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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6月，梁启超由广东到北京，他的学生生活至此结束。这位二十二岁的青年心中系念的，是“今后如何报国？”每当想到这个严肃的问题，他不禁感到心中热情燃烧，肩上责任重大。他首先想到著述，将少年时代以来苦学所得的知识，特别是在万木草堂中获得的新哲理、新感受，“与二三同志著书以告来者”。其次，他想得最多的是兴修铁路。当时他认为，中国社会的落后，人心的保守，是因为交通不便，风气闭塞。“铁路既兴之后，耳目一新，故见廓清”，并且各种资源可以开发、利用。他还曾设想，如果以汉口为中枢，把南北交通要道修成一贯通的铁路，再由各省商民筑铁路联接，全国就可联成一气，那是多么鼓舞人心的前景！为了保国，他还时时想到要“广联人才，创开风气”，因此多次与友人夏曾佑、汪康年写信，恳切表达这一愿望，请他们在浙江等地物色改革社会的同志。
然而，时局的剧变，并不容许他从容著述或继续作兴修铁路的设想，而把他推向已经酝酿成熟的维新变法运动的高潮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