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按照清代今文经学传授的统绪，龚自珍与刘逢禄是师生关系，前后薪火相传。然则很值得注意的是，龚自珍的公羊学观点并非完全得之于刘逢禄。实际情况是，刘逢禄与龚自珍，既有传授的关系，龚的观点又有自己业已形成的创造性，质言之，他的经学道路与一般经师恪守师承传授不同。正是由于这一深层原因，公羊学到龚自珍手里才产生质的飞跃。
清代公羊学的首倡者是庄存与。而到了刘逢禄，公羊学才得“复兴”。刘逢禄一再强调公羊学的绪脉是《公羊传》——董仲舒——何休，这跟孔广森抛弃公羊学说，自立“三科九旨”、混淆公羊家法恰成对照。刘逢禄又著成《春秋公羊何氏释例》《公羊何氏解诂笺》《发墨守评》《穀梁废疾申何》《箴膏肓评》《左氏春秋考证》《论语述何》等书，俨然成为清代公羊学的系列著作。刘逢禄重新彰扬公羊学说的核心——“张三世”“通三统”“大一统”诸大义。特别是《春秋公羊何氏释例》一书，将何休的注文作深入的开掘、系统的整理，总结成三十例，即有关公羊学三十个方面的问题，显示出公羊学说乃是有义理、有丰富例证、自成体系和义法的学说。堪称为清代公羊学说“大张其军”
。他已意识到时代在变，治法也应该变，“天下无久而不敝之道，穷则必变”。甚至重提汉代进步思想家所言“天命所授者博，不独一姓也”
，即天命不是永远归于一姓，如果政治败坏，那么天意就要改朝换代。但是，时代如何“变”，刘逢禄却不清楚。故刘逢禄的公羊学说有过渡性、二重性的特点。
龚自珍多次申明本人的公羊学说受了刘逢禄极大的影响。他写有著名的诗句：
昨日相逢刘礼部，高言大句快无加；
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
不过，龚自珍与刘逢禄会晤，立志抛弃烦琐考证之学，“甘作东京卖饼家”之年，已二十八岁。在此之前，他已写出了一系列有深刻政治见解和巨大批判意义的政论、学术文章。并且，要紧的是，在他少年、青年时代的几篇文章中，已经体现出鲜明的公羊学变易观点。著名的《乙丙之际箸议第九》一文（按，此文即写于嘉庆二十年〔乙亥，1815，龚自珍年二十四岁〕和嘉庆二十一年〔丙子，1816〕之间），已经精警地论述“世有三等”，并且预言“乱亦竟不远矣”：
吾闻深于《春秋》者，其论史也，曰：书契以降，世有三等，三等之世，皆观其才；才之差，治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别为一等。衰世者，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然而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
这是中国经学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以“治世——衰世——乱世”作为概括时代变迁的理论。龚自珍讲的“深于《春秋》者”，显指西汉公羊学大师董仲舒。董仲舒根据《公羊传》先后三次讲“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
的思想资料，加以发展，提出了“所传闻世——所闻世——所见世”的公羊家“三世说”。《公羊传》所言，是后来学者推演的“公羊三世说”的雏形，其中包含着极其宝贵的历史变易观点，人们可以据以发挥、划分历史不同的发展阶段。此乃形成了在中国经学思想史上具有独特光彩和具有远大发展前途的“公羊三世说”历史哲学的文化胚芽，能为后世学者提供观察历史、观察时代变迁的深刻的智慧启迪，且为他们准备了结合现实感受而一再进行创造性诠释的充分的空间。果然到了董仲舒，便将“三世异辞”之说作了重要的推进，初步显示出把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划分为所传闻、所闻、所见三个历史阶段的意向。按董氏《春秋繁露·楚庄王》篇所诠释，所见世，记事使用什么书法忌讳多，因而用词隐晦；所闻世，对于事件所造成的祸害感受真切，因此记载明确详细；所传闻世，恩惠和感情都减弱，因此记载简略。东汉的何休作了进一步的发展，总结了“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理论模式。