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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成为西汉春秋公羊学的大师，《春秋繁露》成为全面诠释《春秋经》达到高峰的代表作，实是先秦以来经学发生史内在的逻辑发展与西汉时代机遇二者相结合的产物。
首先，是由于《春秋》在原始儒家经典中具有突出的经世特点，至西汉，适逢时会地发挥出对现实政治生活强有力的指导作用。先秦儒家经典的共同本质是：它们凝结了三代甚至更为古远的华夏民族的历史经验和文化智慧，尤其总结了西周初年文王、武王、周公为代表的“敬德保民”的历史经验和政治智慧并加以发展、丰富，形成了以行仁政、重民心、遵礼制、敬天命，以及重视历史经验、祖先崇拜、亲亲和孝道，提倡温柔敦厚和中庸之道，相信万物生生不已，保持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等项为主要纲目的学说体系，集中地代表了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共同心理。因此，先秦儒家经典从总体上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源头活水，反映了先民对人类所关心的重大问题（包括自然、社会、人生）的思考，由此形成中华民族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的思维方式，在以后各个社会阶段中，有关社会发展和民众生活的课题虽然带有不同特点，但许多问题的实质与原始儒学所提出的命题又是相贯通的。因此，两千多年来各个时代有成就的思想家和志士仁人表达他们兴邦济世、为国为民的思想主张，都是通过对儒家经典的阐释进行的。一方面，依靠彰显儒家经典的权威性来加强其主张的影响力。另一方面，通过总结新的时代智慧而对原有的命题作出新的诠释，为经学思想注入新的时代精神和动力。这就决定了两千多年间经学诠释的传统，它不断丰富和发挥先秦经典的基本内涵，并且不断进行着再创造。
在经学诠释传统中，《春秋经》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此中原因值得深入研究，初步考察，至少有以下三层理由。一者，《春秋》是孔子据鲁史而作，是儒家五经中唯一由孔子修成的，这与经过孔子删订、编次或部分作解释的其他经典有所不同，更有权威性。二者，《春秋经》记载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史事，文字极简略，却处处寓含着孔子的褒贬大义。孔子修《春秋》的目的，是拨乱世，反之正。孔子所处的时代，周王室式微，诸侯各国攻战不已，礼坏乐崩，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孔子要通过记载历史重整天下纲纪，重新规定政治生活的准则和人们的价值标准，因而《春秋经》具有政治威慑作用，使乱臣贼子惧。而后代阐释孔子修《春秋》的“微言大义”，对于现实政治生活和威权势力有巨大的干预作用。三者，孔子通过修《春秋》以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希望重新实现“天下一统”“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因而《春秋经》被称为“为汉制法”“立一王之法”，如《公羊传》所强调的具有“以俟后圣”的政治意义。儒家各部经典各有自己的特点和功用，《春秋经》最被称道的便是“纲纪天下”、重新安排社会秩序的作用。在先秦时期，《庄子·天下》篇即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强调《春秋》具有重整政治秩序和伦理秩序的作用。西汉的董仲舒尤精于《春秋》，他进一步作了诠释：“《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书》著功，故长于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
突出地指明《春秋经》确定社会规范、治理国家的作用。既然《春秋》之明是非、别善恶、拨乱反正，是立国的纲纪和社会共遵的准则，那么它在儒家五经中就必然被推向特殊重要的地位，对它进行诠释、以它作为君臣和所有社会成员行为的标准，就是国家的大事和时代的需要了！
