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梁启超住在琉璃街新会会馆，时时一起读书、议论国事的朋友，有麦孟华、夏曾佑、江孝通等人。这年七月，发生了顽固派弹劾康有为的事件。清朝官员余晋珊、安维峻代表守旧势力上书朝廷，给康有为加上吓人的严重罪名：“惑世诬民，非圣无法，同少正卯，圣世不容”，请求朝廷下令“毁《新学伪经考》，而禁粤士从学”。西太后立即准奏，着令两广总督李瀚章“依议办理”。 事情发生时，康有为本人在广州。客居北京的梁启超先得到消息，立即在京城各处奔走，营救老师。由于梁启超近年数次进京已注意联络人才，他与同情变革派的京官沈曾植和社会名流张謇等已有交往，通过沈曾植、文廷式等联名发电报给广东学使徐琪，求他向李瀚章疏通，又找到张謇，请求他向翁同龢说情。翁是光绪帝师傅，任军机大臣、户部尚书，握有部分实权，又是同情变革派的“帝党”人物，有他在朝廷起到折冲作用，自然就使惩处康有为的气氛缓和下来。最后，以两广总督命令康有为自行焚毁，结束此事。老师这次成功营救，是梁启超自学堂走向社会之后，第一次显示出其胆识和组织才能。

由于时局的发展，梁启超开始从事宣传爱国救亡的活动，此项占据他一生最宝贵年华和精力的事业，从此揭开了序幕。七月底，甲午战争爆发，清朝陆军在朝鲜战场、海军在黄海战役中同时遭到大败。前方的战火，标志着中华民族危机的加剧，暴露出封建清皇朝的腐朽。西太后和朝官们不顾前方将士死难和国家的危险，依然醉生梦死，决定要为西太后举行六十寿辰庆典。梁启超在北京目睹这种腐败情景，他满怀忧愤，向一些士大夫吐露他对时局的看法，无奈“人微言轻，莫之闻也”。他想到上书皇帝，更无法呈达，不禁感慨泪下。下面这首著名的《水调歌头》词，真切地表达出他慷慨激愤的心情：

拍碎双玉斗，慷慨一何多！满腔都是血泪，无处著悲歌。三百年来王气，满目山河依旧，人事竟如何？百户尚牛酒，四塞已干戈。

千金剑，万言策，两蹉跎。醉中呵壁自语，醒后一滂沱。不恨年华去也，只恐少年心思，强半为销磨。愿替众生病，稽首礼维摩。

梁启超只好把他的热情用到吸收新知识上，更加努力读译书，学习算术、历史、地理。十月，回到广东。到次年（1895）春天，他和康有为一起到北京参加会试。据说，这次梁启超的考卷，本来文章做得极好。可是主考的封建官僚事先约定，对于不依据“御纂”经义而自行发挥的卷子就可断定为康有为试卷，摒弃不取。副主考李文田见到梁启超思想新颖、不落旧套、发挥淋漓尽致的考卷，既感到惊异又加以排斥，不予录取，在卷末写上：“还君明珠双泪流，恨不相逢未嫁时”，似是讥讽，又像是惋惜。

然而，康有为、梁启超的思想早已不是区区科举考场所能牢笼，他们密切关注着中日战事。二月，前方传来更令人震惊的消息，由于清政府腐朽无能和李鸿章颟顸可笑的指挥，清朝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参战的陆军也一败涂地。三月二十三日，清廷签订空前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赔款二万万两白银，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澎湖列岛给日本。消息传来，集中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顿时陷入极度的惊愕和悲愤之中。康有为先得知消息，他布置梁启超鼓动广东举人上书拒绝和议。梁启超日夜奔走呼号，联络发动，至三月二十八日，广东、湖南二省举人一百九十人，同时向朝廷递上奏折，开爱国知识分子集体上书要求变法图强的先声。康有为、梁启超又分头请京官中的开明人士鼓动，有更多省份的举人起而响应，连日到都察院上书，激愤的人群拥集在都察院门前，见到有官员坐车出入，就一齐上前围住，激昂地表达爱国的要求，台湾的举人更痛哭呼喊，表示不当亡国奴的决心，使人感动落泪。康有为因势利导，联合十八省举人在松筠庵集会，参加者共一千二百人，事先康有为以一日二夜草成上皇帝的万言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三大要求，由梁启超、麦孟华二人连夜书写，又转抄多份张贴在北京街头。于四月八日，各省举人汇成一里多长的队伍，向都察院上书。这就是震动朝野的“公车上书”。

“公车上书”虽然由于顽固派的阻梗，没有呈送到光绪帝的手里，但是它声势浩大，第一次显示出近代维新派在舆论上的力量。它标志着维新变法运动由过去的宣传阶段发展到提出实际行动纲领的阶段，而且已从边远的广东一隅一下子发展到京师，又传播到各省，对推动全国范围的爱国觉醒有着重大意义。诚如梁启超所说：由于广东、湖南两省举人率先行动，“士气之稍伸，实自此始”。“公车上书”声势浩大，宗旨是响亮地要求“变法”。“自是执政者渐渐引病去，公车之人散而归里者，亦渐知天下大局之事，各省蒙昧启辟，实起点于斯举。”

此年六月，康有为在北京创办宣传维新变法的报纸《万国公报》（后改名为《中外纪闻》），由梁启超、麦孟华负责编辑。七月，康有为又发起组织强学会，陈炽任会长，梁启超任书记员。梁启超起草的强学会组织章程，强调学会宗旨是组织志士仁人，协助朝廷变法维新，走上富国强兵道路。九月，康有为离京到上海，十月上海强学会分会成立，张謇、黄遵宪、汪康年等人都报名入会。

梁启超被委任办《中外纪闻》，显示出他的出色宣传才华和奉献精神。当时北京没有机器排印，用粗木板雕印，日出一张，只有议论一篇，由梁启超每天执笔写一篇数百字的短文。报纸托售京报者分送到各官宅，还要付给代送的酬金。开始担心无人愿看，但一月以后，发行数达到每天三千份左右。顽固派恐惧维新派宣传的力量，于是对报纸恶意攻击，官员拒收报纸，对送报者怒目而视，以致付给重酬也无人敢送。强学会的情形也令人感慨。从性质，兼具学习新学的团体和近代政党的雏型。因此学会成立后即从上海买来西学书籍和仪器，还辗转托人从上海买来一幅世界地图。学会中人把这幅地图视为宝贝，到处求人来看地图，偶然有人来观看，会中人就如同过节一样欢喜！

维新派的报纸和学会暂时的活跃，很快被顽固派一个巴掌打下去。此年十一月，《中外纪闻》被查禁，梁启超本人的衣物书籍也被没收，只好过流浪生活，在佛寺中寄住了几个月。十二月，北京、上海两地强学会也被清廷下令解散。 V9MKNTSh7fasdJGlUFioIghlxEiQjQbNENbZZOdTSPaL9SoOZ8z3+4uAnwTPVQx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