他在《春秋公羊解诂》隐公元年注文中论述说：“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麤觕，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先详内而后治外；……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何休的这一诠释，是春秋公羊义理的重大发展，在中国经学思想史上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描述历史进化的理论，实在具有“集大成”的意义。
按照何休的理论，历史不但可以划分为具有不同演进特点的阶段，而且显示出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发展，包含有国家统一规模、文明程度和民族关系都越来越发展的丰富内涵，反映了古代先哲们冀求到太平世实现空前的大一统，民族之间平等和好相处的美好理想。
从《公羊传》的“三世异辞”说到何休的“三世”进化史观，既为龚自珍提供了极具激发创造活力的思想资料，同时又使他面临着理论与现实不相协调的巨大矛盾。在龚自珍的时代，清朝统治已经由盛到衰，在下坡路上急速滑落，土地兼并恶性发展，财富占有贫富悬殊，官场风气败坏至极，贪污贿赂公行，国家财政严重匮乏，社会危机四伏。如此剧烈变化的时代特点，要求感觉敏锐的思想家进行理论的新概括、新创造。儒家经典历来是各个时代的政治指导思想和学术指导思想，其中又蕴涵着可供各个时代有作为的思想家根据自己时代的特点进行发挥和再创造的内在机制。《公羊春秋》的“三世说”历史哲学及其“拨乱反正”“以经议政”的义旨即堪称典型例证。“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
在当时时代所提供的条件范围之内，不可能有其他更高的哲学指导，而只能在《公羊春秋》这部儒家经典内部找到恰当的命题进行大胆的诠释和精心的改造，使之灌输进时代的新内容，集中地体现时代的新特点。龚自珍正是自觉地担负起这一时代使命的杰出的经学思想家。何休的“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历史哲学在纵览历史和展望未来社会方向上是精彩绝伦的。但是若拿它来指导认识清朝统治由盛转衰的特点，则是扞格难通的。于是，龚自珍对它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他保留了三世变易的理论模式，而改造其内容，另外从中国思想史、史学史上丰富的关于治乱盛衰变化的思想资料中加以总结、提炼，提出了“治世——衰世——乱世”这一新“三世说”，作为指导观察晚清历史变局的崭新的今文经学—哲学思想。
因此，龚自珍这篇阐释自己独特的三世历史观的名文《乙丙之际箸议第九》，就成为嘉道时代社会危机深重种种景象的一次“聚焦”。龚自珍利用公羊学资料而锻造现实斗争所需要的哲学思想取得了出色的成果，昭示着社会的动向，标志着公羊学发展史上的巨大飞跃。在举世昏昏然如梦如痴的时候，他却深刻感受到危机四伏，忧虑憔悴、昼夜不安，为了唤醒人们而大声疾呼。他刻画衰世的种种特征：“黑白杂而五色可废”，“道路荒而畔岸隳”，“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从表面上看似乎仍然太平无事，而实际上却是黑白混淆，清浊不分，社会没有出路，真才遭受摧残。一旦出现有头脑、能思考、有廉耻心的“才士”“才民”，那班奸佞邪恶之徒立即用种种手段将之扼杀。“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因此他发出有力的警告：“乱亦竟不远矣！”龚自珍在文章结尾进一步描绘了一幅社会行将解体的惨状：
履霜之屩，寒于坚冰；未雨之鸟，戚于飘摇；痹痨之疾，殆于痈疽；将萎之华，惨于槁木。
只有置身于危机深重的社会现实之中，才会产生如此惨痛的感受！
推动龚自珍运用《公羊春秋》进行新的哲学创造的力量，是要为危机时代找出路。这就是他所说的纵观三千年历史的优秀史家，负有“忧天下”“探世变”的重任。《公羊传》的变易历史观与《周易》“穷变通久”的哲学观本来是相沟通的，龚自珍更把二者糅合起来。他在同一时期所写的另一篇著名政论中，即由此而深刻地总结出变革是历史的规律：