其次，孟子已为诠释《春秋》作出具有不平凡意义的成功示范，为经学发展创辟了一条大路。从战国中叶至西汉武帝年间，是儒家经典地位上升和经学确立的重要时期，孟子以其弘扬孔子之道的卓识，对推进、形成华夏民族对儒家典籍的共尊意识作出巨大贡献，他又独具慧眼地对《春秋》作了成功的诠释，这些都激励后人继续为推进这一很有价值的事业作出努力。董仲舒正是自觉担当道义，继承了孟子的功业，因而成为西汉一代巨儒，这同样反映了自先秦至西汉儒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孟子之所以在经学发生史上起到特殊重要的作用，是由于：从原始儒家典籍的产生到经学的确立，需要具备几项必不可缺的思想基础和文化认同，包括尊奉孔子为圣人，推崇经书的教义具有至尊性和普世性，和作出创造性地诠释经典的示范等项。孟子恰恰是推进这种文化认同和创辟经学确立之思想基础的关键人物。
孟子不遗余力地推尊“先王之道”，称圣人为“人伦之圣”“百世之师”，这些先圣就是自尧、舜、禹、文王、武王、周公，以至集大成者孔子。他称孔子修《春秋》是关系到华夏民族兴衰存亡的伟大事业，其功可与“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相等列。这就将《春秋》从儒家五经中特别突出出来，成为孔子对民族和历史所建树的不朽功绩的代表之作。他诠释《春秋》寄托着孔子的政治思想，要重整天下纲纪：“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阐明孔子因目睹社会秩序崩坏紊乱，要挽狂澜之既倒，于是采取修《春秋》的方式，以褒贬为手段，明是非，别善恶，要让社会恢复到“天下有道”的局面。他认为孔子这样做是针砭世事以垂法后人，对后世治理国家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所以称《春秋》是“天子之事”，并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具有巨大的政治威慑力量。
孟子还阐释《春秋》中有史事、史文、史义，而最重要的是“史义”，这是孔子特意灌输进去的。他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指出《春秋》是孔子当社会混乱时期所作，人们应该特别重视其中所曲折表达的孔子的政治观点和政治理想，体会其中的“微言大义”。总之，孟子虽然没有撰著关于《春秋》的专门著作，他所讲的《春秋》的三段话文字也并不长，但是在经学发生史和《春秋》诠释传统上却都是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他指明《春秋》在儒家经典中居于特殊重要的地位，强调孔子虽无天子之位，而行“天子之事”，强调人们要深入钻研孔子贯注在《春秋》中的大义，它们具有使乱臣贼子惧的政治威力。以孟子“亚圣”的地位，论定《春秋》具备后世治国的纲纪和伦理教科书的价值，并为人们结合自己时代的需要创造性地诠释《春秋》树立了典范，指明应着重致力的《春秋》的大纲巨目：这对中国经学思想史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而首先启发和激励了西汉的董仲舒，他正是沿着孟子诠释《春秋》的路子发展，而成为一代公羊学大师。
第三，西汉武帝时代恰好为春秋公羊学的盛行提供了最适宜的时代环境。秦和西汉相继建立了封建的统一国家。西汉消灭了异姓王、同姓王之后，国家政治统一的规模更加向前发展。汉武帝以其雄才大略，在边境上进行自卫性质的战争，连续击败匈奴主力，解除了长期以来北方游牧民族对华夏民族的威胁，并且开拓边郡，扩大版图，从而把中华一统的事业推进到空前的阶段。司马迁在《史记》中盛赞道：“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又说：“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
战国以来中国统一的事业如此加快发展，亟须一种学说来集中表达它，并且运用这种学说来巩固中国的统一。春秋公羊学说倡导“大一统”，尊奉天子号令天下的地位，正好适应这种需要。国家统一的规模和程度的发展，反映在民族关系上，是自东周后期以来民族间的融合一再呈现新的局面。如范文澜所说，在春秋时期，“华族与居住在中国内部和四方的诸侯因文化不同经常发生斗争，斗争的结果，华夏文化扩大了，中国也扩大了，到东周末年，凡接受华夏文化的各族，大体上融合成一个华族了”
