举》《论学会》等文，用尖锐的言辞向国人指出：在当前各国激烈竞争、弱肉强食的时代，中国保持闭塞落后，不思进取，处境的危险有如“一羊处群虎之间，抱火厝之于积薪之下而寝其上”。他相当透彻地论述了世界形势的特点：西方国家由于在竞争中求进步，在18世纪这百年之中取得了迅速发展，日本经过明治维新，改从西法，三十年间已由弱变强；印度、缅甸、越南、朝鲜、波兰及中东弱小国家，已相继沦为列强的属国，或惨遭瓜分，它们是中国的前车之鉴；更为严重的是，自甲午之役中国战败以来，列强的侵略野心受到鼓励，“磨牙吮血，伺于吾旁”，亡国灭种之祸已迫在眉睫。中国社会却仍然百弊丛生，工艺不兴，商业不振，学校不立，兵学不讲，官制不善，在帝国主义的武力侵略面前，简直是“敝痈当千钧之弩”！因此，当前之急务，应以日本为榜样，上下一心变法图强。他向顽固派发出警告，变革的潮流无法阻挡，不变革终将逃脱不了被推翻的命运：“法何以必变？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
在当时政治极端腐败、国家危在旦夕的年代，梁氏的言论确实振聋发聩、催人奋起，它是声震封建古国长空的第一声爱国启蒙，所以在大江南北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这一时期，梁氏发表的许多文章都具有强烈的警醒作用。《论中国之将强》（1897）一文报告说：西方列强和日本的报纸近来一齐鼓噪，大讲中国国政、纲纪吏治、风俗样样败坏紊乱，这正是侵略者企图悍然发动进一步侵略的严重信号！
《南学会叙》（1897）一文，痛斥了统治集团在签订了奇耻大辱的《马关条约》后一片文恬武嬉的景象：“曾不数月，和议既定，偿币犹未纳，戍卒犹未撤，则已以歌以舞，以遨以嬉，如享太牢，如登春台。其官焉者，依然惟差缺之肥瘠是问；其士焉者，依然惟八股八韵、大卷白折之工窳是讲。”他再次警告，统治集团这种恶浊的空气是在把国家推向更加危险的境地：“敌无日不可以来，国无日不可以亡。数年以后，乡井不知谁氏之藩，眷属不知谁氏之奴，血肉不知谁氏之俎，魂魄不知谁氏之鬼。及今犹不思洗常革故，同心竭虑，摩荡热力，震撼精神，致心皈命，破釜沉船，以图自保于万一。而犹禽视息息，行尸走肉，毛举细故，瞻前顾后，相妒相轧，相距相离。譬犹蒸水将沸于釜，而鲦鱼犹作莲叶之戏；燎薪已及于栋，而燕雀犹争稻粱之谋，不亦哀乎！”
梁启超所发表的《变法通议》等文章极大地唤醒了人们认识国家前途的危险和维新救国的迫切需要，为近代启蒙运动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时务报》的发行量迅速增至一万余份，当时人真实地记载了梁氏文章产生的影响：“当《时务报》盛行，启超名重一时，士大夫爱其语言笔札之妙，争礼下之。自通都大邑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
严复也曾在致友人信中说：“任公文笔原是畅达，其自甲午以来，于报章文字，成绩甚多，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
又因受《时务报》所推动，在相当广泛的范围内激起人们议论国家命运和维新变法的热情，短时间内涌现出为数甚多的学会和报纸，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说：“时四方新学士子喜康、梁议论新颖，群相呼应，起而组织学会讨论政治问题与社会问题。举其著者，如长沙之湘学会、时务学堂；衡州之任学会；苏州之苏学会；北京之集学会；其它如算学会、农学会、天足会、禁烟会等，犹不可计数，而每会必有一种出版物以发表意见。于是维新运动，顿呈活跃之观，而杂志亦风起云涌，盛极一时。”
这里所提供的重要史实，正是《时务报》所进行的启蒙宣传将维新运动推向高潮的生动写照。甚至张之洞的《劝学篇》中也说，由于报馆创办，报纸发行，“始于沪上，流行各省，内政外事学术皆有焉。虽论说纯驳不一，要以析见闻，长志气，涤怀安之鸩毒，破扪籥之瞽说，于是一孔之士，山泽之农，始知有神州；筐箧之吏，烟雾之儒，始知有时局。不可谓非有志之男子之一助也。”指的也是这一时期的情况。之后，维新变法逐步掀起高潮。
本年梁启超结识严复，严氏译成《天演论》，未刊之前即持以示梁。次年，谭嗣同隐居南京著《仁学》，他间月由宁至沪，所撰《仁学》每成一篇，均与梁讨论，并共治佛学。此期间梁氏在北京、上海结交的爱国志士或学者，除谭嗣同、夏曾佑、黄遵宪、严复外，还有张謇、文廷式、孙诒让、马相伯、马建忠，以及后起的章炳麟，他们之中多数人是代表着当时长江流域思想文化最高水平的俊秀之士。故有的研究者认为，随着梁氏学术交往的进展，此时其“政治思想虽仍未脱离维新，其学术思想已越出南海之范围，更以长江文化代表人自任。而后任公之言论与思想，对全国，尤其是长江一带的人士，自有其深远的影响。……以后与任公共生共死共事业之人士，也以长江流域居多。”
不久，《时务报》报社内部形势发生变化。原因是，《时务报》宣传变法产生巨大威力，引起大封建官僚张之洞的不满，他横加干涉，幕后操纵报社经理汪康年，造成汪、梁之间矛盾激化。至1897年10月，梁启超愤然离开上海，到湖南长沙任时务学堂总教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