夏之既夷，豫假夫商所以兴，夏不假六百年矣乎？商之既夷，豫假夫周所以兴，商不假八百年矣乎？无八百年不夷之天下，天下有万亿年不夷之道。然而十年而夷，五十年而夷，则以拘一祖之法，惮千夫之议，听其自陊，以俟踵兴者之改图尔。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
这是对面临“衰世”，“乱亦竟不远矣”，治国者将怎么办的回答。龚自珍是从历史必然规律的高度来论述改革的必要性、迫切性，因而具有振聋发聩的力量。龚自珍生活在黑暗得令人窒息的时代，他决心以创造性发展的公羊学说为社会吹进一些新鲜空气，将这所密封得像罐头一样的黑房子捅开一个窟窿，透进一束熹微的晨光。他以“四不畏”自励：“大言不畏，细言不畏，浮言不畏，挟言不畏。”
他在进士廷试时作《御试安边绥远疏》便是效法王安石向皇帝上书，规划天下大计。自龚自珍及其挚友魏源开始，公羊学说便与改革封建弊政、变法图强的事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龚自珍上述思想基本上都形成于二十八岁与刘逢禄晤谈以前。那么，他的变革思想，对公羊变易历史观、“拨乱反正”等项大义的领会，是经由什么途径形成的呢？根据现有资料分析，主要有二端。一是，他的家世和经历，使他对清朝统治的腐败、官场风气的恶浊，有深刻的感受。龚氏三世供职礼部。其祖父龚敬身，任内阁中书、宗人府主事、礼部郎中。本生祖父禔身，任内阁中书军机处行走。父丽正，曾在礼部仪制司任职。自珍本人也获内阁中书职事。三世供职内阁、礼部，前后历经半个多世纪，得自祖父、父亲和其他老辈的讲述，加上本人亲身经历，使他谙熟内阁、礼部掌故，洞悉官场内幕。对于封建“衰世”时代官僚的投机钻营、趋炎附势、尸位素餐、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等痼疾尤有深刻的观察、体验。他二十三岁所写《明良论》四篇就是揭露官场种种积弊的名文。同时，龚自珍对外省民众生活情形也有所了解。在其二十一岁至二十五岁间，父亲先后任徽州知府、苏松太兵备道，他即随同在皖南、上海生活了数年。特别是上海地处东南险要，龚丽正以文官任兵备道要职，一时“高才硕彦多集其门”，使这位思想敏锐的青年有更多机会获教于地方名流，更多地接触典籍文献。《定庵先生年谱》作者极重视这段经历，评论说：“由是益肆意箸述，贯串百家，究心经世之务。”
二是，龚自珍禀赋极高，对周围环境感觉特别敏锐，有诗句：“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
他自二十岁以后，已形成“贯串百家”“博宗九流”的旨趣。他不唯对董仲舒《春秋繁露》进一步发展公羊经义有独特的体会，而且熟悉《史记》，对书中体现的公羊学观点很重视。晚年回答其子问如何习《春秋》《史记》，写诗云：“欲从太史窥《春秋》，勿向有字句处求。”
他对司马迁评价“《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等论述，心领神会。这些，与他对社会和官场的观察结合起来，决定了他走上发挥公羊学观点、对之进行革命性改造的独特道路。唯其龚自珍的治经道路与单纯从经师传授不同，公羊学说在他手里才会产生质的飞跃。晚清康有为原先倾向于古文经学，以后为了鼓吹变法、创立新学说的需要，而转向今文经学，走的也是与经师传授不同的独特道路。
以上评析龚自珍青年时代所写《乙丙之际箸议》诸文，发挥公羊学说，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它更紧扣时代危机的现实，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和批判精神，而不采用前辈学者作经籍笺注和区分类例的路数。同时考察了龚自珍独特风格形成的途径。这显然是探讨晚清经学思想史演变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不过，我们在此还应指出龚自珍向刘逢禄问学的意义。经过嘉庆二十四年（1819）向刘逢禄问公羊学说之后，龚自珍更加下决心以公羊学作为自己治学的旗帜，也从刘逢禄那里学习到治经上下贯通、以公羊学说贯穿社会历史问题的见识和气魄。