。又说：“东周后期，华族生产力进步，文化程度提高，因此逐渐地把居住在中原地区和四周边沿地区的各族融合起来。……战国时期，北起秦、赵、燕三国长城，南至旧吴、越海滨，大体上只存在着一个华夏文化，也就是居住在广大境域内二千万左右的人口，文化是共同的，心理状态是共同的。孟荀大儒主张行仁政，使天下‘定于一’。明确地代表这种共同心理。”
秦、汉统一国家的建立，促使中国境内出现政治上共尊中央朝廷、经济上沟通、文化上交融的新局面，到西汉，北起长城、南至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汉族已成稳定的民族共同体，形成坚强的民族了，从此以后，这个人口众多的民族就以汉朝这个强盛的朝代命名。当时的周边民族，也形成围绕中原地区的汉族而环列在东西南北的有序局面，并且明显地表现出对中原地区的向心力。春秋公羊学说的大一统观和变易观，就突出地包含民族的交流融合大踏步向前推进的极其宝贵的思想，并且预示未来民族间的隔阂、矛盾将完全消失的美好远景。春秋公羊学的进步民族观点，由于得到董仲舒的深入诠释而更加光彩焕发，《春秋繁露》中的有关篇章也因此而成为反映汉代这一历史性进步的具有独特价值的珍贵文献，并为后人打开了创造性地发挥公羊学通达的夷夏观的法门。汉武帝时期由汉初的无为政治向大有作为政治的转变，尤其给董仲舒构建公羊学说体系以直接的有力的推动。西汉初因承秦朝暴政和秦汉之际长期战乱之后，社会残破，生产破坏，经济凋敝，需要实行清静无为政策以恢复民力。文帝、景帝两世，成为历史上著名的休养生息时期。贾谊在文帝时已经提出“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的主张，确有先见之明，但当时却因社会经济的恢复尚未达到可观的水平和文帝谦让节俭的性格而未得实行。至武帝时代，经过七十多年休养生息，经济上已积累了雄厚的实力，这个民族像是憋足了劲的巨人，已经不再无为，而是要大有作为，鼓吹清静寡欲的黄老学说再也不合时宜，需要更换全新的哲学、行动的哲学。时代选择了儒家经典这一思想体系。汉初社会虽以黄老思想占主导地位，但在若干关键问题上，儒学已一再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刘邦接受“时时前说称《诗》《书》”的陆贾的建议，由任用武力转变为实行宽省政治；叔孙通制定礼仪，整肃群臣争功混乱的局面，建立起君臣上下等级分明的秩序；贾谊从儒家立场出发，主张削藩，打击诸侯王割据势力，为加强中央集权建立了大功。这些事实是对汉初诸家学说的最好验证，证明经过休养生息之后，为了巩固封建统治秩序和加强中央集权，儒家经典是最为适合的指导思想。而春秋公羊学说因力倡“大一统”，主张拨乱反正，“为后王立法”，主张“改制”，而成为最适合时代需要的学说，同汉武帝“夙兴夜寐以思”，冀图“兴造功业”的愿望正相应和。建元元年（前140）武帝即位，任命爱好儒术的窦婴为丞相、田蚡为太尉。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韩、苏、张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证明武帝登位伊始，立即表明尊儒的立场。窦婴、田蚡依武帝旨意，迎耆老宿儒鲁申公，议设明堂。建元五年（前136）置五经博士。元光元年（前134），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名。五月，复征贤良。董仲舒以“天人三策”应对，
发挥《春秋》之义，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受武帝赞赏。故史称：武帝“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如果说，儒家学说在武帝时代走向了政治舞台的中心，那么春秋公羊学则无疑地成为西汉中后期政治指导思想和社会指导思想的主角。董仲舒以毕生精力治春秋公羊学，既深得经典的阃奥，又自觉地适应时代的需要，大胆而成功地诠释《春秋》大义，构建了春秋公羊学的理论体系。他所大力彰显的公羊学说，虽然充满“非常异义可怪之论”，但由于符合先秦以来儒学内部的逻辑发展并且深刻体现了“改制”时代的要求，因而大盛于世，成为春秋公羊学说的第一个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