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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董仲舒传》赞引刘歆评价董仲舒云：“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一，为群儒首。”《儒林传》又载：景、武间传《春秋》者有公羊、穀梁两派。胡毋子都及董仲舒都因专治《公羊春秋》，景帝时同为博士。胡毋生“与董仲舒同业，仲舒著书称其德。年老，归教于齐，齐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孙弘亦颇受焉”。传《穀梁传》的学者则为瑕丘江公。“武帝时，江公与董仲舒并。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江公呐于口，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比辑其议，卒用董生。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汉书》的这两段记载虽然简略，却极明确地传达了如下重要信息：经过秦朝焚书、禁绝儒学的浩劫以后，儒家典籍散亡，学说传授几乎中绝。值汉初几十年的因缘际会，儒学重新获得非凡的生命力，并加快其复兴的步伐，至武帝时取得独尊地位。儒家的五经，确立了经典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不但为学者所宗从，而且是朝廷的指导思想，中国文化史上的“经学时代”从此开始，一直延续到晚清，相沿达二千年。一个学派的经典，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如此长期地居于意识形态的支配地位，这是世界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西汉景武时代起，《诗》《书》《礼》《易》《春秋》五部儒家经典，均有博士立于学官，传授各有其人，而《春秋》一经却无疑享有最尊显的地位，它令“学者有所统一”，并且为帝王所提倡，成为一代显学。对于《春秋》在西汉中期以后这种在政治上和学术上的特殊指导地位，前代学者也有中肯的评语，如宋代胡安国说：“武宣之世，时君信重其书，学士大夫诵说，用以断狱决事。虽万目未张，而大纲克正，过于春秋之时。”
《两汉三国学案》作者清儒唐晏也说：“凡朝廷决大疑，人臣有献替，必引《春秋》为断。”
总之，《春秋》在当时俨然是一部“圣经”，凡朝廷决大疑，大臣呈奏议，以至决狱判案，都必须引《春秋》为根据。这是西汉中后期“经学时代”正式生成之始特有的，堪称时代标志性的现象。历数把《春秋经》推向如此独一无二的尊显地位的有功人物，自然不应忘记景帝时将《春秋公羊传》著之竹帛的公羊寿，在齐地传春秋公羊学、身为朝廷博士的胡毋子都，以通春秋公羊学跻身丞相的公孙弘。而相比之下，功劳最巨、“为群儒首”的人物则是董仲舒。董仲舒因精通春秋公羊学，在向汉武帝对策中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为武帝所激赏。他精通五经，尤致力于春秋公羊学的传授，“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因而使春秋公羊学盛行于世。他写有关于春秋公羊学的多种著作，史书称“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
《春秋繁露》八十二篇，是流传至今的董氏的重要著作，书名“繁露”，即是对《春秋》发挥、引申之意。
书中可能有后人附加的字句，但其思想体系和基本内容出自董仲舒无疑。董仲舒先后任江都王相、胶西王相，后去位归家，修学著书，然朝廷有大议，常“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其对皆有明法”。董仲舒之所以能把春秋公羊学推向高峰，在当时被尊奉为“一代儒宗”，所撰《春秋繁露》一书能在思想史上产生如此巨大而久远的影响，关键就在于他根据时代的发展，创造性地诠释了《春秋经》的大义，从而为经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董仲舒为何能成功地推演《春秋》大义？他如何诠释和建构春秋公羊学说的理论体系？他的学说何以能在西汉政治领域和学术领域产生强烈的反响？董仲舒经学诠释的成功经验对后代公羊学者提供了什么启示？这些都是经学思想史上很有意义的问题，值得深入地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